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书网

一对乡村教育的影响（第2页）

[2][陈]冷：《时事批评》，载《时报》1905年9月6日，1张2版。

[3]《候补内阁中书黄运藩请变通学务、科举与科学并行、中学与西才分造呈》，见《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982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4]夏曾佑：《论废科举后补救之法》，载《东方杂志》第2年第11期，253页（栏页）。

[5]夏曾佑：《论废科举后补救之法》，载《东方杂志》第2年第11期，253页（栏页）。

[6]何刚德：《客座偶谈》，见氏著：《春明梦录·客座偶谈》（以下简作《客座偶谈》），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影印，卷二，页8B。

[7]1902年的《钦定蒙学堂章程》，规定以原有义塾改办并有常年经费者，名为“公立”；以家塾扩充或塾师设馆招生改办的，名为“自立”；皆收束脩之费。而《钦定小学堂章程》，则州县所设为“官立”，地方绅商所设为“民立”，后者可借用地方公所祠庙，“官立”者五年内不收束脩。1904年年初的《奏定小学堂章程》则规定州县及大镇所设为“官立”，以义塾或地方公款、捐款等所办者为“公立”，一人出资设立，或以家塾扩充或塾师设馆招生的名为“私立”，“官立”者永不收学费。各章程均收入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上册，157～158、163～164、175～176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8]马儒行：《述吾乡之小学教育及民众教育——山西五台县永兴村二十余年来之新教育》，载《乡治》2卷2期（1931年6月18日），2～3页。

[9]市古宙三：《1901-1911年政治和制度的改革》，见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史》，第11卷，440～441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按这是市古先生持续的看法，他曾从清末绅权扩张的视角论证当年士绅颇能抓住新的机会，故废科举后不仅未受大影响，且日子比以前似还更好过，且直到1949年都基本维持其原有的社会地位。参见IchikoChuzo，“TheRoleoftheGentry:AnHypothesis，”inMaryWright，ed。，RevolutioPhase，1900-1913，NewHavenandLondon:YaleUyPress，1968，pp。297-317。不过，该书的编者芮玛丽当时就表示，虽然市古先生的论点表述十分得体，但她本人所见史实并不支持这一见解。参见MaryWright，“introduidemed。，Revolution，p。40。

[10]参见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139～146页，上海，学林出版社，1995；赵利栋：《1905年前后的科举废止、学堂与士绅阶级》，载《二十一世纪》2005年6月号。

[11]本段与下段，《论我国学校不发达之原因》，载《申报》，1909年5月24日，1张3版。这位观察者并对新旧书商进行了调查，卖书者说，“各种教科书之销路，以丙午之春（即停科举之翌年）为最佳，自是至今，江河日下，大有不可终日之势”。而《论语》、《孟子》等旧书，在兴学堂后本“销路大减，至停罢科举后，其减益甚；一二年前稍稍增多，年来已复其旧矣”。书籍销售情形与学堂的盛衰大致相符。

[12]当年办学相对奢侈，四川总督赵尔巽在宣统二年正月致函学部说，“从前初办学务，多于表面上注意”，糜费甚多，若不纠正，“不独将来学务无自扩充，即已成立之学堂，亦有不能持久之势”。故他已饬四川学司拟定整理学堂收支章程，经其“酌量裁节”后的学堂建筑经费，仍为“各初小学堂之建筑费，至多不得过二千两，高等小学堂不得过三千两，高初两等同设不得过四千两，中学堂及与中学同等之学堂不得过八千两”。可知当年开办一学堂至少需银数千两。见“川督赵尔巽致学部函”，宣统二年正月二十四日；及所附“督部堂赵限制各学堂建筑及岁修各费不得任意滥用令（附简章）”，宣统元年八月，赵尔巽档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卷宗号474。此条材料承徐跃提示。

[13]毛泽东：《寻乌调查》（1930年），见《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105～1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按寻乌的情形可能有些特殊，如兴国县的永丰区，此时公田的比例就仅占耕地的10%。参见毛泽东：《兴国调查》（1930年），见《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199页。

[14]清季大量“毁学”事件，中外论著多所论及，特别阿部洋的《中国近代学校史研究——清末じぉける近代学校制度の成立过程》（东京，福村出版株式会社，1993）的第4章对清末各地毁学情形进行了细致的分析。

[15]樊增祥：《批郃阳县仇令禀》，见《樊山政书》，宣统庚戌（约1910）刊本，无出版地，卷十，页17。

[16]问天：《述内地办学情形》，载《教育杂志》第1年第7期（宣统元年六月），台北，商务印书馆，1975年影印，620页。

[17]《论我国学校不发达之原因》，载《申报》，1909年5月24日，1张3版。按体操、唱歌等是体现当年学堂之“新”的象征性学科，不同地方不同的人反应不一，如山西举人刘大鹏就把体操课视为“师弟无等级，将读书气象全行扫除”的表征；而钱穆所在的无锡**口镇之果育学校，“老师教文史者，初不太受人特别重视”，而“体操、唱歌先生，则尤为一校乃及一镇之众望所归”（刘大鹏：《退想斋日记》，乔志强标注，1907年8月25日，162页；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45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18]又人：《教育杂感》，载《教育杂志》第3年第3期（宣统三年三月），2526页。

[19]《论我国学校不发达之原因》，载《申报》，1909年5月24日，1张3版。按学堂与私塾并非只有竞争的一面，有时也有互补的一面，民初不少新人物也常进出于学校和私塾之间。

[20]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见《毛泽东选集》（一卷本），39～4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8。

[21]乔启明：《江宁县淳化镇乡村社会之研究》，17页，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1934。转引自马俊亚：《民国时期江宁的乡村治理》，见徐秀丽主编：《中国农村治理的历史与现状：以定县、邹平和江宁为例》，352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22]参见梁启超：《官制与官规》（1910年），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三》，63～69页，引文在64、68页。

[23]可比较梁启超自己早年所说：像“废八股为策论”，甚或他日“废科举为学堂”一类作为，虽可以算“改革”，但也不过是“补苴掇拾一二小节”；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实行他所谓“从根柢处掀翻之，廓清而辞辟之”那种“大变革”，亦即英文Revolution之意。梁启超：《释革》（1903年），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41～44页。

[24]布衣卿相的梦想常常更简单也更理想化地表述为“耕读”，反映出农耕是以“衣冠礼乐”为表征的整体性华夏“声教”的最重要基础。即使在通常被纳入华夏文化圈的东南，在农耕非主要生产方式的一些沿海地带，其上升性社会变动的选择就比通常向往的“耕读”要宽，似乎也不时伴随着比一般农耕区域更强的怪力乱神成分，详另文。

[25]夏曾佑：《论废科举后补救之法》，载《东方杂志》第2年第11期，251～252页（栏页）。

[26]毛泽东：《寻乌调查》，见《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159～163页。关于男子识字率是采信毛泽东文字表述得出的比例，不排除他可能有笔误，若是那样，百分之四十仅指男子的识字率。

[27]杨开道：《我国农村生活衰落的原因和解决的方法》，载《东方杂志》，24卷16号（1927年8月25日），5～6页。

[28]例如，据1920年年初出版的《山东各县乡土调查录》，地处交通要道的山东泰安县约60万人，在国民小学和代国民小学就读的学生约一万二千人，其总数约与寻乌县的小学生持平，而其人口则是寻乌县的六倍，受教育的比例就差得远了（转引自陶飞亚：《中国的基督教乌托邦——耶稣家庭（1921-1952）》，19～20页，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4）。又如，应更发达的江苏江宁县，据20世纪30年代县政府的《江宁县政概况》，常住人口中，男性文盲为82。2%，女性文盲为98。7%。外出人口中，男性文盲为63。9%，女性文盲为87。7%（转引自马俊亚：《民国时期江宁的乡村治理》，见徐秀丽主编：《中国农村治理的历史与现状：以定县、邹平和江宁为例》，353页）。

[29]梁启超：《官制与官规》，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三》，68页。

[30]只有在民间调适力量较强的乡村社会或仍可调剂之，如民初山西五台县永兴村的学费便“仍照旧例，按贫富出钱。先规定某年级若干，次以贫富增减之”。其“学费多寡，由村长、学董所定”。学生家庭“较丰者出三四元，贫寒者一元上下”。参见马儒行：《述吾乡之小学教育及民众教育》，《乡治》2卷2期，2页。但这主要取决于当地民间的社会调适力量，各地差距可以甚大，有较强的偶然性。

[31]何刚德：《客座偶谈》，卷二，页8B～10B。

[32]孙宝瑄《忘山庐日记》，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初三日，700～70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33]《举人李蔚然请变通整顿学务呈》，见《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9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