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有一个提示:京派是否只是一种社会基础脆弱、易于流徙的贵族精英文化,它会随战争和政局的变幻而存亡?而海派则是否是一种整体的生存方式,日军除了对它实施掠夺和占领之外,很少能增减什么,因为它与社会结合,是一种稳定的民众文化?[34]
以京派中断的事实判断代替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过程中的价值判断,也许是用现实发展中的偶然性否定了历史发展必然性领域(它是偶然性的集合)中的多样性,限制了我们文化选择和发展的想象力。
传统的中国城市和社会,以政治和权力为其轴心(近世则多为经济机制所取代),文化功能附丽于其上。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的长期重合在北京建立的文化优势,使得在政治支柱突然撤除后,在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文化支柱得以保存延续下来:文化教育事业成为城市的支柱产业,在一定程度上树立起知识权威,并进而发展了一种更为纯粹的、高雅的知识分子文化。这在中国的确前所未有,其基础自然脆弱而不稳定——它只是在历史的间隙中,因社会政治变动偶然造就的一出喜剧,而不是新文化建设和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修成的正果。但是,这个稍纵即逝的文化奇观难道真的没有为我们留下什么?北平作为一种城市社会的类型,京派作为知识分子文化的独特价值、生存样式和生存机制,难道真的不能与新时代相容?它到底是历史给我们的证明还是启示;它是注定要消沉的,如梦晚霞还是被乌云遮断的一片朝晖?回首历史,京派似乎被认真认识和理解较少,而以保守、传统、贵族气、学院派等为由,简单化地排斥否定较多。今天,当我们环顾世界,看到众多的大学城和文化城,当我们听到关于后工业社会的预言、知识社会、教育社会的构想,当我们在商业文化红尘万丈的俗爆气氛中再次面临当年沈从文所忧心的严肃文学的窘境、精英文化的流失,或许更能感悟当年京派文人在乱世之中的坚贞和那些许努力的价值,体味苦茶的清馨和那份书生意气的可贵。而老北京人则会对北京城的历史沧桑,生出一些荒诞的联想……
[1]本文选自杨东平:《城市季风:北京和上海的文化精神》第三章第一、第二节,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2][美]埃德加·斯诺:《斯诺文集》第1卷,18、19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
[3]白鲁恂:《中国民族主义与现代化》,载《二十一世纪》总第9期。
[4]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3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5]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91、141页。
[6]陈旭麓:《说“海派”》,载《解放日报》,1986-3-5。
[7][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25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8]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12卷,182页,广州,花城出版社,1983。
[9]赵家璧:《文坛故旧录》,122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
[10]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104页。
[11]胡风:《胡风评论集(中)》,231~23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12][美]R。威尔逊:《商业社会中的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载《国外社会科学》,1990(8)。
[13]《二十一世纪》,1990年创刊号,46页。
[14]金介甫:《沈从文传》,194页,北京,时事出版社,1990。
[15]张爱玲:《张爱玲散文全编》,98页,宁波,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
[16]《韬奋文集》第1卷,157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
[17]许烺光:《美国人和中国人》,198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
[18]北京大学历史系:《北京史》,356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85。
[19]梁国健编:《故都北京社会相》,200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20]邓云乡文,载《燕都》,1989(6)。
[21]铢庵:《北平漫话》,载《宇宙风》,1936(19)。
[22]《宇宙风》,1936(20)。
[23]陈子善编:《台静农散文选》,5页,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0。
[24]顾潮:《我的父亲顾颉刚》,载《文汇报》,1991-2-24。
[25]邓云乡文,载《燕都》,1989(6)。
[26]陈独秀:《独秀文存》,5页,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
[27]周作人:《自己的园地》,16页,长沙,岳麓书社,1987。
[28]周作人:《自己的园地》,5~6页。
[29]周作人:《谈虎集》,107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30]周作人:《永日集》,121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31]周作人:《药堂杂文》,123~124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32]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11卷,99、101页,广州,花城出版社,1983。
[33]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12卷,167、170页,广州,花城出版社,1983。
[34]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113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