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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事功的突出与争议的抹消（第2页）

至于说为何要上《谏止亲征疏》，其真正原因是阳明害怕将宸濠付与忠泰二人后，二人会纵放之，再请武宗南下亲征。[65]而这个“欢古人处成功之际难矣哉”的说法也早在宋仪望的《从祀或问》书中即提到过，宋氏论阳明平宸濠时说：

盖先生（阳明）苦心费力不难于逆濠之擒，而难于调护乘舆之轻出也。其后逆濠伏诛，乘舆还京，此其功劳，谁则知之？[66]

钱德洪除了强调谏止武宗之难外，还将武宗得以安全还京关乎往后嘉靖帝的顺利接班。他在全书本另有一条按语云：

洪（钱德洪）谓：“平藩事不难于倡义，而难于处忠、泰之变。盖忠、泰挟天子以偕乱，莫敢谁何？豹房之谋，无日不在畏，即据上游不敢骋，卒能保乘舆还宫，以起世宗之正始。开先勒石所谓：‘神器有归，孰敢窥窃。’又曰：‘嘉靖我邦国。’则改元之兆先征于兹矣。噫！岂偶然哉！”[67]

此条有两个重点：一是说阳明难处于忠泰之变。事实上，两版本《年谱》都未能清楚说明“忠泰之变”的前因后果，阳明弟子欧阳德（字崇一，号南野，1496—1554）在与王畿讨论阳明年谱编写的问题时，论及“忠泰之变”的由来，说道：

得宸濠赂馈要津簿籍，立命焚之。江彬欲假此有所罗织，以大将军牌，遣中贵数十辈来诘。遇诸镇江，气势汹汹，谕以祸福，晓之义理，其人罗拜而去。竟以此为诸奸所沮，不得见上。[68]

弟子们其实很清楚造成“忠泰之变”的个中原因，是宸濠府邸中的“簿籍”成为政治势力争夺的焦点，但两版本却都没有详论这个关键点，只说张忠许泰两人如何逼迫阳明的过程与事件。第二个重点则是在说明阳明的“先知”[69]能力。因为假如没有阳明谏止武宗亲征之举，即没有后来世宗顺利即帝位，并且说世宗的年号“嘉靖”早已预兆于阳明写于开先寺读书台的《题识》中。很显然地，钱德洪在这条按语中，是将平宸濠之事与嘉靖帝顺利接班连接在一起，以彰显阳明事功的重要性。但钱氏这个说法亦早见于耿定向的奏疏中，耿氏说：

及宸濠既擒，太监张忠及许泰等复又**武宗，以亲征为名，巡幸南都，其实阴怀异志，欲逞不轨。时宗社之危益如累卵矣。全赖守仁握兵上游，随机运变，各恶潜自震慴，武宗因得还京厚终，于以启先皇帝（世宗）逮我皇上（穆宗）今日万世无疆之业。此其功甚钜而为力尤难，其迹则甚隐矣！[70]

由此可见，钱德洪不但注意到当时人对阳明事功的质疑，也吸收王门后学对这些质疑的回应。

而钱德洪在全书本平宸濠部分，还有另外二条“按语”。一条云：

按：是年（正德十五年），与巡按御史唐龙、朱节上疏计处宁藩变产官银，代民上纳，民困稍苏。[71]

由于战乱的缘故，宸濠藩府的财产有很多是下落不明的，当时不论是奏疏或传言都指向说阳明私吞掉了[72]，因此，这个按语是在平息外界对阳明贪取宸濠财产的质疑[73]。另一条云：

按：是时武宗犹羁南畿，进谏无由，姑叙地方灾异以自劾，冀君心开悟而加意黎元也。[74]

这一条按语的实情应是阳明因为张忠、许泰二人的掣肘，在江西无法任事，故通过种种名目，如水灾，请求致仕回乡。最后则是阳明自身怎么看平宸濠事，嘉靖本录有他与门生的问答有云：

擒濠次日，守益（邹守益）入曰：“喜成不世之功。”先生曰：“不然。且喜昨晚沉睡。”盖自闻报，至是私心稍安。[75]

这段问答真实性很高[76]，但为何要删掉？众所皆知，阳明平宸濠之功，朝廷迟迟不做出适当的决定来表功，以至于有很多人上疏要求尽快对阳明的“江西功次”给予肯定，因此在嘉靖本《年谱》中，这样的叙述多少反映了舆论的看法，但如今，随着朝廷给予“复爵赠谥”后，再说平宸濠乃“不世之功”，恐怕引起反对者的反弹，对于往后的“从祀”也会带来反效果。

接下来谈阳明平思、田二州。与上述两事功的做法不同，钱德洪删掉嘉靖本三条当时人对阳明平思、田二州的评价，而没有任何增加的部分。阳明平思、田、断藤峡、八寨的过程与结果，一直为后人所争论不休，主要原因是他的做法与当时的惯例相反。明朝政府的用兵政策是对内盗贼多用招抚，而对外族蛮夷等，则皆用围剿。然阳明于此却用招抚之法，并且未将带头起兵作乱的土司岑氏绳之以法，反而令其继续为当地的土司。这一点为人所攻击，例如与阳明论学不合的张岳（字维乔，号净峰，1492—1552）在给友人的信中说道：

近日安南事，不知庙议何如？而此闲林茂贞过不晓事，以为可一举而取。然此言也，倡于阳明。阳明平生好为虚诞，彼盖大言以炫能于其徒尔。岑猛之事功，巳有七八分，阳明继之，竟不能纾一策，卒割以畀岑氏，潦草了事，又为之辞曰：“岑猛无罪。”[77]

张岳与友人谈征安南事时，又翻阳明平思田的旧账，认为他不但没能将岑猛等绳之以法，还让岑氏继续保有对当地的治理权，“潦草了事”。而曾经在嘉靖年间亲自到过广西的田汝成（字叔禾，1507—1557）也说：

予涉广西，闻父老言田州事，未尝不三欢驭夷之失策也。国家以土官治南蛮，盖周人疆以戎索之意。自韩襄毅公（韩雍）之后，而军门号令渐已不张，要皆自取，岑猛倚强跋扈罪诚有之，诛其君而吊其民，谁曰不可。应期始以私望，当猛大逆，何以服其心也。卢苏倡乱，抗败王师，虽八议不宥。新建伯受钺专征，总制四省，扑杀此獠，直拉朽耳！而顾以姑息讫事，何哉？副使翁万达（字仁夫，号东涯，1498—1552）曰：“新建伯之将薨也，予适侍侧，言‘田州事非我本心，后世谁谅我者？’”[78]

田氏的说法有三个要点：一是阳明在此事上是失策的；二是朝廷原意是要围剿不赦的，但阳明的做法让人有姑息的感觉；三是“田州事非我本心，后世谁谅我者？”一语，说明阳明本身对处置田州事也是心有不安的。从张岳与田汝成的说法来看，外界对于阳明的做法是不满的，而嘉靖本的田州事三条又是怎么记录的呢？钱德洪引当地人的说法来证明阳明处置得宜，此两条云：

岭南士人曰：“先生田州之兵未尝不善，田州南接交夷，须有障蔽。岑氏世有其地，裂士而官之，使自为守，彼力既分，又可藩我，故田州自用兵后，迄今无变，而谤不止，岂君子所为众人固不识也乎！”[79]

岭南士人曰：“先生田州、断藤峡、八寨实为伟功，至今民受其福，尚不之知。但为当时用事所忌，故其言不尽行，且公之力止可及此。北流断藤，不肯改设府县，而思恩以流官知府，分八寨为八巡检，统之以分，其亦羁縻策也。今流官不随俗为治，而又多索贿，取侮蛮夷，八巡检又非知府可制，遂各分争土地，专制生杀，将来尾大不掉之患，可胜言哉？盖上官以夷治夷，为夷所信，且供亿差役，简而不扰。流官文法大多，夷不堪命，况有八巡检耶！此后来总督责也。天不慗遗，使至此极。悲夫！”[80]

此两条都在证明阳明奏疏中所提的做法有其长远的识见[81]，并且为往后阳明遭受到的批评鸣冤。又有一条是引当时随阳明征思田的部属林富（字守仁，号省吾，继阳明为提督）的奏疏来证明阳明的处置甚当，此条云：

当时朝议呶呶于八寨者之役，故辞恳切若此。提督侍郎林富覆议曰：“帝王御极，虑周万世之防，以通变宜民为本，威振八蛮之俗以劝迩略远为图。故事有不必更者，亦有不容不更者。守仁原议迁卫改府设县镇与土流兼设，无非安边辟国、保治防危之计。但当时身在行间，事欲乘时，中间有未暇致详者。今据佥谋详覆，固非苟为异同。其言特设流官知府，似难比思田之例，止宜降府为州，以岑邦相为土知州，及分设土巡检司，革凤化县而移南丹卫于三里，仍属南宁，自余悉如守仁议。”[82]

所谓“辞”，指的是阳明对思田地方处置的奏疏。而林富处置八寨虽未尽用阳明之法，但观点大都承袭阳明，只有小部分的不同。但是这三条为何都删去呢？曾经在思田二州所在地南宁府待过的董传策（字原汉，号幼海，1530—1579），在其《骆越漫笔》记云：

王新建既降卢苏，议改田州为田宁府，设置流官。又荐林左辖富可廵抚、张都阃佑可总兵。林号省吾，论议一与王同，及王没，林代提督，遂思反王议，以媚时宰。因言田州不必改流，宜降州治，以岑邦相为判官。邦相者，卢苏所挟以反者也。于是卢苏益骄横，竟弑邦相，迄陶、潘、蔡三提督不能诛。诸土官大愤，提督威令不行，自林始。今田州思王不杀降，尤徳林有再造恩，建祠并祀，以林居左。王假有灵，羞与林伍享夷食矣！[83]

首先要强调的是此《南宁府志》与嘉靖本《年谱》都刊行于四十三年，但是对林富奏疏的看法则完全相反，由此可见，当时官方的说法已经否决掉林富的人品与做法。可以说嘉靖本这三条完全是考虑到阳明殁后，外界对其种种的批评而写的，但是在全书本则全然未见，且钱德洪也未加入新的说法，可见此事在当时政治社会的气氛下，已形成共识，难以辩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