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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伪时期制订北京都市计划大纲的评析（第2页）

规划在旧城内将小工业、小型仓库与居住、商业的混合区设在“城内外城东南部，并于城之周围沿铁路线酌设数处”。除此之外，“在城内拟以正阳门至天安门之间两旁，长安街、崇文门、王府井大街、东安门大街、西单北大街、宣武门大街、西安门大街及正阳门大街沿路”为“美观地区”，故宫等为“风景地区”，严格控制划定地区内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的建设。

从实际建设情况上看，《大纲》制订对当时内城开发产生了一定影响。例如，日占时期的商业设施如银行、商店等大多集中在东单、王府井、东西交民巷一带。这里是老北京的商业繁华地带，又邻近使馆区，优越的区位条件吸引了日本和朝鲜（半岛）[12]人的商业组织的集聚。日本政商机构，包括银行、学校、医院、商店、旅社、饭店、行政机构等设施纷纷聚集于此，这是民国以来内城空间发生的一个显著变化。

内城进行的重要空间调整还表现在，内城居住、社会空间以及使馆区的变化是日本按照自身利益主导规划实施和土地利用调整的结果。清末以来，北京市的外国人口大多居住在东交民巷使馆区。卢沟桥事变前，在北京的日本人主要集中在使馆区内一区。[13]

日本占领华北后，日本广田内阁审议通过了《二十年百万户移住计划案》，并宣布将此计划列为日本“七大国策”之一，从1937年开始正式实施。卢沟桥事变时，在北平的日本人仅4000余人，1940年1月增至46000多人，7月则增至67400余人，占华北日本人总数的22%[14]。八年沦陷时期，北京人口的增长主要是机械增长，而在华日本人的增长占了很大比例，其数量在20世纪40年代初达到高峰。这些日本人在华从事商业活动者居多，除在西郊新街市的日本人外，在东单、王府井、东西交民巷一带也大量聚集。因商住条件优越，原居住于这些区域的北京市民被日本侵略者大量地驱赶到城郊地区。西四牌楼附近一带地方甚至被划为“特别区”，中国人一概迁出，也不准在这里通行。来北京的日本人除了军政人员外，绝大部分是来此淘金做生意的，许多中国人的商店、铺面被日本人无理抢占或被迫挂上日文招牌[15]。

使馆区本就是北京的特殊区域。日本侵华时期，侵略者凭借其占领者的优势地位，扩大其使馆占地，使使馆区的空间布局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1900年前后，日本在使馆区仅占法国和西班牙使馆之间的一小块空间，东侧紧邻北京饭店。1935年时日本的使馆区占地面积大大增加，除原有面积外，沿御河西侧增加了两处公使馆地和日本兵营，周边邻中法银行、中国邮局。这一时期，无论使馆及相应设施面积的扩大和所占据的良好位置方面，日本都是十分突出的。

根据《大纲》对内城道路的改善性规划，日伪时期伪建设总署实施了一些修建和改建城市道路的工程，对改善内城封闭、堵塞的交通状况以及改善内城空间产生了一定作用。1938年8月至1939年1月，共修沥青马路五段，包括安定门经交道口至北新桥，朝阳门经王府井大街至八面槽，阜成门至西四，广安门经菜市口至宣武门，天桥至永定门路段。随后伪工务局又着手将市内主要道路改建为柏油路。据《市政旬刊》民国二十七年（1938）12月14日“工务局施政概要——一年来之回顾”记载：新修沥青柏油路“东四牌楼至北新桥，王府井大街南口，中央饭店门前一段……府学胡同中部及中剪子巷一段，后圆恩寺，西四牌楼至西直门一段，共计78055平方公尺”；“新修报子胡同及东四睥楼六条胡同，府学胡同等处，共计26041。80平方公尺”；《市政旬刊》民国二十八年（1939）11月24日曾记载“北海公园前及南北池子西郊民巷……正阳门大街、府前街等处补修沥青油路”，并翻修南新华街、珠市口至柳树开、干面胡同、史家胡同、养蜂夹道、霞公府无量大人胡同，纸巷子至煤市大街等处的石碴路73466平方公尺。自卢沟桥事变以来，崇文门至东单牌楼一段的沥青路屡经载重车辆碾轧，破损严重，市公署准予补修，并将西道牙下石碴路改为柏油路，将已经淤塞损坏的街沟、沟井与砖道牙偏沟加以修治或重新安设。上述工程属伪工务局四年计划中第一期工程的一部分，在1939年年底完成。同年底，在东单、西单、王府井大街南口、八面槽、府右街南口等处装设完工三色楼式指挥灯。

尽管如此，这些市政改善工程只是杯水车薪，整个日伪时期旧城区市政废弛，道路沟渠破败不堪。出于为日本人服务的主要目的，旧城区的规划实施和市政改善主要放在日人居住地的基础设施改造和城市美化方面，而对日人居住区以外的区域的城市建设则不管不顾，任其恶化。

（2）西、东郊“新街市”的规划和建设

考虑到北京的进一步发展，以及为容纳北京迅速增加的日本侵略者军、政、商机构及日本人口和企业，《大纲》认为仅仅对靠旧城区的挖潜是远远不能满足需要的，于是对于在内城西、东郊开发建设“新街市”拟定了宏伟计划，并规划西部“新街市”以“容纳枢要机关及与此相适应的住宅商店”为主要功能（从现在看可理解为新行政文化中心），东部“新街市”位于旧街市东南地区和通县的西部，以工厂区为主要功能，并从长远目的出发，在规划区域内配置一部分商业地区，预备将来使东郊外成为卫星市。

《大纲》对西郊“新街市”区域定义的范围是“东距城墙约4公里，西至八宝山，南至现在京汉线附近，北至西郊区机场。全部面积约65平方公里，其中主要计划面积约占30平方公里，余为周围绿地带”。规划所选择的这个新行政文化中心区，以颐和园佛香阁为标志点划出一条南北中轴线，这条中轴线位置大约在今天的西四环一带。这样不仅使新城区的正北方有了一座“靠山”，符合“背山面水”的风水理念，而且在新城中轴线上，利用了现成的水域（昆明湖和长河）。西郊新街市规划的核心区域内计划充做军事机关用地，在铁路沿线设置商店街，铁路线迤南为特别商业地，居住地在商店街的背后。此外还包括学校、商店、医院、神社等设施，道路和上下水系统都进行了系统的规划，并规定主要将房屋租给来华的日本人使用。西郊新街市建设目的是“建设西郊新市区为一能自立之近郊市，利用已有建筑道路设施，疏散城区人口，解决市民居住问题。新市区周围绕以绿带，与城区隔离。保留空地以备将来发展”。这里所指的城区人口以日本人为主，充分体现规划为日本侵略者长期占领北京服务的目的。西郊新市街的规划布局参见图1。

图1北京市东西郊新市街之西郊新市街地图

A。日本人学校B。青年训练所C。北京神社D。八宝山E。医科大学F。大众运动场G。中国人学校H。中央车站I。中央批发市场、货物站J。莲花池K。瓦斯公司L。家畜市场M。下水处理场N。公主坟O。翠明公园P。钓鱼台公园Q。东公园R。大广场S。西公园T。阜成门L。广安门

资料来源：《北京市东西郊新市街地图》，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档号：J17-1-2797。

按照这一规划，北京伪政府于民国二十八年（1939）开始建设西郊“新街市”，并且在抗战结束前使其略具雏形。根据《北京都市计划设计资料第一辑》统计，西郊新市区共征地14。7平方公里，建成建筑518栋，用地面积862042。12平方公尺；建成土路67900公尺，占全区计划路长度70%，沥青洋灰路两条，长8700公尺，沥青石碴路三条共3600平方公尺，并建成中央大路，使得西郊新市区规划的方格网道路骨架基本完成；建战卫生设备自流井三口中，净水场三处以及长辛店变压场、石景山发电场新锅炉房，医院、运动场、公园各一处，苗圃三处。

图2北京西郊新市街中心地区（兴亚大路）

A。军司令部B。大广场（为军事阅兵、配置大和坛、纪念门、圆环等）C。图书馆D。公共集会堂E。军事用地F。区行政中心D。日本居留国民团体H。领事馆I。日本警察局J。日产公司K。旅馆L。商业建筑M。大仓公司N。商工会议所O。新闻社P。北中国开发公司Q。建设总署R。华北交通公司S。银行T。公司U。百货公司V。小学W。同仁医院分院X。电信局Y。中央邮局Z。铁路旅馆！建筑物？电影院

资料来源：北京市档案馆。

基本形成的西郊新市区方格网道路骨架使得新市区的开发具有一定规模（图2）。建成的道路主要包括：沥青混凝土路面复兴大街（南侧）8700米，沥青碎石路万寿路、永定路、玉泉路共计3600米，碎石铺装复兴大街（北侧）8700米，卵石铺装中央大街（今复兴路）1900米，土路翠微路1000米、翠微西路800米、万寿路及东西路共计4200米、万寿东西二路共计2700米、东翠路1600米、丰台路及丰台东路4000米、丰台东二路1000米、东线路1400米、中央大路1000米、中央东路及西路2000米、西绿路1500米、永定路及永定东西路4800米、西翠路及西路3000米、玉泉路及东路2700米、北绿南街1500米、南绿街4000米、平安南北街5500米、复兴北二街4000米、复兴南北街7000米、太平街及北街6500米、泰安南街1500米等。[16]

当时日本人认为西郊新市区将会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到1942年，西郊新市区已吸引住民500户，约1500人，还准备继续建设房屋，预计吸引1500户，在1942年底预计达到6000多居民。为繁荣西郊，当局进行了一系列的配套设施的建设。在教育方面，建有国民学校校舍，1942年10月完工。医疗方面，已经有了临时的医疗机构，准备在五年计划中设立综合性医院，并在当时人口激增的情况下，先行建立一些小型的诊疗所。

《大纲》规划的东郊“新街市”在广渠门迤东1。5公里至3公里，拟准设立“本市为消费市场之制造工厂及其他特加限定者”，并“在通县指定设立大规模及有妨害或具有危险性工厂区域”。

根据规划，日伪期间伪建设总署在东郊征地2。67平方公里，建成工厂九家，干线道路三条，土路共18000公尺。东郊工厂建成的包括北京锻造株式会社、北京麦酒株式会社、北京制药株式会社、大信制纸株式会社、野田酱油株式会社、日本电业公司、东西烟草株式会社、天野工业所、今村制作株式会社等，预留的其余11家企业用地仍为空地（图3）。

（3）新旧街市之联系与“地区制”

考虑到加强东、西“新街市”以及“新街市”与“旧街市”的联系，《大纲》规划了三条东西方向的联系通道：从广安门、阜成门向东沿线道路辟为一南一北的东西干线道路，长安街两面开辟城门洞，使长安街这条中轴线向东西延伸，成为中间的东西主干道。规划中东西中轴线的确定对北京后来的空间发展和布局起到重要的影响。

为了加强新旧市区的对外联系，日本侵占北京期间还对北京通往郊区以及周边省份的长途公路、铁路、飞机场、运河等进行了规划。

图3北京东郊工场地带都市计划图

1。日清面粉2。野田酱油3。北京啤酒4。日本毛织5。华北东亚烟草6。北京铸造7。大信制纸8。北中国制药

资料来源：北京市档案馆。

《大纲》根据功能分区的原理，在建成区、新市区和城郊规定了服务于都市保安及卫生功能的农耕地、森林、山野、原野、牧场、河川等“绿地区”，名胜古迹为主的“风景地区”，旧城区以正阳门—天安门、长安街、崇文门大街、王府井大街、东安门大街、两单北大街、宣武门大街、西安门大街、正阳门大街为主以及新市街主要道路和广场为主的“美观地区”。对各“地区”的建设提出了一定条件，如《大纲》通过划定包括北海、中南海及景山东北西三面由各皇城根包围之间的区域，对该地区内建筑物及其他设施的建设和改造严加统制，以达到保存古建筑和古城风貌的目的。

《北京都市计划大纲》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实施，首先是因为资金困难，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集中占领地的财力用于应付规模日渐扩大的战争，用于占领地城市建设的资金受到极大的限制；其次是城市发展动力不断下降，由于战争原因，涌入北京的日籍人口在战争后期呈下降趋势，新市区发展的人口集聚大大不足；最后是东西郊新市区完成的建筑比较分散，交通联系不便也使得新市区不能成规模地发展起来。

（二）《北京都市计划大纲》所体现的近现代城市规划思想的评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