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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第1页）

导言

近十余年来，“民国北京”以其地位特殊、特色鲜明、距今较近、史料丰富等缘故，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在视角方法、学术观点、资料运用等各方面取得诸多突破，成为继上海史之后，城市史研究新的聚焦点。概而言之，这一研究主要呈现出以下三个特点：一是学术队伍不断壮大，不仅京内高校和科研单位日益重视该领域研究，京外很多以城市史或民国史研究见长的学者也广泛参与进来，美国、韩国、法国、德国的同行亦瞩目于此，说明北京史研究正逐步发展为一门全国性乃至国际化的学问。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博士、硕士研究生亦选择以“民国北京”作为学位论文的论题域，更为研究增添了生机与活力。二是“地方史”意识的不断强化和“中国特色现代化”的自觉驱动，为学人思考“全国史”与“地方史”的关系，也为其深入透视“传统”与“现代”的复杂纠葛、追寻“北京特有的现代转型之路”，提供了有益的分析视角和反思性的学术动力。三是资料征引日渐丰富和多元。大批地方史资料的发掘和运用为学术创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北京市档案馆所藏的许多民国地方档案完成了数字化建设，地方报刊、社会调查、商业账簿、旅游指南、口述史料等，也陆续得到整理或出版，使学者们在“民国北京”这块领地里精耕细作，成为可能。

目前，学界对民国北京史的研究尚缺乏系统深入的总结。这次，我们借推出“民国北京史研究丛书”之机，特选出一批此前有关民国北京研究的代表性论文，编成《民国北京研究精粹》一书，或可助同行做整体检视之用。收入本书的论文有20篇，除一二篇特殊外，都发表于2000年之后，涉及“民众运动与地方政治”“都市商业与消费文化”“国家权力与民间力量”“城市文化精神与知识人的北京书写”“沦陷时期北平历史的多维面相”多个主题，希望它对青年学者研究北京近代史，以及一般读者了解和认知民国北京，能够有所启迪和帮助。

下面，我们就以所选论文为主要线索，稍涉其他一些重要论著，对近年来有关民国北京研究中值得关注的问题和动向，略加解读，仅供读者参考，诚请同道指教。

一

自元代以来，北京长期占据中国政治的中心位置，即使在1928年失去首都地位后，其在北方乃至全国的影响力依然不可轻忽。民国时期，很多带有全国甚至国际影响的政治活动、社会思潮和文化事件，均发端于此，这就使得北京容易吸引学界的目光，也因此易于致研究陷入某种“地方缺席”的困境。长期以来，在近代北京史的研究中，以“全国史”替代“地方史”的倾向十分突出，无论是历史事件的选取，还是意义价值的揭示，都难以摆脱“国史”的笼罩，甚至有的民国北京通史著作简直沦为了中华民国史的缩微版。其后果是北京地方史几乎被遮蔽或忽略，不仅全国性事件的“地方元素”处于缺场状态，很多地方事件、机构和人物也被排除在研讨范畴之外。可以说，如何审慎处理“地方史”与“全国史”的复杂多维关系，业已成为北京史研究走出瓶颈、求得突破的一个关键点。此次选编的几篇有关论文，在这方面，多做出了富有启发意义的尝试。

首先，学者们开始关注以往长期为人忽视、富有代表性的北京地方事件，详加考订其原委，将不同利益、立场、阶层者区分开来，描绘他们在同一事件中的角色、思想及行为，通过其间的冲突和妥协来呈现历史的复杂性，同时又尽量避免陷入“就地方言地方”的窠臼，采取以小见大的笔法，深入阐释其背后蕴含的“全国史”意义。在这方面，齐春风和付海晏的有关努力值得关注。

齐春风的《党政商在民众运动中的博弈——以1928—1929年的北平为中心》（《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4期）一文，特别从北平党、政、商三角关系入手，细致梳理了20世纪20年代末国民党北平市党部领导的民众团体商民协会与商界上层之间两次严重冲突的过程，还原了鲜为人知的地方政治细节，认为地方军政当局同国民政府一样，与商界上层站在一起，反对市党部及商民协会的主张。作者还指出，党政之争反映了国民党内深刻的路线分歧，其中老派更重视社会安定，而新派则更看重社会改造，这种理念与实践上的差异，从地方角度，折射出了南京国民政府执政初期的独特政治生态。

付海晏的探索与此类似。他的《革命、法律与庙产——民国北平铁山寺案研究》一文（《历史研究》，2009年第3期），充分利用北京市档案馆的原始资料，考述了1929—1932年间电车工会与僧侣关于铁山寺庙产的纠纷案，呈现出北平地方党政机关、民众团体、宗教势力等多股力量的复杂聚合与角逐实相。其中，佛教团体之间内讧不已，国民党与国民政府也非步调一致，国民党市党部及其所支持的工人工会表现激进，地方政府的态度则相对保守、稳重。最终，国民政府对庙产管理政策的适时调整，为结案提供了依据，也反映了政府反对暴力侵占、欲将寺庙财产纳入法制化监管体系的建设目标。这就为我们透视地方政治权力的运行，以及国家、宗教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提供了微观实例。

其次，对于那些发生在北京，人们早已耳熟能详的全国性事件，学者们也已尝试自觉摆脱传统的叙史模式，着力揭示北京独具的政治条件、社会环境、文化土壤等要素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比如，民国北京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一向是历史书写难以绕开的重要篇章，相关的科研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但以往学者多聚焦于国共两党的对峙、中央政府的应对、学生团体的活动等方面，极少关注学运中北京地方政府的因应。实际上，中央政府、地方当局以及地方当局内部各派系，在学潮处置问题上，均非铁板一块，而是存在严重分歧。严海建的《1946—1948年北平学潮：国民政府中央与地方处置的歧异》（《民国档案》，2008年第1期）一文，在这方面就做出了较为深入的探讨。该文剖析了北平当局与中央、北平当局内部各派系的不同态度，指出素以服从中央及领袖命令为本分的“中央系”主张严惩，较为重视自己在地方上的影响和前途的“非中央系”则希望疏导，双方争斗的结果是，“非中央系”借助学潮的处理收获相应的权势资本，而中央政府则遭受了严重的政治灾难。这就从地方史维度，丰富了学运史的叙事，同时也揭示了国民政府在国共内战中丧失民心、走向失败的内在因缘。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研究中，此种研究取向也有体现。如杨早的专著《清末民初北京舆论环境与新文化的登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就力图突破内在思想理路的惯常分析，从京沪两地舆论环境角度着眼，来阐释运动首先发生在北京而非其他城市的地缘文化因素。作者指出，服务工商界的上海报业对推进思想文化的兴趣不大，而《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北京舆论阵地的建立，才将新文化运动推诸公众舆论层面，并提升了其所受关注度。可见北京特有的政治传统与文化氛围，乃是新文化运动在此孕育和爆发的重要原因，关于新文化运动兴起问题的研讨，绝不能脱离“北京”这个特殊的孕育母体。[1]

其实，国家观念和地方意识的矛盾，在民国北京发展的过程中，本身就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历史现象，有着丰富复杂的历史内容。如果说在国都时期尚不明显，那么迁都以后，则凸显出来。诚如陈鹏所言，“北京”一直存在双重的城市身份，在首都时代，她既是名满天下、高高在上的国都，又是普通市民工作、生活的寻常都市，前者往往压抑了后者。只有在1928年国都南迁后，北京地方政府和市民的地域意识才被彻底激发，他们开始要求厘清与中央政府含混不清的权力关系，主张将与地方民生事业息息相关的中央直属机构收归市有，并与河北省政府进行交涉，希冀将拥有水源、交通、农业、旅游等资源的远郊纳入辖区，破解市域狭小的发展瓶颈，这些都是国都时代未曾有过的规划和行动。[2]

美国华人学者董玥的《国家视角与本土文化——民国文学中的北京》一文，从文学的独特角度，剖示了这种国家观念与北京地方意识间的纠葛与矛盾。该文对民国年间来此求学、工作和生活的“新知识分子”之北京城市意识，加以专门透视，指出在日本入侵威胁之前，他们所感到的北京魅力乃在于自然历史景点和景观化的皇家园林，而非当地人的生活，他们甚至在国家发展需要的预期下对北京本土文化特质展开了尖锐批评，这毋宁说乃是一种特殊的国家视角而非本地视角下的城市观。直到面对日本入侵的威胁，撤退到南方的知识分子才开始关注起北京本地人的世界来，他们写文章对北京的本土特质表现出个人的认同，但却仍然是把北京当作一个国家的地理区划和象征来看待，仍不脱从外部看城市的视角。这与旧京学者以及京籍作家老舍的北京书写，实存在根本的不同。[3]

实际上，此种观察，不仅如实反映了民国外来知识分子对北京的认知，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北京史研究起步较晚的学术现象。对于众多置身于首都，尤其是中央直属高校的历史学者来说，“居中央而关怀天下”的视野，常常使得大家的问题意识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带有“全局性”和“全国性”，特别容易忽视北京本土文化和地域特性的研究价值。这或许也是当今北京史研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落后于上海史，似与其城市地位极不相称的一个微妙而又深层的原因之一吧。

循着上述学者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民国北京史研究的确还有很多课题，需要给予重视或重新加以探讨。据编者有限的了解，坐落于北京、具有全国影响的众多高校与民国北京城市发展的互动关系，迄今仍鲜见精彩和厚重的专题研究成果问世。以往的探讨，或侧重于梳理高校发展的自身脉络，或偏重于揭示高校与全国政治、文化之关联，至于不同类型的众多高校云集北京，对北京的城市空间、人口结构、都市生活与文化形态究竟产生了何种影响，总体说研究仍显得相当不足。[4]又如前文曾提及的1928年北平市政府与河北省的划界问题，若从“地方事件史”或“区域事件史”角度加以把握，也不能仅停留在对学者们常提到的那份北平特别市刚成立时制定的《本市区域划定草案》之文本进行静态解读上，而更应将这份体现北平地方城市意识“觉醒”或“勃兴”的草案本身，当成多方参与的动态事件来加以考量，去弄清该规划制定的台前幕后，国民政府、内政部、河北省政府与北平市政府多方往来协商的经过，以及处于跨界地区的北平、河北百姓的隶属选择和身份认同等问题，这其中，无疑蕴含着极为丰富的地方历史信息，值得深入开掘。

二

在北京发展史上，民国时段通常被认定为由传统迈向现代的关键期。因此，以“现代化”视角来关照古都的现代转型，早已成为学者轻车熟路的研究路数。举凡人口、婚姻、家庭、医疗、卫生、宗教、风俗、救济、市政建设、都市管理等，都被纳入了研讨范围，从而在方方面面展现出北京的现代化历程。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已经不再满足于对“传统与现代”“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的简单套用，也不愿只是一味地去验证北京拥有与上海一样的都市现代性。近年来，不少学者有意避免一般现象描述或“填补空白”式的学术研究，而是以北京的城市特性为基点，努力探寻这座传统政治中心城市特有的现代化之路，进而对“传统与现代”“国家权力与民间力量”等的历史关系，予以多维透视和自觉反思。

不难理解，作为中国最典型的传统政治和文化中心城市，北京在现代转型期所呈现的“传统”与“现代”冲突之剧烈、融合之微妙，都是其他城市所难以比拟的。就矛盾而言，这里既有古今中西思想与制度的抵牾，也不乏社会各阶层间的利益之争。过去，我们的研究者更多关注和看到的是传统的“包袱”，如今则对传统的困境、延续乃至意义转换，报有更多同情的了解和理解。同时，也更愿意自觉从融合西方与本土特性的高度，来认知民国北京的历史问题，反思城市建设的思路和实践。本次选编的不少论文，从不同的层面，多能体现这一点。

清室覆灭后，帝制时代遗留的皇家宫殿、园林、王府乃至城墙，既是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也一度成为当时现代市政建设所面临的某种现实“阻碍”。如何对其适度改造和利用，是摆在市政当局和市民面前颇为棘手的难题。特别是有关北京皇城城墙的存废问题，一直争议不断，常常令城市管理者陷入现代与传统、眼前与长远、实用价值与文化价值难以兼顾的困境。[5]贾长宝的新论《民国前期北京皇城城墙拆毁研究（1915—1930）》（《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1期）一文，便对此一困境有深入的揭示。该文依据市政档案、报刊文章等材料，详细考述了民国以来北京皇城城墙在“便利交通”“取砖用于市政建设”“官商勾结贩卖砖石谋利”等多因素综合作用下逐步遭受破坏的历史过程。文章指出，在这一过程中，尽管保护历史古迹的愿望始终存在，但拆除皇城城墙能为改善城市生活的公共工程让出空间、提供资源，也一直贯穿着“市民利益高于一切”的市政理念。这就把北京城在追求现代化与保护传统之间的尖锐矛盾，以一种历史的方式彰显出来。时至今日，古都历史文化古迹的拆除、保护与开发之争不但没有消弭，反而随着城市建设的快速推进而日益升温，如何走出一条传统与现代兼顾的新路，回看民国时期留下的经验和教训，或许能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

公共卫生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属于城市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其中外来的影响十分直接。但即便如此，其现代化过程依然离不开“本土化的实践”——这毋宁说是传统发挥作用的另一种形式或途径，因为有时“新的制度嫁接在旧有制度上，形成一种具有创新性的新模式”。[6]杜丽红在这方面，做过系统深入的研究。本编选入了她的《近代北京公共卫生制度变迁过程探析（1905—1937）》一文（《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6期）。该文将目光投射到西方城市管理制度的本土化实践问题上，从宏观层面勾勒了西方公共卫生制度在北京移植、扩散、转化的三个阶段。文章最为引人瞩目的是，提出了北京行政卫生呈现出“选择性治理”的特点，即由于西人漠视中国已有的医学文化传统，卫生事业在市政决策中处于末端地位，一般人对公共卫生的理解与专业化认知之间存在巨大的文化差异，卫生管理部门只能根据实际状况做出权宜之计，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但也因之使得新制度的实施缺乏系统性。这一研究启示我们，西方现代制度要想真正融入中国社会，由字面落实到实践层面，不能离开已有的组织网络和社会经济条件。这其中，除了正面的适应和积极的创造之外，当然也存在消极面。北京城市自身的某些消极性因素，也决定了西方现代制度、观念的本土化有时需要经过漫长的历程。

如今的学界早已不迷信“现代性”，对于实际的“现代化”甚至“反现代化”事件，也能给予同情的关注，并深度揭示其对于城市人的生存意义，而不被所谓“现代化”的正当性完全遮蔽视野。因为社会现实中现代化之不同层面的实际演进，毕竟有时是相互矛盾和冲突的，而且同时也会带来社会利益的分化、贫富差距的拉大甚至社会秩序的动**。如电车的推广使人力车夫的生计大受影响，他们捣毁电车的行为具有“反现代化”性，但其维护底层贫民的生存权，也未尝不是一种现代性诉求。王煦的《1929年的北平人力车夫维权活动：兼论人力车夫捣毁电车事件的起因》一文的研究，就体现了这种关怀。[7]旅美学者程为坤新近被翻译出版的《劳作的女人》一书，则从相反的方向，同样揭示了真实的历史：北京底层女性进入现代城市公共空间，并非一定意味着妇女解放的重大进步，她们体验到的生活可能与主流文化和公共话语所认定的女性的意义大相径庭。[8]而在宗教信仰领域，佛教、道教在民国北京民间社会的繁衍生存，更明显沿袭了许多传统的制度，也非简单的“现代化”模式所可把握和理解，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在讨论类似问题时，“现代化”一类的语词都应该慎用。[9]

北京胡同的命运及其胡同人的观念，可谓北京史研究中经久不衰的“传统”议题。本次选编的韩国学者朴赫淳的论文《近代北京胡同地方社会的演变》，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该文从民国时期“老北京人”群体意识的角度，细腻展示了“传统”与“现代”之间微妙复杂的关系。该文关注了北京胡同社会居民这一低收入阶层的日常生活，他们以庙会这样的公开聚会形式进行交流，形成“老北京人”的群体意识。此种认知的社会基础在清末民国逐渐遭受破坏，随着国家专制权力在南京国民政府和日伪统治时期达到巅峰，以地区居民共识为基础的自治领域消失，“老北京人”经受了越来越多的挫折感。但作者指出，这一演变反而进一步强化了“老北京人”的自我意识，具体表现为对外地人的“反感”，对自己的地区社会的依恋。这实际上是基层民众对于近代化的一种不易察觉的反抗。[10]这一探讨，对我们理解当下北京城市化进程中，老城区地方社会日益贫民化所带来的“老北京人”群体意识之嬗变，实有不小的启发作用。

在反思“现代化”方面，董玥新近出版的《民国北京城：历史与怀旧》（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11]也颇具力度。该书自觉借助“传统的回收”概念，尝试打破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的分析框架，认为北京社会在经济生活、空间秩序、文化再现方面均通过一种“回收”传统，来体现对现代化的某种反思与抵抗。具体包括天桥市场对于二手货的再利用，将胡同老地名记录进日常生活的文献，传统手工业同样置身于全球贸易体系之中，旧京学者的怀旧文字以“回收实践”的方式，表达对于现代化许诺的未来之疏远乃至疑虑，等等。这些无疑都从北京城市史的角度，丰富了我们对于“现代”与“传统”关系的理性认知。“传统”借助现代性的激发，往往能够焕发新的活力，这可能表现为对现代化缺陷的批判和反思，也可能直接形成一种带有现代性价值的新创造。

近年来，国内学界在借助西方“国家与社会”“公共领域”的分析工具来透视民国北京现代转型之路时，也日益带有一种批判性反思和理论本土化的学术自觉。一些学者不再满足于以民国北京史来替西人理论做注脚，而是在研究中不断增强对话意识，注重彰显中国城市的特性和风格。如徐鹤涛在探讨北京小商贩的日常生活时，就发现国家管制与小贩生存并未造成严重的持续冲突，这既有别于传统城市模样，也与西方现代城市不同。[12]刘荣臻在研究民国北京社会救助事业时，也依据民间社会组织未对既存社会秩序及政权提出挑战的史实，认为中国社会“公共领域”内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具有传统政治文化与近代色彩的双重特征，体现出中国本土化的特点。[13]这种带有理论自觉的探索与反思，无疑显示着民国北京史研究的发展与进步。

若从“现代性”或“现代化”建设及其反思的视角，来把握北京的近代历史，民国自然无法成为一个可以孤立起来讨论的时段。我们欣喜地看到，上述不少论著在涉及民国时期北京城市的现代转型问题时，都没有将其与清末北京史相割裂，而是多不约而同地将其转折的节点定位于1900年庚子事变或其后的清末新政，进而将晚清与民国的北京历史贯通起来加以考察。这也是民国北京史研究日趋成熟的重要表现。

三

在民国北京史的演进过程中，1928年无疑是一个十分明显的分界线。此前时段的北京作为中华民国的首都，与帝制时代相比，既保持着国都的重要地位，又延续着清末开启的诸项社会变革，从而呈现出共和体制下的首都新气象。但遗憾的是，迄今为止，有关民国建立对于北京城市的综合影响，学界似乎还缺乏全面系统的探讨。不过，我们也能见到从某些方面对于这一主题有所涉及的论文，如王建伟的《民国初年北京的文化版图》一文（《福建论坛》，2015年第4期）。该文从报刊的繁荣与政党的关系、公共空间的增设等角度，探讨了政治环境的变动对于北京文化面貌更新的深远影响，很有启发性。可惜类似的探讨仍很缺乏。

编者以为，专制体制向共和体制的转化，曾带给古都北京以重大影响，研究者们对此，似乎还可以给予更多的重视和探究。正如许多分支的研究所显示的，它直接导致了北京旗人生活的困苦乃至旗人社会的最终解体，使得清朝统治者在北京实行的旗汉分治政策被彻底打破，城市人口布局也因此发生重大改变，更为各类新兴的政治、经济、文化力量进入京城，提供了环境和条件。至于皇家园林和宫殿的开放、现代市政管理机制的初建，国人“首都观”及“北京观”的演变，逊清小朝廷及遗老遗少在京活动的影响等，都是我们在把握“民国肇建之于北京城的影响”这一综合性议题时，需要格外重视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