奇书网

保持对学术工作的热情答文艺报约陈定家问（第2页）

在高校演讲的时候，曾有研究生问我，为什么没有做人物研究，那个时期本不缺少值得写的人物。我说，那个时期的人物，即使我征引较多的人物，我的学识也不足以应对。此外，花几年时间写一个人物，需要那人物对我有强大的吸引。我还没有感受到这种吸引。进入“明清之际”，只写过两篇人物论，关于唐顺之、傅山。写《我读傅山》也如当年的写萧红，首先由于对象的文字的吸引。这无关于文字的好坏，甚至自己喜欢不喜欢，而是对那一种文字“有感觉”。至于何以“有感觉”，也说不清楚，或许属于所谓的“默会知识”的范围？这真的是一种不容易描述的经验。这种经验在我，并不常有，只能说是际遇，你与对象间的遇合，有某种神秘性。更多的时候，自己写得艰苦也让人读得辛苦。写作中的快感在我，是奢侈品，只能偶尔获得。借用了郭沫若的说法，大部分文章是“做出来”而非“写出来”的。说这些，只是由个人的写作状态着眼，至于学术价值，适用别的衡量尺度。

我曾写过题为“学术—人生”的随笔，题目太大，只触及了点皮毛。其实上面提到的每一本都有故事，甚至联系于“个人事件”，是自己“人生”的一部分。但我并没有写较为完整的自传的计划，也不会写学术自传，怕被现成的叙述方式诱导，将自己的学术经历简化，故事化。曾有台湾学者问我何以想到写“戾气”，对这种问题，我至今也仍不能有把握地回答。当时的那种直觉的背后，应当有长久以来经验的积累的吧，那些经验确实一言难尽。您看，对学术作为过程的“还原”、“重现”，谈何容易！

陈定家：对您的学术研究，已经有了不少的评论文字。我想知道您对于那些评论作何评论？

赵园：我曾经说过，无人喝彩，从不影响我的兴致。事实上，我还是听到了对我的学术工作的反响，不止喝彩声，也包括切中肯綮的批评，我对此心存感激。我感激关于我的现代文学研究的批评，即如王晓明、王培元、孙郁的评论文字；感激关于我的“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的批评，黄子平的，止庵的，刘铮的，江弱水的，等等。尤其触动了我的，是其中的几位对我学术作品中的“硬伤”的发现，止庵关于《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的，刘铮关于《想象与叙述》的。止庵曾私下里指出我书中的硬伤，令我汗颜，尽管他说得很客气，小心翼翼，惟恐伤害了我的自尊。我至今与刘铮不曾谋面，但他指出的我使用材料的讹误，实在让我惭愧。那种错本不该发生的。我当时想，这位批评者为了这篇评论文字，做了多少功课，包括版本方面的！竟然有人如此仔细地读我的书，愧汗之余，我仍然觉得快慰。

责任编辑是学术作品的第一位读者。《易堂寻踪》的责编张国功先生，《阅读人世》的责编王欲祥先生，都在编辑过程中发现过硬伤，使那些错在出书前得到了校正。由于知识准备的严重不足，出错几乎无可避免，尽管我已经如临如履。这些较我年轻的学人——学术作品的编辑也是学人——施教于我，不能不令我感激。

我的去年病逝的表兄，是我的亲属中最认真的读者，曾为《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列出“勘误表”（他用的说法是“修订表”），工工整整的两页。其中所勘之误，就有止庵先生指出过的。而我的表兄并非所谓的“学者”，不过是一个“读书人”。“读书人”岂是谁都能当得！

陈定家：您刚才谈到自己“得益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良好的学科环境”，能否就这个话题再谈一谈？

赵园：我得之于工作单位的，不如得之于“专业界”的多。这些年来人们将80年代过分地诗意化了。这种诗意化有其现实的指向，大家对此都心知肚明。但也应当说，即使80年代没有那样美好，那一时期的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在回望中也仍然有美好之处。王瑶先生，樊骏先生，严家炎先生等前辈学者的风范，他们扶植、奖掖后进的胸怀与气度，他们所创造的和谐的内部环境，不同世代学人间的互动互补，同代学人间的合作与此呼彼应——尤其京沪之间——实在令人怀念。那真的是一个生气勃勃的学术时代。

还记得王先生担任学会会长期间组织的两次“创新座谈会”。尽管第二次就有点气象衰飒，仍然贯彻了鼓励年轻学人的宗旨。我以为他们将作为学科研究对象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某种精神带进了学科，使学科充溢着青春气息和进取精神。这个学科在“文革”后的“思想解放”运动中，一度处于前沿，在后来的市场化过程中边缘化了。这固然由于时势的变化，也与学术界、专业界的生态有关。那一种境界已经不可追寻，成为了一段遥远的记忆。我们跟年轻的学人谈那段学科史，像是在“说古”，白头宫女说天宝遗事，这是不是有点可悲？

我的学术活动在那个生气勃勃的时期起步，得到了开放的学术环境的鼓励。一再听人们谈到，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学人“越界”的努力与取得的成绩，这也应当是这个学科的活力的一种证明。即使在走进“明清之际”后，我也仍然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保持着联系，不但有与年轻学人的交流，而且我的选题，关注点，至少有一些，是在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形成的。

陈定家：您曾经以《任道与任事》为题对“明清之际士人的参政意识”进行过独到的分析与阐发，您认为积极的政治参与，是有明一代士风的重要“面向”。我想问问，这种热衷于“任道与任事”的风气成因何在？影响如何？对于今天的知识分子来说有什么借鉴意义？

赵园：明代的士大夫决不像明亡之际的反省中所说的，“风痹不关痛痒”，只能“袖手谈心性”，他们中的杰出者绝不缺乏行动能力。梁启超就过，“他们里头很有些人，用极勇锐的努力，想做大规模的创造”（《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这种风气应当与学派比如王学的兴起、与明中叶以降的士风有关，也依赖于王朝政治所留出的空隙，提供的空间。明代士大夫活跃的民间政治（王汎森的说法是“下层经世”），就赖有上述条件。我感动于这种虎虎生气、昂扬意气与积极践履的精神，虽则我自己仍然更是“书斋动物”。

我关于明清之际士大夫的考察，政治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维度，与一个时期里“去政治”的取向相左。我的确关注那一时期的士大夫与政治，与王朝政治，与民间政治，关注他们在有关的实践中的担当，这种担当的极端的严肃性，考察中时有感动。我从来没有那种以政治为“污”的洁癖，即使在刚刚经历了“文革”的那时候。我关心的更是政治中的人性，当然也包括人性的扭曲、变形，却不赞同由此而引出的极端的结论。

我在最近的一次演讲中，谈到社会组织即NGO，认为社会组织、民间机构的兴起，是中国的希望所在，无论较为高端的书院、读书会，还是从事社区服务的志愿者组织。我不以为知识人都应当“任事”，对能“任”善“任”者却一向怀了敬意。人文知识分子仅仅有“人间情怀”是不够的。既能“坐而言”，又能“起而行”，或许更近于完整意义上的“知识分子”。

陈定家：您曾说学者对研究对象的选择应注意这样一些问题：一是是否能够激发研究者热情；二是是否具有挑战性；三是对研究者知识积累是否有所助益。您能否结合自己的相关研究更具体谈谈这方面的看法？

赵园：“人之患在好为人师”，不幸我常常不能克制说教的冲动，倚老卖老，对身边的年轻学人耳提面命。您总结的那些意思，的确是我常常说到的。我对他们说，希望他们的选题“能够激发自己的研究热情”。有热情，就有可能使学术工作不只是个“技术活儿”，所做的活儿也少一点“匠气”。

我也对他们说，希望他们的选题具有挑战性，有一定的难度，迫使自己克服尽可能强大的阻力。我以为学术工作者有必要始终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限度，同时挑战极限。这并不矛盾。发现自己的可能性，释放潜能，或者最终不过证实了自己的有限——那又有什么不好？这正应当是以学术为“志业”者的常态。要避免轻车熟路。作学术也如搞创作，忌“熟”忌“滑”。无论变换领域，还是改变具体的研究方向、方式，都有助于避免“熟”、“滑”，打破已经形成的研究格局与路径依赖，使自己的研究不断开新生面。

我喜欢引用的，就有孔子所说的“为人”、“为己”，“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孔子所谓的“为己”、“为人”，语义、旨趣与我们通常的理解不同。我们所受的教育，是肯定“为人”而否定“为己”的，孔子却提倡“为己之学”。我将“为己”理解为完善、提升自己。事实上，这种“为己”，也有利于持续保持对学术工作的热情，使你更有动力寻求挑战。

我们的学术工作已经越来越功利化了，方式也越来越像流水线上的作业。这很可怕。这种功利化正在戕贼学术的生机。我还看不出这种情况有改变的希望。

陈定家：您的著作能把理性思辨、逻辑演绎和散文笔法较好地结合在一起，这种表达方式赋予思想史以诗哲交融的艺术魅力。您的这种叙述方式的形成，是源于自身的学术素养？还是得益于研究对象的激发？或者还另有其他原因？

赵园：我在拙著《想象与叙述》附录的《论学杂谈》中，比较完整地表述了关于“词章”以至学术文体的想法，大致意思是，对于学术作品，文体绝非最重要的，却又非无关紧要。学术作品不讲究文体，已是常态。令人不能卒读或不知所云的文章随处可见，真是一个问题。在文学专业从业者，这种情况与审美能力普遍下降“正相关”。年轻学人关注的是“观念”、“问题意识”，文本成了可有可无的。我对此不能不忧虑。

我自己的文字敏感，得益于早年的阅读，与我经受的语文教育也不无关系。我的阅读起始较早，早在小学高年级，就开始阅读苏俄文学，包括契诃夫、果戈理。那种阅读对于我的影响是终身的。我感激我的父亲对我的阅读不加限制。他似乎很信任我当时的理解能力。也是在那一时期，一半由于兴趣，一半因了虚荣，我很看重语文课的“作文”，在意对我的“作文”的评价，较早地养成了推敲文字的习惯。

从事学术工作之后，继续阅读与写作，写作中受到了研究对象的影响。在专业写作中，我会不自主地向对象靠近。也因此，《北京：城与人》或多或少沾染了“京味”，在我的学术作品中比较特别。我以为文学研究者既然以文学作品为对象，即使文字训练不足，也有机会在文学阅读中弥补，只要你真的有这种意愿。

陈定家：有人说，就像钻石和黄金多出产于地质断层一样，伟大的诗人哲士也多出生在“历史断层”。明清之际，多灾多难，大开大合，是一个典型的历史断层，“国家不幸诗家幸”，苦难使思想生辉。这个时期的文学与文化，原创或许不如先秦，气象也略逊于汉唐，但就文化的复杂性和丰富性而言，明清之际自有其独特魅力。您是这个领域的学术行家、大家，数十年沉醉其间，倾力经营，早已硕果累累，但仍被期待推出更多新的成果，因此，我很想听您说说，您的研究现状如何？下一步有何打算？

赵园：我正在做的题目，以明清之际士大夫为中心，讨论古代中国的宗族，家庭，人伦关系，尤其父子，夫妇。对于伦常，我在做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时候就感兴趣。《艰难的选择》那本书中，就有《五四时期小说中的婚姻爱情问题》、《现代小说中宗法封建性家庭的形象与知识分子的几个精神侧面》、《中国现代小说中的“高觉新型”》这样的题目。进入“明清之际”，已经写到的，有君臣，兄弟，朋友，师弟子。近些年，还一直关注着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伦理层面的变化，尤其乡村。这也是我的学术工作贯穿性的线索之一。

与此同时，我已逐步将主要精力转移到完全不同的另一方向，今后会写一些更与当代史相关的题目。我最近还在一篇关于“老年”的随笔中，提到了“衰年变法”。衰年而能变法，更难能也更值得追求。我还想试试自己的力量，看还能做点什么不同的东西。

任何人都有限度，学术工作者尤其如此：思想能力会衰退，感觉（包括文字感觉）会钝化，写作冲动会减弱等等。因此我事实上是在抵抗，抵抗这一“自然进程”。这或许是无望的挣扎，但挣扎、抵抗一下，总比听任自己衰退要好的吧。其实不止到了垂暮之年，学术工作者在其“学术生涯”中始终需要抵抗，抵抗怠惰，抵抗浅尝辄止，抵抗学术疲劳，抵抗世俗所以为的“成功”的**。学术工作的艰苦与寂寞，使你不能不抵抗。而你的力量不也正在这抵抗中？

2013年11月

原载《文艺报》2013年1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