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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庄氏史狱中的若干涉案人物（第2页）

案发那年查继佐已六十二岁。仅由门人所撰年谱及《东山外纪》看，查继佐的“劫后余生”并不惨淡，以至像是不适用“劫后余生”这说法。查七十六岁“终于正寝”，一生有女人缘，有石缘（查氏嗜石，有大量收藏），有贤妻及追随左右的门人，晚年颇不寂寞，与吴炎、潘柽章的非但未尽其才、且未克享其天年，自不可同日而语。

查、范、陆与庄氏史狱有关的故事，到这里还没有完。

谈迁《国榷》张宗祥的《题记》，提到谈与查继佐“若不相识，各无一语及之”，对此的解释是，谈氏在庄氏史狱前早已谢世，“而查氏既经史狱，幽囚二百日之后，虽奋笔成书，不欲表暴于世，深闭固拒，以史为讳”，由此推想谈迁的那部大书，也只能“铁函深井，藏之已耳”，哪里敢引以贾祸呢？

事实却是，查氏并不曾被史狱吓退。他化名“左尹”的《罪惟录》，系纪传体明史著作，《东山自叙》说写作该书，“始于甲申，成于壬子”，历时二十九年〔12〕，史狱即发生在此期间。查氏的自叙不讳其事，且说因此狱而“改书名为《罪惟》”，还说此书“得复原题之日”（按原题为“明书”），也就是作者“得复原姓名之日”。至于题作“罪惟”，据说取孟子知我罪我之意（参看谢国桢同书卷一六《大狱记》条）。因史入狱，本应对史事避之惟恐不及的，却偏要撰史不已，也可以证明其人的倔强的吧。年谱将查氏著《鲁春秋》系于康熙四年，史狱获释不过两年。查氏在那本书的自序中写道，“鲁春秋”非止鲁之“春秋”，乃唐、桂、鲁之“春秋”；尤一再致悼于张煌言，更据张的事迹著《范澳供》。“范澳”在东海中，张煌言于此被清军俘获（参看《查继佐年谱》康熙四年）。其人的不能忘却故明，这一段心迹，倒像是惟恐不为人知晓。〔13〕钱谦益有《初学》、《有学》二集，查氏则著有《先甲》、《后甲》，“甲”即甲申。两个人都以此暗示其人生断为了两截。但无论钱还是查，前后两截，都似断犹连，是不难看出的。

你不能确知查氏的上述著述曾在何种范围流传。浙江古籍出版社版《罪惟录》的《前言》，说传世的只有吴兴嘉业堂藏的手稿本，后商务印书馆据以影印入四部丛刊三编。但由《东山外纪》看，查氏本人未见得以为有必要将其著述藏之某山或沉之井底。庄氏史狱后，又有方孝标、戴名世的《南山集》案。可知虽杀戮之惨，仍不足以儆戴名世之流。但杀戮仍然有效。全祖望一再讥毛奇龄在《南山集》案发后的表现（见其《萧山毛检讨别传》、《书毛检讨忠臣不死节辨后》，分别见《鲒埼亭集》外编卷一二、卷三三），刻画毛的反应过度，为了避祸而不择手段，大可作为文字狱导致士大夫“精神意气斫丧”之显例——当然也可能此人原本委琐。但倘无那一番惊吓，或许不至于如此不堪的吧。

值得注意的是，有清一代著名史家和当地人士对此案的持续关注。《费恭庵日记》一类记述，几乎与事件同步。全祖望、杨凤苞、傅以礼更惟恐事件湮没在了岁月中，搜访、记录如恐不及，似乎将此案作为了须反复品味的创伤记忆。一再书写，固然使“事件”在时间中延续，避免了被当局删除、抹去，而有力者的书写当这种时候，尤其有助于“伸张正义”。

全祖望说过：“残明甬上（按即宁波）诸遗民述作极盛，然其所流布于世者，或转非其得意之作，故多有内集。夫其‘内’之云者，盖亦将有殉之埋之之志，而弗敢泄，百年以来霜摧雪剥，日以陵夷”，其“秘钞”“半归乌有”（《鲒埼亭集》外编卷二五《杲堂诗文续钞序》）。他本人所以孜孜搜求，无非为了抢救这段“历史”。而全氏的集子，系其弟子董秉纯所编，编纂之法，也仍然“从明季遗民文集之例，分内外两集，凡涉禁忌者，多列为外编”（谢国桢《晚明史籍考》卷二○《鲒埼亭集》条）。与庄氏史狱有关的文字，却又不尽在“外编”：《陆丽京先生事略》就收在内编。

傅以礼所辑《庄氏史案本末》后出，序称该书所集，“皆同时目击者所记”，辑录的原则是并存异说，因此不免前后重复、牴牾。由我的角度看，该书除个别篇外，未注明材料来源，亦未作考辨，使用确有不便。《南浔镇志》周学濂序，说有人批评该书“间有异同并列，无所折衷”，解释说“此公羊子所谓传闻异辞也”。这确也可以是一种解释。

尽管清代史家关于庄氏史狱，留下了篇幅可观的记述，由近人、今人的兴趣考涉案诸人的心迹，却仍然困难。也因此留在故纸上的蛛丝马迹、只言片语都值得推敲。你会相信仍然有未揭之秘，有不可能还原的心理事件，不能修复的“真相”；而如上文说到的，今人倘代古人设想，确有可能更远于“实情”。

此案的关键人物，“首告”且因此立案的吴之荣，在诸种记述中均为奸邪小人，阴贼险狠，血债累累。据傅以礼《庄氏史案本末》，吴之荣曾任归安知县，“有才而敢作敢为”，坐赃，“遂至湖州，择人而噬。富民大家，卧不贴席”，“在湖三年，所诈之赃约数十万”（卷上）。杨凤苞《钱瞻百河渭间集选序》则说吴既贪且狠，“时比之国狗之瘈”（按即疯狗）。据该文，吴氏构陷钱价人（瞻百），确与魏耕“通海”案有关。由此看来，祁六公子（即祁彪佳之子祁班孙）的长流宁古塔，也与吴之荣间接相关。该案使钱价人“坐惨法死于杭”，籍其家，吴之荣因“首告”而“得其家之半以去”，钱氏“累世显宦，家富不赀”，至此遂破，“妻子徙边”，弟长流宁古塔。时康熙元年二月。同年秋，吴即首告庄氏，引发史案。〔14〕由此看起来，吴之荣称得上那个时代发人命财的“首告专业户”，且因以致富，不止于“人血染红顶子”而已。

而庄氏史案中，发人命财的不仅有吴之荣。据陆莘行所记，其家“近邻许周父，平素待之甚厚，此际手持糨一盂，于门上遍贴封条，且曰：某某系某人子，不可放；某某系某人仆，急宜追絷。官喜其勤，取我家布二匹、米三石与之，令为向导，同捕役进京逮三叔父……后事解，此人惶愧欲死”（《老父云游始末》）。这应当是莘行以七岁稚龄体会到的世态炎凉。至于吴之荣式的“构陷”、告讦总能得手，自然赖于清初的言论环境。杨凤苞所记孔孟文，是魏耕“通海”案的另一告发者，也如吴之荣，无非借刀杀人，借清当局的刀，杀略有怨怼或仅只没有满足其欲求的人（《书孔孟文事》，《秋室集》卷五）。至少在本文所写的年代，这种人的确说得上生逢其时，夤缘时会。

关于吴的下场，莘行的说法是，己巳夏，其人“发恶疾，骨存于床，肉化于地，颈断而死”（《老父云游始末》），似乎更宜于读作诅咒，所谓“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而无关乎“事实”。作恶多端的吴之荣，要死得如此离奇，才足以大快人心。傅以礼据魏源《圣武记》，说朱国治于江南奏销案中，罗织缙绅生监万有二千，“凡欠课一二钱者，尽罹法网”；三藩变起，吴三桂对云南按察使知府以下抗节不屈的官员，皆拘禁不杀，独首杀朱氏，“未必非因其素失众心，杀之足以为名也”（《华筵年室题跋》卷上《辛丑纪闻》），也是一种报应，较为可信。

孟森分析明清史料，总能洞见情伪。他说清代帝王“将祖宗徼惠于明之史实钳制忌讳，颠倒耳目者二三百年。帝王之用机心，刻深长久，为振古所未有”，其用心“如是之深且曲”（《明烈皇殉国后纪》，《明清史论著集刊》上册）。同篇还说，“戴南山之见杀，惟以所叙清初事太切实，不稍回护”。所谓的“不讳之朝”，自然是大大的讽刺。纵然如此，对文字狱的结果，仍然不宜想象过度。限于技术手段也格于行政效率，那个时代对文字的管控，总不能如近代的彻底；而力图掩盖的事实，其痕迹也有极力擦抹而终不能净尽者；更难以如当局所愿地“封杀”某人、某项议论；虽“禁毁”也不大容易做到片纸不存。天网恢恢，百密一疏。顾炎武、钱谦益的文字均流布较广；其人与吴炎、潘柽章有关的书写，想必不至于藏之箧中，而有一定的传播范围的吧。由此也可知其时文网虽密，还不能密到以史狱为禁忌性话题，使人人噤声的地步。潘耒为其兄遗作《松陵文献》撰《后序》，说潘柽章死后，“藁本流传人间，争相珍秘。康熙甲子，或言于邑令，请改修县志，三月而遽成。乙丑春，耒归自都门，有言新志全用亡兄之书者”。他发现果然如此，说自己“不怪其蹈袭，但不应略不载吾兄姓名，绝不言本某书，有似取人之物而讳言主名者”。《后序》撰于康熙三十二年腊月，应当已在为其兄“昭雪”之后，不但吴、潘二子的名氏已不被忌讳，甚至潘耒明确提出了“载吾兄姓名”的要求。孟森《书明史抄略》说，庄氏史案“因得祸甚酷，举世反甚愿见私史原文，以餍好奇之心”，故有人作伪以迎合此种需求。这样的社会心理，不正是古今所同？

也是孟森，发现乾隆年间《闲闲录》一案，蔡显受戮，其门人二十四人罹祸，藏蔡氏所撰《笠夫杂录》的，为该书作序的，却也是蔡的门人。“从文网稠密之中，不忘师友之谊”，可见“当时风俗之厚”（《〈闲闲录〉案》，《明清史论著集刊正续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孟氏更发现《笠夫杂录》竟然就是蔡氏因而被难的《闲闲录》之变身，不过“次序略异”而已。“已成大狱，而门人犹改其名以刊行之”，“亦见蔡氏门下之笃念其师，不计祸福也”（同上）。上述事实，固然证明了其时风俗之厚，严酷血腥中依然透出的一缕温情，却也证明了文网的百密仍有一疏。吕留良、戴名世著述的流传，也应既赖有风俗人情，也赖文网的空隙的吧。〔15〕至于全祖望，孟森的说法是，因文字之狱，“故雍、乾间文士，罕涉前明遗逸事者，惟全谢山乃毕生专述明、清间事实，亦未遭祸，殆有天幸”（《〈闲闲录〉案》）。难以解释的是，“天”何以独“幸”全氏。

在一再的肆行杀戮之后，有清一代对于“违碍”文字，像是确也有了“区别对待”的一套规则，勉强可以看作发生在时间中的细微变化。乾隆间编次《违碍书籍目录》，据谢国桢《晚明史籍考》，“四库馆查办违碍书籍条款云：查各省解送违碍书籍，除字句狂谬，词语刺讥，必应销燬，及明季国初人诗文集内有触悖者，其全书即不应存留外，其余有应行分别办理之处，谨拟立条款，开列于后……”（卷二三《违碍书籍目录》条）由该书所录诸条，也仍然可感其时言论环境的肃杀。

本文开头就说到了庄氏史狱牵连之广，涉案人物自不止上文提到的几位。列名“参阅”的二十四人，据翁广平《书湖州庄氏史狱》，某人剖棺剉尸，某人投水死，某人逃匿海滨为僧，各有故事。倘据此案编写情节剧，另有一些相关人物，如杨凤苞专文写过的李令晳、茅元铭、朱佑明诸人（见《秋室集》卷四、卷五），或更能增剧情的曲折。因与本文的宗旨无关，关于这些人物，也就不一一讲述了。

2013年3月

本篇写出后，蒙庆西告知，黄裳先生曾写过《查·陆·范》一文，发表在1986年第3期《读书》杂志上，后收入《榆下杂说》一集。庆西还发来了该篇中的部分引文，正出自我未读到的范骧的儿子范韩的那本《范氏记私史事》。此书应非黄裳先生的独家收藏，只是我未认真寻访罢了。

注释：

〔1〕陆莘行该篇后有丁绍仪附记：“是记篇名‘老父云游始末’，乃钱塘陆丽京高士女莘行记。”本文即用此篇名。

〔2〕关于所称“节士”，参看《顾亭林诗笺释·解题》：顾氏“于友朋特加冠称者，‘处士’最多，‘高士’次之……称‘节士’唯吴、潘二子，盖痛其死难也。然作此诗时，尚在吴、潘死难前八年，故疑‘节士’之称，乃定稿时所易”。按张穆《顾亭林先生年谱》将此诗系于顺治十三年。张谱，《续修四库全书》史部传记类。

〔3〕参看潘耒《国史考异序》、《松陵文献序》。对潘柽章的《国史考异》，顾炎武说自己“服其精审”（《书吴潘二子事》）。我在关于明清之际的文字中曾征引《考异》，以之为遗民而不为故明讳的一证。那正是严肃矜慎的史家态度。

〔4〕谢氏《晚明史籍考》卷一六《大狱记》条：“又潘、吴二子合作今乐府凡数十章，庄氏或取材其书。”

〔5〕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引《粤东遗民传》：“杭州陆圻东南名宿也，出家十余载，初名法龙，字谁庵，及入粤谒函罡于丹霞，函罡为易名今竟，字与安，使掌书记。”（中华书局1982年版）则陆氏为僧为道，时人的说法已不同。

〔7〕陆圻之女莘行说，吴之荣曾欲观查氏的女优（家妓）而不得，“憾甚”（《老父云游始末》），或可为吴对查“一口咬定”作注脚。但收入傅以礼《庄氏史案本末》的文字，也有另外的说法，如说吴之荣“专恨”庄、朱二人，与其余参订诸人并无仇恨，“故将序文及参订诸人数页俱扯毁”（卷上）。则吴本无意将吴、潘及查等置于死地。

〔8〕翁、王、钮、蒋的有关文字，见《查继佐年谱》附录二。至于《费恭庵日记》，更说此事并非得之于街谈巷议，乃自己的朋友面询查氏获知。

〔9〕《南浔镇志》录《费恭庵日记》，按语说吴骞所著《拜经楼诗话》的说法依据查继佐《敬修堂同学出处偶记》，在那里查本人否认了与吴六奇（即所谓“雪丐”）有关的传闻。魏源、徐鼒均以此传说为失实（《查继佐年谱》附录二《考辨二则》）。谢国桢《晚明史籍考》卷二二关于《觚剩》，说：“如所记查继佐遇雪丐事，雪丐即吴六奇，降清后，官至广东总兵，曾镇压闽、粤农民起义抗清者也。惟其文近小说，间有传闻失实之处。”与查、吴有关的不根之谈尚不限于此。如关于为人艳称的吴赠查“绉云石”一事，亦系杜撰（《查继佐年谱》顺治十六年）。

〔10〕年谱所记查氏于狱中所得种种关照，可知其处境不恶，非止未受刑而已。陆莘行《老父云游始末》也写到案发后戚友父执的竭力救援。三人获释，确有奥援，尽管未必出自吴六奇。

〔11〕陈寅清《榴龛随笔》也说对所赏赐财物，“三人皆不受”（谢国桢《晚明史籍考》卷一六《榴龛随笔》条）。

〔13〕谢国桢说，《罪惟录》一书，“凡南明诸王皆列入本纪，弘光朝仍用南明年号，其惓惓故国之意，虽罹重辟而不悔者，于此可见”（《晚明史籍考》卷一《罪惟录》条）。

〔14〕李慈铭《荀学斋日记》关于《秋室集》，说将祁班孙牵连流宁古塔的“魏耕通海”一案，与庄氏案“皆发难于”吴之荣，全祖望关于祁班孙、魏耕的文字中“时月事迹”的“舛误”，也赖《秋室集》中《书孔孟文事》、《钱瞻百河渭间集选序》而得订正（谢国桢《晚明史籍考》卷二○《秋室先生集》条）。

〔15〕孟森《〈闲闲录〉案》一文中说，到康熙末《南山集》案，“文字之狱始起”，与顺、康间不同（同书）；但庄氏史案正在顺、康间。孟氏《〈字贯〉案》引乾隆四十二年上谕，中有“书中所有参阅姓氏，自系出赀帮助镌刻之人，概可免其深究。朕于诸事，不为已甚”云云（同书），是否可以理解为以杀戮“参阅”、“出赀帮助镌刻”者为“已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