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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间力量的参与 娱乐文化转型的推动（第1页）

二、民间力量的参与：娱乐文化转型的推动

娱乐文化本质上是一种民众休闲文化，由于远离党派、阶级、主义等各种社会严肃主题，具有一定的随意性、随机性和可塑性，就比较容易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自我变迁。当然，一定的动力是必不可少的。

1927—1937年的北平社会，正处在转型期，娱乐文化的发展也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上。对于它的未来走向，北平各阶层人士都给予了积极关注，并努力参与，施加自己的影响。

北平当时是新旧文化并重之地，市民的阶层结构也比较复杂。既有清朝贵胄遗老，也有北洋政府退休的官吏、各地来京的达官贵人，这些官僚阶层人士偏好传统娱乐活动，是维系旧式娱乐文化的主力。但北平曾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地区，新派知识分子的力量也比较强大，这些人往往成为推动新式娱乐事业产生和发展的中坚力量，又有一心扩大娱乐文化市场，想利用百姓的喜新厌旧和猎奇好玩心理赚钱，投资新式娱乐业的民间资本家的支持。此时的北平娱乐文化，在保持多元色彩的同时，在朝着求新求时尚的方向发展。

新派知识分子对娱乐文化转型的推动。首先是对旧式娱乐文化的改造，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对戏剧的改良。他们对京剧的因循守旧很是不满，认为旧戏一是太迷信，好演神仙鬼怪的故事，与科学多不相合，给无知识的观众造成不良影响；二是官戏太多，动不动就演状元及第，会激发观众做官当老爷心理；三是演全本戏太少，仅能取悦个别票友，而一般顾客则多茫然，难感兴趣；四是剧词质量不一，有的太雅，有的太俗。

随着梅兰芳等人对京剧的成功改良，新派人物的论调也有所改变。胡适、周作人曾主张把京剧根本废除，或是把唱功废掉，但看过梅兰芳的表演后，又主张保存京剧了。钱玄同曾骂京剧脸谱为“粪谱”，但这“粪谱”在20年代中期却赫然印在戏剧刊物的封面上。

也有一些人坚持认为，京剧在整体上并没有大的改变。“改而能良，如果不是丧心病狂，绝不能提出任何理由来反对，然而现在所谓国剧改良，我却以为绝不是推进国剧运动之正当途径。”[19]指出所谓的改良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并没有完整的计划。一些戏班班主看到改良新剧有市场，就委托一些戏曲专家改写剧本，这些专家“把语句通顺一下，有断章取义的把场子略事增删，不但并未提高原剧之价值，而且使人感觉到所修改之处，与全剧有了显然的不调合，而班主们便大言不惭地在剧名上大标其改良×××以**观众”[20]。

京剧的改良，有的戏班成功，有的不成功。原因何在呢？从根本上说，改良京剧，是为了使这种传统娱乐文化获得新的生机和活力，这就需要改良者既熟悉旧京剧，又了解新文化，当时这样的人却不多。对旧剧最熟悉的当数梨园人士，但除梅兰芳等少数人外，多数梨园人士却“不可与谈新戏”。有新思想新观念的文人，其文化背景义多建构在社会的上层，与普通民众的生活有一定的距离，编出的新剧自然难以扎根在民众的土壤中。一些新剧“有的是鸳鸯蝴蝶派的风流剧本，有的是新奇的布景来引人入胜，它不但是麻醉了一般青年学子们的敏活底心腔，而且对于现在社会上的人群，也无多大的裨益”[21]。

但无论怎样，在新派人士和梨园界有识之士的努力下，旧京剧已经开始了现代转型，能部分适应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潮流了。

在不断探索、努力改良京剧的同时，新派知识分子还积极提倡新式娱乐文化，如话剧。

北京和上海都是中国话剧的发源地，但北京普通百姓觉得话剧比较粗陋，不如京剧细腻，对话剧不太感兴趣。喜欢看话剧的是一些知识分子及大、中学校的学生。大家就共同努力，在社会上宣传、推广话剧。早在1922年，戏剧家陈大悲等人就在北京创办了人艺戏剧学校，专门教授话剧，此时更不遗余力地推动话剧的研究、普及与发展。林徽因“精研舞台布景及导演诸法”，对中国话剧做了细致解说，澄清了一些人“话剧粗陋”的错误认识。她介绍说：“现代话剧可分三派，一是构成（structivism），布景略具物体的轮廓；二是表现派（Expressionism），布景简单，但观众目之所及，却能会意于不言中。演员表演注重象征，比如演一个人悲痛，可以做类似的动作，而不必人哭掉泪；三是写实派（Realism），布景逼真，演员众多，演出跟真的一样。”由于京剧表演手法，与话剧表现派有相似之处，因此京剧观众渐渐明白，话剧和京剧并非不能沟通。一些人遂由最初的反感话剧，而变得慢慢接受它了。话剧也终于在1928年，经过新派人士的不断改进和努力，成为北平市民们认可的戏剧品种了。有意思的是，这一年，也是话剧的正式命名年[22]。

新派知识分子还积极提升娱乐文化的意义，把它与社会时势、国家民族联系起来。“九一八”以后，有人提倡在新的形势下戏剧应该“国防化”，戏剧界人士应该意识到自身的责任，不能再吟风弄月，伤春惜秋了。“国防文艺”“民族文艺”的口号也相继提了出来，娱乐文化开始与国家大事接轨了。

民间资本对娱乐文化转型的影响。1927—1937年的北平，文化娱乐新旧并呈。民间资本家看好新式娱乐文化市场，认为有较大的商业利益，就纷纷投资建设电影院、舞厅、台球厅、公园、游乐场。如北平的两个大型游乐场城南游艺园、新世界都是由私人投资兴建的。这些投资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北平娱乐文化的转型和发展。

电影刚传入北京时，是依托于茶馆、戏园的。“电光影戏京中称为电影，初自泰西流入中国南方各埠，继自上海、天津等处流行入京，惟常设专演之处亦无多。”[23]一些戏园、茶楼在演戏之余会加演电影。1927年以后，电影已与戏园、茶楼分离，在都市娱乐空间中有了独立位置，扮演的娱乐角色也越来越重要，这与民间资本大量投入影院有很大关系。“十年以前，北京之电影院，寥寥无几。就余所知，仅东城之平安与城外之大观楼而已。盖斯时京人于电影，听之不能成瘾，更何论乎鉴别。平安皆外侨与豪阔贵眷，大观楼皆学生与店贾。北京之与电影，极幼稚矣。与上海较，相去何止十倍。嗣后有北大教授吴某，出而组织真光社，就东安市场丹桂茶园之址，于选片颇具心思，拟与平安相抗，而抑大观楼之势，果也收效不恶。更由粤商罗明佑君，纠集股份，而创真光剧院于东华门外，遍征文人，研究设备。对于院内布设，一洗从前戏院恶习，大受社会欢迎。……电影生涯，遂为人注目。”[24]

北平的舞场当时并无官家经营，对其投资的多是民间资本家或外商。舞场不如影院受欢迎，一是跳舞与中国传统价值观有出入，二是跳舞需要去学，需要技术。去舞场的多是学生、职员、秘书、洋人。显宦、财阀、商贾倒不轻易涉足舞场。

跳舞是比电影更西化的娱乐文化，它从形式上突破了北平人习惯的男女社交界限，市民们围绕跳舞的争论一直没有中断过。反对的人说：“跳舞场中的人才，多半是小姐、少爷，或是少奶奶们。家里过的安闲日子，整天没有事情做，怎么不想找这些地方去开开心呢？说到他们的目的，不过是要多认识几个异性朋友，而在众目炯炯之下，显一显他们的技能。”[25]跳舞没什么价值，“寓娱乐于跳舞”是“满足肉欲”。赞同跳舞的人认为这是一种潮流，对于跳舞有伤风化的议论，他们指出“这是很可笑的理由，假使没有跳舞，那么‘风化’就无伤了吗？譬如有姨太太的人们，哪个不是监视极严，但结果多半闹出许多笑话来，这也是跳舞之过吗？”[26]赞成者还将跳舞与男女平等画上了等号。“在现今女权极幼稚的时候，应当设法提倡才是，提倡的最好方法，莫过于先使男女平等，所以我以为跳舞实为男女间平等的游戏，高尚的娱乐，由此渐渐推广，一切事情男女必能合作，由此女权必可迅速地发展。反对跳舞，本无关系，但轻视女界，压制女权，其罪可不小啊！”[27]古老的北平有不少人对跳舞肯定，说明在对待娱乐文化的问题上，市民的思想观念确实有所进步。

公园在北平的娱乐文化中占据着比较重要的地位，它们绝大多数都是从皇家园林发展而来的，体现了平民文化势力的上升。北平第一座严格意义上的公园是中山公园，它的产生与发展都与私人资本有关，是用民间集资募款的形式建成的。时人认为，公园能使一般市民“都能够在当中，从精神上受其洗涤……社会的教养，都概行提高。加之，更有了都市生产上能率的增进，都市全体，因能够有疲劳与困惫的灭亡上效果。凡是文化的远大之理想，也是它应有的职能和功效了”[28]。逛公园作为一种新的娱乐方式，其娱乐主体最齐全，娱乐人群的范围最广，包含了城市几乎各个阶层的人士，但也各有侧重。以北海公园为例，“北海的所在地，因为临近北大与国立图书馆，所以在清晨，时有大学教授等名流雅士，手提文明杖，漫步在荷叶青青、藕花艳艳的海岸”[29]。一些平民百姓也会游乐其中，这主要是因为公园门票比较低廉。中山公园的门票开始为10个铜钱，折合银元0。07元；到1927年才改为20个铜钱，折合银元反为0。053元，是一般市民花得起的。

参与新式娱乐活动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平民化，说明它已经变成普通市民阶层的娱乐。娱乐人群的扩大，导致各娱乐场所都扩大规模，力争客源。商业演出所面临的市场压力和竞争也就更大。投资人顺应时势，纷纷改良旧的经营模式，采取了一些新的经营方式，比如，先期售票、分门进出，等等。

民国初年至20年代，北平各娱乐场所多是不卖票的，门口也没有什么人把守，观众可以随意出入，各种小贩、茶役也是自由往来。在演出开始一段后，才开始收钱。茶役“你给多少钱，也向你哓哓勒索，语音无味，态度可憎，直闹得你加钱满足其欲望而后已”[30]。等到老板们借鉴了上海等业界同行的管理经验，才有了先期售票的方法，采取对号入座的管理方式。先期售票在电影院更是形成了制度。

以前，娱乐场所进场与出场是同一道门，这样一来就显得异常拥挤。一些影院采取了分门进出的方法，即散场后，出场观众走两旁的太平门，而入场观众建正门，这样就秩序井然，避免了拥挤现象，提高了文明程度。

总的说来，虽然北平的市民文化比较传统，“北平的生活，可说完全是代表着东方色彩的平和生活。那里，生活的环境，是十分的伟大而又舒缓。不若上海以及其他大都市的生活那么的急促，压迫着人们一步不能放松地只能向前，再也喘不过气来。又不若内地各埠那么的鄙塞简陋，使人感受着各种的不满足”[31]。但由于民间人士对新式娱乐业的持续投资和经营，新的娱乐文化一直平缓但稳定地发展，终于在1927—1937年与旧式娱乐分庭抗礼，并日益深入人心。

民间资本投放的趋新性，使得北平的娱乐文化能够不断吸收新元素来发展自己，并与外地文化保持必不可少的沟通与交流。公园的开放、话剧的发展、剧场的建设等都受到了上海等城市娱乐文化的有益影响。有时候，上海文化更直接引入北平，“麒麟童的上海机关戏，在北平开演了。10年前，北京戏在上海被人尊重，现在，上海戏在北京来却也人做广告。上海把北京给征服了”[32]。民间资本家从外地吸取经验，对北平的娱乐文化进行建设，促进了北平娱乐化的转型，而转型又带动了这一时期北平娱乐新时尚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