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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 水民风人物（第3页）

〔25〕孟远撰《陈洪绶传》，说其先河南人，宋南渡，徙居诸暨，到陈氏已历十余世（《宝纶堂集》）；唐顺之《华三山墓表》说华氏“当宋南渡，始自汴徙无锡”（《唐荆川文集》卷一一）——不过手边现成的两例。据葛剑雄主编《中国移民史》，南宋临安“移民的76%来自今河南，其中绝大多数又来自开封，并往往是在南宋初年随高宗迁入的。受开封移民影响，临安在经济生活、社会风俗和语言等方面都极像开封，似乎是将开封城搬到临安”（卷四，280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据同书关于《宋元学案》中北方籍传主的迁移与分布的统计，北方籍学者迁入江南的一百多人中，迁出地大多为河南（参看同书485～486页）。当然，迁出地未必即原籍。

〔26〕宋代开封的行市有“文字行”，据说即书籍行，杨宽认为是东京新兴的行市之一，他猜想，“宋代或称书籍铺为文字铺”（《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275页）。关于北宋开封的书籍市场，参看该书339页。

附录我与开封

——在“开封：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稿

我提交会议的，是一篇较长的随笔，其中堆砌了一些未经消化的文献。其主题之一，是水。或许正因生长在干旱的中原地区，有与水有关的情结。“文革”期间所写文字，仅余的，是1975年的一组书信体散文，第一篇写的就是往返于北京、郑州之间，由京广线过黄河时的心情。“文革”后期在郑州教中学，不止一次，或与父亲或与朋友，骑自行车到花园口看水。我以生长在这条大河边为幸运，迷恋水纹、水色、水气、水声，迷恋水的温润。当然，对黄河的一往情深，是赖有培养的，包括文学艺术的培养，其中有所谓的“家国情怀”。近十几年来，两度到壶口感受震撼。这一份感情，相信为中国人——至少某几代中国人——所特有，不能与外人分享。

古代中国的舆地之学有“山志”一体；《水经注》、正史的河渠、沟洫志之后，续写“水志”，即如为汴河或洧水写史，必能写出精彩的吧。以一条水映照一地域历史的变迁，谁说不是别具一格的开封志、中原地区史？

1956年随省会由开封迁至郑州，无论对我个人还是对我的家庭，都意义重大。这是要到事后才知道的。如果为我自己的早年找一个所谓的“时间点”，那应当就是1956年了吧。发生在1958年“反右”中的家庭变故，使上述迁徙意味深长，似乎真的冥冥中有什么安排。黄河大桥的选址，竟至于改变了一个小女生此后的人生轨迹——这样说似乎有点夸张。我其实不能断定倘若那座大桥坐落在开封，省会不曾迁移，我个人的故事会有什么不同。

却也正因了后来家庭的变故，早年的开封岁月才见出了完整。与其他某些更其不幸的“右派子女”不同的，是我还有过“幸福的童年”。

或许更是经了暗示，成年后的我会由宋词中读出童年开封——“依稀”，“仿佛”，如对故人旧地。据说“宋代城市文化研究，现在已可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前沿学科”（《东京梦华录笺注》傅璇琮序）。我的读宋代东京，却不过是读童年城市的一种方式，读一个久已消失了的城市，及其留在此后世代的微弱气息。当然，那气息是我由童年记忆中捕捉到的，若有若无。或许是我自己将文献中的东京，与记忆中的开封有意无意地混淆了。

写作《北京：城与人》的缘起，就有关于开封胡同的记忆。由开封迁往郑州，生活上最大的变动，是就此告别了胡同，住进了“单位宿舍”、“单位家属院”。被对新生活的向往所激动，当时并没有对于胡同的留恋。胡同记忆，是被始于上世纪80年代、延续至今的“胡同热”点醒的。而在写作那本关于北京胡同的书的时候，相隔数千里的两处胡同的影像，不免重叠；关于“老北京”的想象中，叠印了我早年的胡同记忆。其实我并不十分清楚开封与北京在何种程度可以互为诠释，相互生发。北方的胡同都大同小异——我说的是“胡同生态”、人际关系，尤其古城且名城。只是开封败落已久，被洪水更被经济衰落所剥蚀，较之老北京，更少了古意而已。

经由文学作品读城市，我们的城市经验不免于文学的塑造：由作品打开的城市空间，呈现的城市景观，塑造的城市地标，描画的城市街区；而不能进入作品的部分，则有可能成为我们认知的盲点，视若无睹。文学艺术的诱导作用，在旅游开发以及个人的旅游活动中，显得分外强势，几乎无法抗拒。我们已经很难确定，我们所体验的城市有多少来自文学艺术，而基于我们的日常活动的“直接经验”，有没有可能获得它的形式。

2005年在开封短期讲学期间，我曾走街串巷，事后写了一篇随笔，《童年的城市》，写对这城市的不满与失望，却终于没有发表。我知道自己看这城市的时候已不在其中。我行走在城中，用了旁观者的眼神。它早已不再是“我的城市”，只是保存了我童年记忆的城市。我深知“记忆性知识”之不可靠。我个人的开封记忆中，就不免有着色与改写，而且是一再的着色与改写，掺入了幻觉与梦，有时自己也觉得光影凌乱。

那年踏勘时，随处能见到街边巷口的牌桌。三轮车夫告诉我，打牌的也有穷人，不过小输小赢，穷极无聊，找点乐子而已。我不知是否如此。这让我想到了王夫之关于改善民风应丰裕其生的说法。据那年的印象，大学区似乎被公认为这城市的“高尚社区”。大学犹如城堡，孤孑于胡同之上、之外。我想到了大学对于所在城市的责任。大学既应面对城市的过去，也应直面其现在。地方当局应鼓励大学参与所在城市的文化复兴，比如开设面对市民的讲座，开放课堂，介入社区文化活动，等等。大学文化与居民社区文化不妨互动，让大学深入城市，而居民则由大学拥有的资源获益。

纵然宋代的开封已**然无存，仍然有《清明上河图》，有《东京梦华录》。由《清明上河图》看当时的城郭人民，人烟辐辏的市廛，近郊的巷陌，熙来攘往的行人与商贩，富于动感的场景像是瞬间定格，成为了后世人们持久凝视的对象。这幅画出世之后的世代，人们穷极搜索，意图从中读出更多的信息，关于北宋的京都，关于那个时代的商贸活动，其时社会生活的一般面貌，构成日常生活空间的物质细节，人与人的交往方式，等等，等等。还有哪个城市，有这样富于魔力的纸上风景？据说杭州（南宋临安）也在经营“宋城”，与开封的“宋城”可有一比。此宋城与彼宋城的重大差异之一，就应当是彼宋城没有《清明上河图》作为蓝本，也没有其经典性堪与《东京梦华录》比拟的著述。此图此书，也就成了开封独占的优势。

我自己近一时期有关城市的文字，更是“时政批评”——具体而言，即“城市改造批评”——无关“城市”之为“学”。“城市改造”乃紧迫的“社会问题”，早已引起普遍的焦虑。面对已成之局，阻止最后的破坏，由推土机下抢救残存的“城市文化”，人文学者与有责焉。我个人则希望如开封这种古城慎于旅游开发。与其展示粗劣的假古董，不如“留白”，或逸笔草草，提供想象的空间。不与别处争名人、“故里”，而是改善胡同的基础设施，让城市的下层、底层民众活得有尊严；延续与丰富历史记忆，兴起人才，培育生机，经由活跃的文化活动，使蕴含于城市的能量得以释放，让“文化”重新生长起来。开放、敞开，而又自成一格，在“千城一面”的城市改造中有一张自己的脸。这才是真正的“城市名片”。

出生地（兰州）与生长地（开封、郑州），对于我，后者显然更是“决定性”的。与这样一个具体地域的缘，是你与斯世的诸缘之一种，是你所以为你的一部分根据，与生俱来，无可替代。那是你的宿命。这样说似乎有消极意味。其实我感激于家乡的给予，尝试着由各个方面探索这一种如此切身的关系，从而更深一层地认识我自己。写作提交会议的文字，也是我认识家乡的过程。其中所用材料并不稀见，对乡土、故地的那一份关切与期待，却是我自己的。

做明清之际的思想文化研究，我始终留意乡邦文献，却只有零星片断的收获。记得读清初郑廉的《豫变纪略》，明清鼎革中发生在中原地区战事之惨烈，令我心神悸动。但在准备提交会议的文字时，感到的却是有关家乡的知识的贫乏。阅读有关家乡的文献，一点一点地拼贴家乡的史地面貌，这样的学术工作，一定改变着也丰富着我与家乡间的联系。我希望知道，北宋以降在这片土地上发生了什么，将家乡塑造成了我所知所见的样貌。这一过程的每个环节、每一细节我都想知晓。尤其近代以来发生在这土地上的变迁，20世纪的政治史、20世纪后半期的政治文化对这里的世情民风、人文面貌的塑造。这或许不是一个适于用学术来处理的题目。至少处理的时机尚未到来。但作为问题，它强烈地吸引着我。当我的家乡遭受非难时，我并不竭力为其辩护，我更希望知道，那一种印象——即使是歪曲的，以偏概全的，甚至不怀好意的——是怎样造成的。

历史地理、文化地理（或人文地理）是有趣的学科，可惜我缺乏有关的学术训练，所提交的文章一定大有纠谬的余地。历史地理学务求精确（即如地名所指范围），而我却不免含混。所涉及的若干线索，也未能展开。但读有关的著述，至少使我关于家乡的想象丰富起来，甚至因此而有莫名的感伤。

但文章既已写完，不如抽身出来，回到旁观的位置，为这座城市及其中的居民祈福。

2011年10月

再说我与开封

今年10月下旬在开封召开的“开封：城乡记忆与文化想象”国际学术研讨会前，我准备了文章《开封：水，民风，人物》和《我与开封》的发言稿。所以说“文章”而非“论文”，是因其中有“我”现身，涉及了一点与开封这座城市有关的早年经历。尽管文章除此之外的部分，严格遵照了学术工作的工作伦理，这种个人的经验性的内容，仍然是通常学术文体所不能容纳的。所以这样写，是因为开封之于我作为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这是一座于我有温度的城市；写作关于开封的文字，甚至有如对肌肤般的触感。我不能忘怀这个城市对于我的塑造。在这座城市度过的早年，是我成为现在的我的一部分原由。

面对开封，你不能没有关于“盛衰”的感喟。这座城市的历史中蕴含了深刻的悲剧性。倘若你随时想到层层城市遗骸就在你脚下，会有一种奇特的感觉的吧。当然，我们的脚下遍布历史遗迹，但开封仍然不同。由战国时期直至清代，城市遗骸几乎在“原地”层层沉埋，仍然极其稀有。那不是某个特定时期的城市化石，如庞贝古城，的确是层层掩埋的历代开封的“遗骸”，以至这座城市俨若巨大墓园。开封的考古工作者将此描述为“城摞城”。在我看来，这尽管不失为一种通俗形象的说法，却难以传达我所感知的那种沉重。细想一下，这种事不免有点儿匪夷所思。第一次被淹没后，何以不重新选址，有何必要非得原址重建？为了风水？因了与“自古帝王都”、“龙兴之地”有关的迷思？一个基督徒，或许会即刻想到“被诅咒”，但这不是古代中国人的思路。他们宁愿以其信念对抗几乎是注定了的厄运。

为写那篇文章，读了日本学者久保田和男的《宋代开封研究》。久保田和男在他的书里提到了自己为了这项研究，曾于2000年在开封生活了十个月，领教过那里春季的风沙，“再次对北宋为何奠都开封感到疑惑”，因“将开封作为首都的理由，一定不是适于居住这一点”。我却想到，或许那沙尘未必从来就有。至少《东京梦华录》的作者像是没有抱怨宋代开封的气候不能忍受。

对于开封、中原地区在古代中国历史上的衰变，我有切身的沉重感。“切身之感”并非从事学术工作的必要条件，甚至有可能因此而减损了“客观性”。但我仍然认为，有此感与没有此感是不一样的。也因此总希望能探问“历史”，想问出个究竟。这也是我写开封的一部分动力。探问、回溯之后，你的经验与感觉会有不同。学术工作重塑了你对这一地域的感知，以某种形式进入了、渗入了你的经验。这应该可以为“学术人生”做一例证（我曾写过以此为题的短文）。严格遵循学术工作的工作伦理，不意味着那份职业无关乎从业者的身心。

我尝试过不同文体的乡土书写，各有侧重，互为补充，但仍然认为学术是提升、拓展个人经验的有效方式，有利于更深地进入一个具体地域。我发现在认知层面，世代累积的有关某一地域的知识，对于现状，未见得没有解释力。即如人才状况。有学者希望知道，何以中州人士与其他地域（如江南）人士少有交集，其影响局限在当地，声光不能达于该地之外。你要经由回溯，才能求得一部分“解”。

古代中国丰富的地方史文献，方志外，另有山志、河渠志等形式，“舆地”的概念涵容丰富。有传统体裁，又有个人方式。明代王士性的《广志绎》，清初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就各擅其胜。更个人化的，是大量的纪游文字。凡此，未必合于近代学科意义上的“历史地理”、“人文地理”的界定，却可能既有缺漏又有溢出，有近代学科制度所不能容纳的内容，尤其那些更人文、更感性、更有历史性、更与一段历史血肉相连、更与个体经验、个人关怀相关的内容。这些文献取“地域”视野，平衡了“空间”概念与“时间”概念（正史的“地理志”正有此功能）。借由不同的材料进入“历史”，进入一座城市，也可能是新的学术经验。

尽管河南的经济社会发展较为落后，我却曾就读于省内最好的小学与中学；又因父亲的缘故，较早地开始了文学阅读，并在写作方面受到父亲与老师的鼓励。尽管有过挫折，却也因此而获得了较之同龄人复杂的内心经历。插队与任教中学，则使我有机会了解乡村与底层城市。物质生活方面从来没有条件“贵族化”，这对我尤为有益。我至今仍能适应较低的生活水准，自以为对贫穷尚能感同身受。这种感知能力，在我看来，是人文学者所必备的——或许这一点未必能获赞同。河南，早年经历，目击亲历的“下层”，对于我，是“背景”一类的东西，却又对于作为姿态的民粹式的“底层关怀”保有警戒。

这座城市在大举开发旅游，**盛开，景点无不花团锦簇。如蒙当地父母官垂询，我会说，旅游业固然要发展，老城区的改造总要破题的吧，虽则难度相当大。不能让老街继续作为新城、新区的陪衬，将那里的居民——大多是开封的老户，见证了这座城的历史——无限期地留在黯淡中。总得给他们点希望。至少在拆迁改造前，先以民生设施拉近与居民间的距离。即使仅仅为当道计，这种“民心工程”也有可能成为日后“改造”的铺垫的吧。开封毕竟不应当是展示给游客的假古董，它首先是其中居民安居之地，他们安心过日子的依托。

北京的南锣鼓巷、烟袋斜街、五道营之类的地方，是旅游景点。恭王府周边的胡同尚存旧貌，如何维护，也是难题。绍兴的老街保存尚完好，却如嵌在城市中的盆景，与周边城区不搭调。或许是在市政当局发现了它们的商业价值后，由推土机的履带下“抢救”下来的。去年年底看过了那里的几条老街后，写了一篇短文，题作“老街老桥老屋老人”。较之开封，绍兴的老街尚有保留价值。开封的胡同如大坑沿，老旧的门楼只一二见，“历史面貌”早已湮没在苍老的岁月中。如何保存胡同而又提升居民的生活质量，是当局者早晚要面对的课题。

以学术的方式回访“童年的城市”，我发现自己在完成一项研究后，难以轻松地抽身。于是有这些衍生品，以尽未尽之意。我并不常常沉湎在“怀旧”这一种情绪中。既有思绪袭来，不妨顺应，于是断断续续写下了若干篇文字。

2011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