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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向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属偶然但也像命运答南方都市报李昶伟问（第2页）

赵园：人生没有什么严酷的经验是不能面对的。我的态度或许得益于鲁迅的影响，比如“直面惨淡的人生”、“前面是坟”之类。至于一再说老，是因为我自己老了。我随时觉察着自己由皮肤到文字一点点地风干。由最初的惊心动魄，到习为常态，也是一个过程。你学会了面对人生的严峻，调整心态，平静、平和地面对生理、心理状态的诸种变动。我说过，从事学术工作的便利之一，是有可能细细地体验发生在自己这里的变化。其实在你提到的那两篇随笔之前，我已经一再写到对于老衰的体验，以致让王晓明感到不解；也一再写到我所见老人，希望吸引别人去看这一片最惨淡的风景。顾颉刚、吴宓、归有光、王夫之等人的说法，不是从网上搜来的，是读书中遇到的。带一些题目、问题读书，就可能有不期之遇。

至于“戾气”，有一点不同，并没有“问题”在前，只是遭遇了王夫之、钱谦益那些人的言论，将我的感受、经验点醒了。我强调材料刺激思考，也有自己的经验根据。接下来，是在这一方向上的继续扩展，梳理有关的线索，思路渐次形成。那些不同材料间的关联，当然是我发现的。

文学阅读会使你体味他人的苦痛，这或许也是一种代价。在我，无论读古人还是读近人、今人，都不免要设身处地。过于投入有可能影响了判断，但我仍然不能欣赏那种经由理论化、观念化而将历史合理化的态度，会随时想到历史中的人，他们的啼笑歌哭，他们的欢乐和伤痛。

南都：您在不止一处提过对学术作品中“元气淋漓”状态的肯定，您是否觉得生命力的缺乏是今天知识生产现状中的迫切问题？

赵园：今天知识生产中的迫切问题太多，生命力的缺乏只是其中之一。我欣赏文学、学术作品中的元气，却不愿拿这个对年轻学人说法。陈义过高，只能让他们无所适从。他们面对的问题比我们当年严峻，首先是求职；千难万难谋到了与学术有关的职业，即刻要应付的，是“量化评估”一类压力。而我们幸运的是，读研期间还没有实行“学分制”；从事学术工作直至退休，不曾受到“量化评估”的威胁。我们都很努力，有一种把耽误了的时间补回来的紧迫感。即使这样，有没有上面的那种压力，也是不同的。这就像我尽管仍然在继续已有的研究项目，颈项上没有了某种轭，状态会不太一样。

现在的事实是，教育、科研体制一致鼓励功利化，鼓励那种“制式”的写作。输入关键词——网搜，下载——组织、拼贴，对于这一套，不少年轻人读研期间就已经操练得很娴熟。经了这种训练，恐怕此生不会也无意于保存什么“元气”，更谈何“淋漓”！有一段时间，作家们喜欢将写作说成“码字儿”，多半是自谦。如果他们干的活儿真的只是“码字儿”，那还是去干点别的好。

我得说明，我并不简单地反对学分制、某种“评估”甚至“工程”，因为我发现，没有外部的压力，又不肯给自己压力，使我的有些年轻同行失重。我所在的研究机构，确有一些年轻人在这样地将自己“混”老：是不是对不住纳税人供给的衣食？你看，我常常这样地与自己辩难，在不同的方向间游移不定。

南都：如何找到灌注自己生命体验的学术对象，您对年轻的研究者有什么建议吗？

赵园：这似乎属于那种不大可能传授的“经验”。你得先有“生命体验”，有一些刻骨铭心的感受，然后才有机会与那个对象相遇，将自己的生命体验“灌注”。大家都在生活，人文知识分子还需要思考生活。这无疑会增添生存的负担，是必要的付出。我不想过于强调经历对于学人的意义，似乎非要经受了大苦大难，才能做出有深度的学术。我在王夫之那里，读到的是艰难“疢疾”之于人的斫丧，而不是贫贱忧戚“玉汝于成”。

我不熟悉新科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门罗（一译芒罗）。由报道看，她生活在加拿大的小镇，身份之一是家庭主妇，想必没有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那种非常经历。这不妨碍她对人类普遍经验的深刻体认。对于年轻的研究者，我的建议仅仅是，认真地生活，观察周围的人事，由日常生活中磨砺洞察力，理解力。

对于周围的年轻学人，我并不苛求，只希望他们能做合格的学术，当然合什么“格”，要看他们的标准；我建议他们“取法乎上”——何者为“上”，也仍然取决于他们自己的眼界。

南都：您的明清之际研究中，士与他的时代之间的紧张也是触及的问题之一，就您的经历而言，您觉得学者如何面对与自身时代的紧张？

赵园：明清之际的士大夫面对与自身时代的紧张，因应之道是因人而异、因时而有不同的，并没有一致的对策。尽管当时有苛论，甚至责人以死，但也仍然有空间，有可供选择的余地。有人作激烈的抵抗，也有人洁身自好；有的先抵抗，后退守，守住自己认为的那条底线。黄宗羲、王夫之都是由抗清前线退下来专心著述的。如果没有他们的著述，也就不会有我的“研究”。更有一些有经世之志的儒家之徒，即使朝代更换，也仍然以生民为念。我不想在这诸多选择中区分高下，却要说我欣赏那种无论在何种境遇中都不失“民胞物与”的情怀、致力于培植生机的真正儒家之徒的品格。他们在与自己时代的紧张关系中创造了与世界交流的独特方式，创造了有价值的生活、个人生存的深度，而不是总在抱怨生不如死。我乐于感受他们的文字所传递的温度，那种对于人间世的温暖感情。要知道那时的舆论鼓励的是极端、甚至表演性，而我欣赏的更是以处常的态度处变，或者说处变而不失常度。

南都：关于老年问题，特别是农村老年问题，您曾经关注农村老人自杀率居高不下，农村伦理状况变动的现象，并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提出针对农村老人老有所养的提案，您如何看待知识人现实参与的问题？

赵园：在现有的体制下，一个普通公民实施有效的干预，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政协委员也一样。但尽力做一点事，发一点声，是必要的。尤其代那些沉默的弱者发声。记得八九年前在广东考察，曾有记者找我夜谈，希望能继续发声。她的话我至今记得。

但我的原则是，将学术工作与“现实参与”区分开来。我不在学术作品中旁敲侧击，我以为那种“参与”方式势必损害了学术，不合于学术工作者的工作伦理。我会尝试用别的方式“参与”，比如你刚刚提到的《关于“老年”的笔记》。我发现这两篇随笔引起的关注，比我的提案要大。问题在那些社会现象是否真的让你牵肠挂肚，至少，对那些“社会问题”你是不是真的在意。

南都：您在此前的一次访谈中曾提及新的学术转向将转向当代，可否谈谈从明清之际转向当代的考虑是什么？是什么吸引了您作此调整？

赵园：转向当代，指的是处理当代史的某些问题；不一定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写作，但一定会继续严守学术工作的伦理规范，不会图一时的快意，意在博别人的喝彩。在我看来，这也是学术工作者应当有的操守。

我一向认为人文学者对于自己生活的时代和社会负有责任。当然尽此责任的路径不妨有因人之异。做好自己的专业研究也是尽责。我不愿将自己的选择道德化。看到有些未必能严守医德的医生，也在马路边摆摊儿“学雷锋”，就会想，他不如先将每天的应诊做好。

例行问题：

南都：对您影响最大的书有哪几本？

赵园：对我有过影响的书很多，但由一生来看——我已经度过了大半生，可以这样说了——对我影响最大的书，仍然是《鲁迅全集》。看到过“关键之书”的说法。鲁迅的著作，正是我在关键时刻所读的“关键之书”。

南都：您认为要做好学问最重要的是什么？

赵园：或许是一种所谓的“意志品质”，即沉潜，坚毅，《尚书·洪范》所谓的“沉潜刚克”。不止对于学人，对于人，我也看重这样的一种品质，气质。

南都：目前为止，个人最满意的著作是哪一本？

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尽管这本书由严格学术的尺度度量，毛病很多，甚至有“硬伤”。

南都：您的工作习惯是怎么样的？

赵园：在这方面我没有怪癖。我的主要工作时间在白天，不像有些同行那样习惯于熬夜。上午写作，下午读书、做笔记，为写作准备材料。我的工作方式的特别之处，或许在大量做笔记。最终成果往往不是一气呵成，而是零碎片段的笔记拼贴而成的。此外，我往往要对文稿反复修改，用的是减法，即删节。

南都：除了做学问外，还有些什么样的爱好？

赵园：曾经兴趣广泛，喜欢看电影，偶尔看美展，迷恋民族音乐。保留至今的爱好，或许就是看电影了——当然有我的选择标准。看故事，看人物，也看表演。有时看的更是表演，对出色的表演很享受。老人渐就枯槁，删繁就简，减少一些兴趣是正常现象。

原载2013年12月19日《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