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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第2页）

的确，正是向往“上层”的边缘知识分子才是西向知识精英的真正读者听众和追随者。蔡和森在1920年夏天就观察到，他“所见高明一点的青年多带一点中产阶级的眼光和国家的色彩”。[23]蔡氏当时正在法国勤工俭学，他能看到的“高明一点的青年”，大致不出边缘知识分子范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却“多带有中产阶级眼光”。此时与清季的社会构成已很不相同，而各社群的自我定位尤与前相异，边缘知识青年这时已未必自视为“中产阶级”（这一点遍观《新民学会资料》中的通信随处可见）；正由于其有意追随精英，所以才“思出其位”，具有与其实际地位不那么相当的“眼光”。

文学革命无疑给边缘知识分子提供了方向和出路。当他们从茫然走向自觉时，也必定要想发挥更大更主动的作用。作为西向知识精英的真正追随者，向往“上层”的边缘知识分子在知识精英面前代大众而为一种想象的听众；而他们在大众面前有时又代精英执行士的社会领导作用，并将其所接收的再传布给大众。这样的中介功用至少部分弥合两者的疏离，但有时也可能造成双方虚幻的接近感。

边缘知识分子在对大众立言之时，其口号仍基本是从知识精英那里传承来的西向口号，这是近代中国全社会或多或少都有尊西倾向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边缘知识分子也有自己的思想，故在沟通双方时有意无意间将自己的愿望和观念转移到两造身上。更因其中介功用的不可或缺，结果不但影响双方，更有因替代而成真的情形。钱穆观察到的精英往西走而大众民族主义情绪尚强的现象，部分也有边缘知识分子的作用。盖西化口号下所包含的实际内容，经边缘知识分子转手后，到一般民众那里已大为淡薄。如果说近代中国人表露出的民族主义情绪有一个自下而上逐渐淡化的现象，可以说其西化倾向也有一个自上而下的淡化过程。这里面边缘知识分子的中介作用是有特殊意义的。

而且，正因为边缘知识分子所掌握的中西学均有限，反容易自以为“已学通”而行动更大胆活泼。他们的行动能力的确是超过知识精英的。林白水在1903年说：“你看汉高祖、明太祖是不是读书人做的？关老爷、张飞是不是书呆子做的？可见我们不读书的这辈英雄，倘然一天明白起来，着实利[厉]害可怕得很。”不过，林氏马上又指出：“书虽然来不及去读，报却是天天要看的。”[24]这透露出林氏所针对的，正是那些不太算得上“读书人”，却又还能看报者。正因为边缘知识分子胆大肯干，一般民众渐得出他们在“干”而知识精英只会“说”的认知。

这样，中国传统中的反智倾向也得到某种程度的“现代复兴”。梁启超在《新民说》中已点名攻击读书人说：“谓其导民以知识耶？吾见读书人多而国民愚也。谓其诲民以道德耶？吾见读书人多而俗日偷也。”这些人“事无廉耻而嗜饮食，读书人实一种寄生虫也。在民为蠹，在国为虱。”[25]

梁氏的观念很得林白水的同感，林氏也指出：“我们中国最不中用的是读书人。那般读书人，不要说没有宗旨、没有才干、没有学问，就是宗旨、才干、学问件件都好，也不过嘴里头说一两句空话，笔底下写一两篇空文，还能够干什么大事呢？”他特别指出，以前的读书人也还是有用的，“但是现在的读书人比不得从前”了。林氏本有替国民立说之志，他在1904年写的《国民及其意见》中说：“你道这意见是我一个人的意见么？大家是国民，便大家都有这一番的意见，我白话道人不过替你们大家发表发表罢了。”以前的士人是代圣人立言，现在林氏要代国民立言。立场一移，他就理直气壮地代国民断言说：“现在中国的读书人没有什么可望了。”[26]

到1915年北京政府被迫接受日本“二十一条”的大部后，梁启超重申他对中国读书人的谴责说：“今日国事败坏之大原”，即种因于士大夫之恶劣。因为蠹国之官僚、病国之党人，皆士大夫也。“劝老百姓爱国者，士大夫也；而视国家之危难漠然无动与中者，即此士大夫也；利用老百姓之爱国以自为进身之径谋食资者，亦即此士大夫也。”不过梁仍主要是自责，他还是认为“一国之命运，其枢纽全系于士大夫。”所以，“欲国耻之一洒，其在我辈之自新。我辈革面，然后国事有所寄。”[27]这已是民国初年，梁启超仍存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士大夫观念，但他所说的“士大夫”，在社会学意义上已不存在，只能是“读书人”的同义词而已。

又几年后，杨荫杭说：“魏何晏粉白不去手，行步顾影；宋王安石囚首丧面而谈诗书，二者皆失也。中国旧学家，以囚首丧面者为多；今之欧美留学生，以粉白不去手、行步顾影者为多。”所谓“凡诚于中者，必形于外。行步顾影之留学生，有如花鸟，仅可以供观赏家之陈设。囚首丧面之老学究，有如骨董，仅可以供考古者之研究。其不切于实用则一也。”[28]这是林白水读书人无用论的发展，既然新旧学者都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读书人与社会的脱节就得到进一步的强调。

在清季民初的新旧之争中，当新旧精英的任意一方稳坐主流或保持控制时，另一方便无多少号召力；当新旧任意一方的观念学说能够得到广泛的常规传播时，另一方也没有多少号召力。但如果一统局面被打破而任何一方尚未取得完全控制的形势时，多少受过一些教育的边缘知识分子就可以向任何更具吸引力的一方倾斜。由于既存的旧体制实不能给边缘知识分子一席地，旧派当下也确实提不出多少救亡图存的办法，而“新”的不可知性使其提供的未来至少有可能是光明（包括个人的和国家的），则边缘知识分子选择趋新的一面，几乎是自然而然的。更因边缘知识分子的量大，并能逐渐对自己这一社群的潜力有所认识，新胜旧在社会层面几乎已成定局。由于追随者在新旧之争的胜负中扮演着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其地位就不同寻常了。

而且，“旧学家”本欲与大众有所距离，故其对缺乏追随者或有一定程度的心理准备。对非常认同“与一般人生出交涉”这一取向的新文化诸贤来说，与大众的疏离却不能不说是一个吊诡的结局。现代知识精英既然连与大众沟通都困难，自难以充分填补因士的来源中绝而出现的社会领导空缺，而胆大肯干的边缘知识分子反能部分取代知识精英以填补此社会领导地位的空缺。如果把民初新战胜旧这一现象看成一座冰山，则其水面之下隐伏着远更宽广的社会变迁。换言之，思想方面新旧之争的表面胜负之下实隐伏着更深层次的社会权势转移。

少年“暴得大名”的胡适在1918年写的一篇文章中，以上海大舞台为“中国的一个绝妙的缩本模型”，指出在台上支撑场面的“没有一个不是二十年前的旧古董”。古董而且旧，其过时自不待言。据胡适在那时的看法，这是因为中国“时势变得太快，生者偶一不上劲，就要落后赶不上了”。[29]的确，民初中国思想界的激进化真是一日千里，从新变旧有时不过是几年甚至几个月之事。胡适曾以龚自珍的“但开风气不为师”与章士钊共勉，因为他们“同是曾开风气人”。但各种“曾开风气人”又大都在开风气之后不久就被其追随者视为保守而“落伍”，不过梁启超和章士钊的落伍又有所不同。

以温和著称的胡适自谓他少年时“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曾是梁的追随者。但他又遗憾地指出：“有时候，我们跟他走到一点上，还想望前走，他倒打住了，或是换了方向走了；在这种时候，我们不免感觉一点失望。”不过，胡适也不否认梁启超“这几年颇能努力跟着一班少年人向前跑。他的脚力也许有时差跌，但他的兴致是可爱的”。梁所跟着跑的“少年”，正是胡适等人，当然“可爱”。章则不然，他不但不跟着少年跑，且攻击“梁任公献媚小生，从风而靡，天下病之”。故胡适说章甘心落伍而不甘心落魄，不得不站到反对的一边去作首领。[30]

其实，梁的落伍，部分也因为他并不仅仅是跟着跑。钱基博说，胡适归国，“都讲京师，倡为白话文，风靡一时”。梁启超“乐引其说以自张，加润泽焉。诸少年噪曰：‘梁任公跟着我们跑也’”。但“梁出其所学，亦时有不‘跟着少年跑’而思调节其横流者”。一个人是否落伍即在于是否“跟着少年人跑”，颇能提示那时的时代风尚。具有吊诡意味的是，在这样的时代，要想“调节其横流”，必先“跟着少年跑”；如果不“跟着少年跑”，也根本就无法“调节其横流”。但若“调节其横流”的苦心超过了“跟着少年跑”的努力，仍要落伍。

近代中国不论思想社会，总之都呈正统衰落、边缘上升的大趋势。社会变迁既是思想演变的造因，也受思想演变的影响。西潮冲击之下的中国士人，由于对文化竞争的认识不足，沿着西学为用的方向走上了中学不能为体的不归路。自身文化立足点的失落造成中国人心态的剧变，从自认居世界文化的中心到承认中国文化野蛮，退居世界文化的边缘。结果，从思想界到整个社会都形成一股尊西崇新的大潮，可称作新的崇拜。[31]一般而言，所谓过时、落伍，即立说者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解决时代的问题。但在正统已衰落、边缘正兴起的民初中国，这很可能更多意味着别的意思。

新文化运动之所以能不胫而走、风行全国城镇区域，形成时代的“潢潦”，有一个思想以外的根本社会原因，即大批知识青年的追随。胡适的“暴得大名”，本来是因部分适应了新兴的边缘知识“少年”的需要。后来胡适也自觉不自觉地一直“跟着少年跑”，但他终因不时“思调节其横流”，结果仍未跳出“暴起一时，小成即堕”的循环规律之中，不久也重蹈梁启超的覆辙。

不过几年后的北伐之时，年仅35岁的胡适自己也被视为新文化运动的“老少年”，已“中止其努力”了。少年而老，其“落伍”的象征是明显的。新文化运动的追随者责备胡适一辈说：“这些老少年们还没有做完他们前驱的工作，还没有把一班人带上了新时代的坦途上，他们便撒手不管了。”其想法思路与胡适当年责备梁启超未尽带路之责如出一辙。而新一代人也像胡适一代一样，没有人带仍要走自己的路。既然带路者已不再前进，新一代便明确宣布：“新时代……这个责任便担承在我们青年人的两个肩膀上边。”[32]其认带路者已落伍而要疏离于他们的倾向是显而易见的。追随者既离异，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胡适的确是落伍了。

有意思的是，梁、胡等人对自己的“过时”都有所认知。梁启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政治活动而转入思想学术，既是有感于北洋政府对他的冷漠，也未尝没有因看见知识青年纷纷转入新文化运动麾下而思“争夺”之意。可惜在听众决定立说者地位的时代，一个“落伍”者的此类努力通常都难以成功。北伐时梁已承认青年中同情共产学说的“百分中居九十九”，他也只能挽回一个算一个了。[33]胡适自己对青年一辈的离异同样深有所知，他在1936年给周作人的信中说：“我在这十年中，明白承认青年人多数不站在我这一边。”[34]

在某种程度上，能有较长远的政治思虑，也是社会分工上已不再为四民之首，而在思想上多少还能为社会指方向的民初知识分子存在的一项主要社会价值。故在民初的北洋时期，才有些自以为是社会中坚、却因道治二统的分离而独善其身的“好人”出来努力影响政治，甚至有组织“好人政府”的想法。这正是重心已失，却还有些余勇可贾的时候。但“好人”之必须“出”，实即其已不再居于社会中心的直接表征。“好人政治”的失败本身近一步表明这些“好人”也不能像传统的士那样作政治的重心。知识分子既然已不能为社会指引方向，其存在价值自然就进一步降低，不得不让位给具体做事的边缘知识分子。“好人”们既然自知无用，大家或者学俄国的虚无党“到民间去”；或者如胡适所认知的那样去追赶时势，以“免了落后的危险”。

五四运动更使社会各界注意到学生力量的重要，京、沪新闻出版界立即开始大量启用大学生，各政党则同时注意在中学生中发展力量。到20年代，国家主义派的李璜已在抗议各政治党派驱使利用中学生参政而造成其流血牺牲，鲁迅到广州也发现北伐军中拼命的原来竟是学生辈，[35]边缘知识分子无疑已渐成中国政治力量的主力军。正如杨荫杭所见：“他国学生出全力以求学问，尚恐不及。中国学生则纷心于政治，几无一事不劳学生问津。”[36]这样，在中国历史上，边缘知识分子第一次既是政治运动的主力军又部分是其领导中心；而且恐怕是唯一一个参与意识既强，其数量又大到足以左右其所在政治运动的社会群体。20世纪中国各政治运动的成败，常视其能否吸引和容纳大多数边缘知识分子而定。

杨荫杭观察到：学界中“亦有‘客’焉，所办者曰‘学务’；而无事不提议，无电不列名。则其人固非教育家，不过‘学客’而已矣。为求学故入学；乃在求学时代，竟无一事不通晓，无一事不干预，则其人固非学生，不过‘学客’而已矣。”虽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不能说学界就不问国是，“然教育家之义务，在教育后进以救国；学生之义务，在学成人才以救国”。若“挂学校之招牌，而自成一阶级，自创一政派，则学殖荒矣。若更为政客所利用，东设一机关，西设一事务所，终日不读书，但指天划地，作政客之生涯，则斯文扫地矣。”[37]这里“自成一阶级”的“学客”，与前述的“商客”一样思出其位而不务其本业。

杨氏注意到：那时的“学生自视极尊，谓可以不必学；且谓处此时世，亦无暇言学。于是教育与政治并为一谈，而学生流为政客。”问题是，“若人人以为不必学，而学校改为政社，浸假而人人轻视学校，不敢令子弟入学”，则造成“教育破产”，其惨“更甚于亡国”。他进而指出：“学风不良，不能专责学生，当责教职员。为教职员者，凡遇学生校外运动，或加以奖励，或不恤表同情，向当局请愿。此实奇异之举。以此辈司教育，势必反主为客，听学生之指挥。”[38]

到1946年，闻一多自问道：中国的老师和学生“究竟是谁应该向谁学习”？答案自然是老师向学生学。因为“这年头愈是年轻的，愈能识大体，博学多能的中年人反而只会挑剔小节。正当青年们昂起头来做人的时候，中年人却在黑暗的**威面前屈膝了。”[40]1948年闻氏的朋友朱自清去世，许德珩在挽联中说：朱氏“教书三十年；一面教，一面学，向时代学，向学生学。”[41]这真是那个时代作教师者“跟着少年跑”的最好写照。

同时，边缘知识青年自身也受时代激进趋势的影响，其激进也随时代而进步；而且他们一旦激进起来，其速度又比老师辈更为迅猛。君不见“问题与主义”论争时，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此时基本是站在主张研究“问题”这一边的。[42]同样，后来非常著名的共产党人恽代英，在“五四”前后给胡适的信中所表露的思想，就比钱玄同还要温和得多。恽代英主张“与旧势力不必过于直接作敌”。他觉得更有成效的办法是“把孔子的好处发挥出来”以平旧派不正的感情，然后证明旧派其实不合孔子之道。恽氏已认识到那时“所谓新人物不尽有完全之新修养。故旧势力即完全推倒，新人物仍无起而代之之能力。”[43]

这在当时是极少见的卓识。新派破坏了旧的以后，用什么新的东西来代替呢？胡适和新文化人除了用白话来代替文言这一确切答案，似乎也未准备好其他方面的具体解答。既然不能取代，一味打倒，只会增强中国的乱象。持这样稳健观念的人，竟然不久就成为身与武装革命的领袖，可知边缘知识青年行动起来之后，其激进是远过于其老师辈的。“五四”时如果要在胡适与陈独秀之间画一条线，很可能毛和恽都会站在更温和的胡适一边。但他们后来在共产党内，都觉得陈独秀右倾（即保守）并努力反对之。几年之间，两代人“进步”的速度已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了。

可以说，在西潮东渐以前，中国的发展基本上遵循一种“在传统中变”（gewithiion）的模式。但这样一种发展模式在西潮冲击下的近代中国却已难以维持，因为西方要迫使全世界跟着它变。对中国而言，仅仅是要生存，用当时人的话说，就是要保存中国的种姓和国粹，也不得不至少学习造成西方强大的那些秘诀。一旦中国人接受西方的强大并非仅靠工艺和科技，更重要的是制度和观念这样一种西方思维，其所寻求的改变就只能是向西走的在传统之外变（gebeyoion）了。但这样一变，国粹的立足点也就随之而去。

以今日的后见之明看，近代中国士人的包容性和勇气都是惊人的。在国耻发生的当时就提出向敌人学习，通常在政治上是极不“正确”的（做而不说，或做而曲说之，均要“正确”得多）。这可以从一个侧面表明士人此时大致还能掌握社会的方向。但教育体制的改革，特别是废科举，则不啻士人的自毁。没有了社会意义的“国粹”，也就意味着没有一个社群有资格来界定思想上的国粹，从而就暗藏了后来无国粹可认同的隐忧。虽然具体的学习榜样不时在转换，而所欲学者也越来越具有选择性，“向西方学习”的确是清季以来中国士人的共识。

但不论榜样何在，中国读书人学习西方是为了要建立一个更新更强的国家，最终凌驾于欧美之上。中国人从西方学习到的东西转用以“制夷”者颇众，民族主义即其中之一。外国在华存在已成中国权势结构之一个组成部分这一特殊政治形势，更使所有中国政治运动都带有一定的民族主义性质。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民族主义运动有其特殊的吸引力。边缘知识青年在其中找到自身价值的实现，从不值一文的白丁（nobody）变成有一定地位的人物（somebody），国家的拯救与个人的出路融为一体。精英知识分子也在这里发现一个选择，即一条通往回归到与大众和国家民族更接近的路径，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说是从边缘回归中央的可能。故民族主义运动为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和新兴的边缘知识分子都提供了某种出路，其在近代中国形成一股大潮也就是自然的发展了。

[1]本段与下段，参见李书城：《学生之竞争》，载《湖北学生界》，二（1903年2月），转引自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卷一上，452～459页。

[2]杨笃生：《新湖南》（1903年），转引自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卷一下，615页。

[3]胡适日记（本文所用为亚东图书馆1939年的《藏晖室札记》，以下只注年月日），1914年8月14日。

[4]自然生（张继）：《读“严拿留学生密谕”有愤》，载《苏报》（1903），转引自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卷一下，685页。

[5]杨荫杭：《老圃遗文辑》（原刊1922年2月28日《申报》），532页。

[6]ChowTse-tsung，TheMayFourthMovemeualRevolutioninModerna，Cambridge，Mass。，1960，pp。9，38;DonaldJordaherioioionof1926-1928，Honolulu，1976，pp。17-18。

[7]本段与下两段，参见林圭致黄奕叟（三信），约光绪二十三年岁末、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二十八日、光绪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五日，见《湖南历史资料》，1981年第1辑，35～38页。

[8]黄克诚：《黄克诚回忆录》（上），1～19页，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