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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伪时期制订北京都市计划大纲的评析（第3页）

日本人主持编制《大纲》时，正值集世界近现代城市规划理论和实践之大成的《雅典宪章》发布后不久。总的看来，《大纲》的编制借鉴了近现代城市规划理论的主要方法和实践经验，受到“田园城市”“卫星城市”“工业城市”“带形城市”等理论，以及当时美国兴起的保护城市自然、建设绿地和公园系统等城市规划建设实践的影响，注意城市的居住、工作、游憩、交通四个主要功能区域的布局，并在一定程度上注意到保留旧城名胜古迹和历史建筑。因此，《大纲》可以说是作为历史古都的北京在近现代城市规划理论和实践经验指导下进行的首次城市规划编制。当然，日本人作为侵略者和占领者，其规划主要目的是为保护和强化日本占领当局以及来华居民和工商业者利益，并把北京营造为侵华的军事、经济基地。这一点在日本人的军事和居住生活用地的安排、环境和公用设施规划、工商业用地布局等方面都有明显体现。

日本国内1907年就印行了霍华德1902年再版的《明日的田园城市》一书，其他当时先进的近现代城市规划思想也在20世纪初期陆续传入日本。《大纲》在引用当时先进的规划概念和方法，如区域概念、功能分区、绿地带、放射路网、邻里单位、土地利用分区和管制、园林与广场的配置等方面都比较突出。

在规划编制之前进行详细的基础资料调查是近现代城市规划制订的主要准备工作之一。为制定《大纲》，日本规划师和伪建设总署都市局进行了专门的较详尽的调查，其中的调查资料和成果会集的图表主要包括行政区划图、人口统计表、面积和人口密度表、交通机关配置图、上下水道配置图、风景名胜图[17]。

伪建设总署民国三十年（1941）7月在《地域地区计划标准》中明确：“凡在都市计划区域内决定地域地区时，须考虑交通、保健、卫生、保安、经济、地形风貌、风向等项，并应将都市沿革及发展要素等调查研究以期保持各地域之连续而设定之”[18]，体现了编制城市规划的合理程序和方法；此外，确定城市性质，明确城市规划的范围，采用功能分区的手法确定用地分区规划以及新市区和新工业区，并且“在街市计划地域内，就专用居住商业混合工业各用途实施分区制”等，都是欧美近现代城市规划编制的主要内容，也体现了近代城市规划的功能主义思想。

早在1919年，日本国内的城市规划法和城市建筑法就引入了土地使用区划制度，但当时仅分为居住区、商业区和工业区三种类型。《大纲》深化了这种功能分区制，并扩展到城市和区域整体。在城市局部地区，“为街市之保安、卫生、居住安宁，对居住区为细胞式近邻住宅单位，设置临近公园、儿童体育场、学校、图书馆、商店、诊疗所、托儿所等建筑……”（参见表1，显示西郊新区土地用途比率，相当于现今的用地平衡表）。同时，规划对整个城市的功能分区也比较明确，即疏解旧城人口和工商业，建设西郊以行政、居住为主的新的综合功能区和东郊工业区，并在城市外围设置绿地区、风景地区等生态功能区。对于主城与新区的功能划分，规划也明确提出，“建设西郊新市区为一能自立之近郊市，利用已有建筑道路设施，疏散城区人口，解决市民居住问题。新市区周围绕以绿带，与城区隔离。保留空地以备将来发展”。东郊新市区则是危险工业、污染工业的集中地。

表1西郊规划分区面积比率

当时日本规划师在其国内城市规划建设中，即视道路为一种都市的开放空间而存在，在规划中重视其多重功能。例如，商业中心的道路有聚集人潮的功能，形成都市中购物的重要场所；林荫道与公园道路提供都市休憩娱乐生活；祭奠及活动（游行、升旗典礼）也可在道路上举行，又具有了政治文化功能。因此《大纲》对路网规划非常重视。规划明确“道路为构筑都市之根干，在都市计划之内容中为最重要之一项”。在规划中特别注意了道路的分级标准和沿路绿地带的布置，对主次干道的断面均有详细规定。

《大纲》还注意了规定“留保地”，并划定都市保安、卫生区域，规定城市周边的农耕地、森林山地、原野、牧场、河岸等地“永不街市化而保存之”。这种规划禁止建设区域的手法，是在规划发展建设用地之外的一种逆向思路，在今天也是一种先进的规划思维。

《大纲》还从提高城市生态环境功能和美化城市的角度出发，规划了若干绿带、公园和广场。当然，究其动机和从分布区位来看，这主要是以改善日本人居住地区的公共卫生、安全和环境美化为主要目的。例如，为了避免与中国人混居，日本人在西部新市区规划了大量的绿带和公园，划出了大量的保留地。从客观上看，这种手法体现了当时欧洲规划理论中的“Gree”建设理念。“Gree”概念传入日本后，被译为“绿地带”。东京绿地协议会在1932年明确了绿地的定义和分类，绿地被定义为“永续性的空地”，并把绿地分类为准绿地（景园地、风景地、保存地）、生产绿地（渔业地区、牧野地区、林业地区、普通农业地区）、普通绿地（游园地、公用绿地、公开绿地、墓苑、行乐道路、公园）。另外，其“都市公园体系”包括街区公园、近邻公园、地区公园、综合公园、运动公园等。日本提出的这一套绿地理论和规范被应用到其殖民地的试验中，几乎没有时间差。

但是，《大纲》在吸取西方先进的规划理念和技法的同时，也存在突出的问题，最具代表性的问题是对旧城的处理缺乏积极的考虑。北平工务局1948年所编资料认为，日伪时《北京都市计划大纲》“对旧城完全不顾，纯注重与建设租界性质之郊外新区域。以西郊为居住区，东郊为工业区，并以东西长安街为东西新市区之联络干路而贯通两端之新辟城门。依此计划建设完成后，北平之繁荣中心即将完全转移于日本人掌握之新街市，使北平旧城区沦为死市”[19]。客观分析，日本之所以放弃旧城，一方面源于侵略者希望在短时间内通过新城开发把北京建设成为其在华北的统治中心和工商业中心，以更好地为扩大侵华战争服务；另一方面，日伪政府没有足够的实力来同时进行旧城改造与形成开发。同时，当时世界上对旧城特别是古都的保护与改造、更新等的理论和实践的探索尚未形成可操作性的结论，这恐怕也是日本“弃旧立新”的原因之一。

（三）《北京都市计划大纲》的历史影响

《大纲》自1938年的草案开始，几经修改，在1941年定案和正式公布，并在随后部分得到实施。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这期间，在中国占领地的重要城市进行都市规划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加强殖民统治体制中的重要一环。当时日本在中国台湾、东北、华北地区以及朝鲜等地开展的一系列的都市规划，其实质都是意图使都市规划成为其巩固亚洲殖民地和占领地，建设扩大侵略规模的军事经济基地的重要手段。例如，在北京，最直接的手段就是以服务于日本军队和日本人的新市区的开发来代替北京的旧城，企图将城市的发展以新市区为核心完全掌控在自己手中。

当然，日本人在制订北京规划中所采用的近现代城市规划手法和理念亦具有一定科学性，其所运用的近现代城市规划理论和体现的主要思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前瞻性，客观地说规划的编制对后来北京的规划建设实践产生了一定的历史性影响。正如抗战结束后有专家指出，“就原则理论上言，就当时形势上看，该项建设计划固只利于敌而无益于我。但就现实观，平心而论，似亦未尝不有助于我之改革利用”[20]。

旧北京城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且规划严整的城市，拥有众多的名胜古迹和风景名胜之地。如何保护旧城，开拓城市发展的新空间，如何进行合理的近代化的城市功能分区，《大纲》在这些重要问题上进行了尝试和探索。《大纲》试图改变当时北京的单中心城市空间结构，构建中心旧城区、西部新城区以及东部和东郊工业区三个不同功能片区的发展态势。这种空间布局结构从纯技术的意义上说可以使旧城集聚的人口和产业得到有效疏解，旧城的格局、风貌和历史建筑得到留存，同时发展具有近现代城市功能的新市区。从纯粹的城市布局角度看，西郊新市区和东郊工业区的选址相对比较恰当，考虑了各自的自然地理、环境条件以及交通运输条件等因素，以及与中心老城区的联系。在总体布局上，长安街向东西两侧延伸，穿过新辟的城门连接东西郊，拓展了北京城的横向轴线，以东西轴线串起中心老城与东、西新区，确定了较长时期内北京城市空间形态的框架。通过《大纲》的局部实施，东、西部新市区均形成一定的规模，成为后来城市发展的基础。更重要的是，《大纲》提供了北京城市空间发展的一种新思路，形成了北京城市空间结构和形态从单中心向多中心转变的开始。沦陷期间的北平城市规划中关于城市空间和产业布局、功能分区的设想，对后来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大纲》运用区域规划的观念，将城市发展的周边农村地区纳入规划视野，同时强调北京的都市计划要有空间的弹性，以备以后发展的余地。抗战胜利后，北平市政人员在总结北平都市计划时，精到地概括《大纲》的主要内容包括“旧城区之改造，新市区之发展，游览区之建设，卫星市之建设”，而这些内容正是一个大城市的规划应着力强调的。

当然，《大纲》的实施过程也是一个掠夺和榨取中国人资源和财富的过程，是为日本侵略者开拓殖民地的计划服务的过程。为把北平变成华北占领区的统治中心，日本侵略者致力于西郊“新市区”和东郊“工业区”的规划与实施，对城市发展重心的转移产生了比较明显的作用。日本侵略者以践踏中国主权、牺牲中国人民的利益为基础，完成了东西郊征地及初步的掠夺式、突击式开发，并且对中国人聚居的旧城区的改善不管不顾，任其衰败破落。

北京在1912—1928年之前作为中华民国的首都，其最重要的城市功能是政治职能。在作为政治中心的同时，北京还是一座文化城市、历史城市。为此，民国初期北京市政府组织了局部的沟渠整理、交通整理等基础性工作。1928年中华民国首都南迁后，在一些专项城市建设规划，如袁良主持制订的“都市整理计划”的指导下，北平市政府开展了一系列城市改造和建设活动。而《大纲》可以说是北京出现的第一个具有近现代意义的城市总体规划，虽然这比其他早期被帝国主义侵略者占据的殖民城市如青岛、大连等进行近代城市规划编制要晚，与南京等中国人自己制订近代化的城市规划相比也晚了10年时间，但对北京这个封建都城规划建设的顶峰之作来说，这次城市规划的编制是西方近现代城市规划思想传入以来在北京的首次实践。

1946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北平市政府对日本侵占北京时期建设的东西郊的情况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在此基础上，以利用旧有的市政建设基础为出发点，以《大纲》为参考，于民国三十五年（1946）5月征用日本人折下吉延、今川正彦改订《北平都市计划》[21]。但是，因国民党政府忙于内战，一直没有将改订后的城市规划公布，更没有时间得以实施。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北京回到人民大众的怀抱。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被确定为首都，北京的发展翻开了崭新的历史篇章，进入了一个大规模的建设阶段。为了规划新首都，中苏专家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的制订进行了充分的调查和讨论，期间对北京的城市空间发展和布局产生了极大的争议。各方专家提出的规划方案中包括了受到广泛注目和备受争议（可以说直到今天仍是如此）的、由留美和留英的规划建筑大师梁思成和陈占祥提出的“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考虑到保护旧城以及建设新区的不同要求，梁、陈提出，“考虑按实际要求，和在发展上有利条件，展拓旧城与西郊新市区之间地区建立新中心，并配合目前财政状况逐步建造”[22]。行政中心区“西面连接现在已有基础的新市区，便利即刻建造各级行政人员住宅，及其附属建设。亦便于日后发展”[23]，“发展西郊新中心，利用原来‘新市区’基础为住区”[24]。该项行政中心的建议既考虑了日伪时期建设西郊新市区的基础，又考虑了住宅及其附属建设。亦便于日后发展。[25]因此，“梁陈方案”对于新行政中心发展的建议，既考虑了日伪时期西郊新市区建设的基础，又考虑了与中心旧城的联系。应该说，“梁陈方案”在发展新城和保护旧城、城市发展方向、空间轴线的形成、功能分区的确定等方面，对1941年《大纲》的技术思路和既有建设基础有所考虑，吸收了《大纲》中的合理成分，充分考虑到了古城的延续和保护，以及日伪时期已经开始建设的西郊新街市和正在形成的东西轴线的有效利用。令人叹息的是，开辟新区、疏解北京旧城功能的思想在“梁陈方案”受到政治性批判后，一直未能在后来的北京城市规划中得以重点和有效体现，以至于造成今天的北京城市空间布局的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

鉴于北京作为封建古都的特殊性，日本侵略者制订的具有近现代意义的《北京都市计划大纲》是其战争时期在占领地诸多规划建设试验中的一个典型代表。因此，在明确《大纲》编制实施的强化殖民统治目的的前提下，客观地分析这一规划及实践的合理性以及历史影响具有现实意义。

（四）1937—1945年北京城市人口的变动

规划的编制实施与城市人口的变动是互相影响的。北平沦陷期间人口变动表现出以下特点：

（1）城市人口总数有所增加，人口的集中分布地区变化不大。比较具有战争时期特点的是人口的出生率低于死亡率，即自然增长率为负数，表明人口增长主要来自于机械增长，这是在城市人口外流的同时又有更多的外地人口流入的结果。1936年北平人153万，1938年为160。4万，1939年为173万。

（2）外侨人数增加，特别是日侨大量进入北京。日本为了加强殖民统治以长期占领华北，施行了大规模的移民计划。由于进入北京的日侨大量增加，北京内外城与郊区的日本人口比重上升很快。《社会统计月刊》做了1939年5月—1940年1月“华北各地日侨人口统计”，将北京内外城、四郊、南苑、长辛店、丰台等地作为统计范围。由于朝鲜和中国台湾被日本侵占后被日本视为属地，因此中国台湾人、朝鲜人也被视为日本人而统计在内。日本侨民人口变化情况，在短短三年内由4000人增加到85200余人，可参见表2。各国侨民的人口变化参见表3。

表2日伪时期北平日本人口统计

表3各国侨民的人口统计

日侨激增并与北京市民争夺生活资料与就业机会，加上日军疯狂的经济掠夺，使北平的粮荒日益严重，饥饿、疫病造成死亡人数超过出生人数。大量流入北平的日侨虽然没有改变北平人口数量与分布的总体格局，但他们仰仗军事政治优势挤占了北平人民的生活和就业空间，日伪政府还对北京市民实施残酷的经济侵略，如强行开展献铜、献木运动，以及对市民粮食的残酷掠夺，将北京市民的生活推向水深火热的境地之中。

从总体看，由于整个日占时期北京城市经济恶化，加之日本侵略者的野蛮掠夺，北京的城市人口并没有呈上升趋势发展，在日本占领后期，由于日军在战场上的不断失利和退缩，以日侨为主的外侨人口也迅速减少，西、东郊“新市街”的建设也停滞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