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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国民关系的转变与社会的兴起（第2页）

[3]辜鸿铭：《张文襄公幕府纪闻》，见《辜鸿铭文集》，冯天瑜标点，17页，长沙，岳麓书社，1985。

[4]关于国富民强之说，承台北“中研院”人社中心张福建教授和史语所陈正国教授提示。严复或是一个代表，他在《原强》及《原强修订稿》中都说到富强不外“利民”，也常被引用。尽管那里的“民力”指体力，而民智、民德等似亦与“富”无关。但他也确实说过：“大抵继今以往，国之强弱，必以庶富为量。而欲国之富，非民智之开、理财之善，必无由也。”严复：《〈原富〉按语》，见《严复集》，王栻主编，第4册，90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不过，国富民强和民富国强两说影响似均不广。整体上，“富”和“强”都更多落实在“国”之上。

[5]此承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王波、王果同学提示。

[6]严复：《辟韩》（1895年），见《严复集》，第1册，35页。

[7]《严复手批沈瑶庆奏稿》，收在习近平主编：《科学与爱国——严复思想新探》，400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

[8]邓实：《鸡鸣风雨楼政治书》（1905年），见《光绪乙巳政艺丛书·政学文编卷三》，页1a-1b（卷页）。

[9]梁启超：《痛定罪言》（1915年），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三》，6页。

[10]秋桐（章士钊）：《救国储金》，载《甲寅》1卷8号（1915年8月），6页。

[11]此承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薛刚同学提示。他认为，正因以“道”为依据，传统中国的“公”不必仅是介于国与民、上与下的中间部分，而是在国和民之上、之外、之间，以士为主体；道的意识形态与学田、族田一类微观建置直接相连。说颇新颖。

[12]陈独秀：《实行民治的基础》，载《新青年》7卷1号，14页。

[13]沃丘仲子（费行简）：《民国十年官僚腐败史》，见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8辑，17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14]边缘知识人的兴起，部分也是在取代此前士绅的承上启下地位。参见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载《二十一世纪》，第6期（1991年8月）；罗志田：《近代中国社会权势的转移：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见氏著：《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191～241页。

[15]此承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王果同学提示。实际上，晚清“造国民”的言说本是多元的，朝野间都曾有一个明显的倾向，即“国民”必爱国，首先就体现在愿意输将（且多纳税还较愉悦）和当兵（保卫国家）之上，却不一定强调不论个体还是群体的“民权”。

[16]此承王汎森、沙培德（PeterZarrow）两兄以及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梁心同学提示。关于中国的无政府主义，参见PeterZarrow，AnardesePoliticalewYork:biaUyPress，1990。关于民初的“造社会”取向，参见王汎森：《傅斯年早期的“造社会”论——从两份未刊残稿谈起》，载《中国文化》1996年2期。

[17]梁启超：《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1901年6-7月），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五》，44页。

[18]梁启超：《孔子教义实际裨益于今日国民者何在欲昌明之其道何由》（1915年2月），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三》，67页。

[19]梁启超：《辛亥革命之意义与十年双十节之乐观》，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七》，10页。

[20]傅斯年：《时代与曙光与危机》（约1919），台北“中研院”史语所藏傅斯年档案。

[21]《政治会议议员任福黎提规复文庙建议案》，原案录在《政治会议议长李经羲为规复文庙祀孔呈》（1914年2月11日），见《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文化》，7～8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22]丁文江：《中国政治的出路》，载《独立评论》第11号（1932年7月31日），5页。

[23]傅斯年：《教育崩溃之原因》，载《独立评论》第9号（1932年7月17日），5～6页。

[24]参见罗志田：《失去重心的近代中国：清末民初思想权势与社会权势的转移及其互动关系》，载《清华汉学研究》第2辑（1997年11月）。

[25]傅斯年在“五四”时便观察到，由于“社会的旧组织死了，所以没有维系与发展社会的中心能力，所以社会上有个散而且滞的共同现象”。傅斯年：《时代与曙光与危机》（约1919），台北“中研院”史语所藏傅斯年档案。

[26]最具象征性的表述，就是傅斯年提出的：“我只承认大的方面有人类，小的方面有‘我’，是真实的。‘我’和人类中间的一切阶级，若家族、地方、国家等等，都是偶像。”傅斯年：《新潮之回顾与前瞻》（1919年9月5日），见《新潮》，2卷1号（1919年10月），205页，上海，上海书店，1986影印。

[27]参见傅斯年：《中国现在要有政府》，载《独立评论》第5号（1932年6月19日），6页。

[28]涛鸣（吴宪）：《定县见闻杂录》，载《独立评论》第4号（1932年6月12日），17页。此承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梁心同学提示。

[29]所谓的“黄金十年”，是很长时间里学界中相当一些人对抗战前十年的描述。一项早期的研究，参见ArthurN。Young，ation-Buildi，1927-1937，Stanford:StanfordUyPress，1971。

[30]例如，前引赵尔巽试图革除的绅首包揽厘税，便是历时不长的新事物，以前的正绅是不允许也不屑于涉足税收一类事务的。而今日所谓“地方菁英”参与类似事务，往往被视为国家涉入地方的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