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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化弘治时期学风改变的契机（第1页）

一、成化、弘治时期学风改变的契机

阳明在入仕前后的生活形态必须从当时的政治社会环境中来理解，对此，曾与阳明一起结诗社的李梦阳（字献吉，号空同子，1472—1529）曾有一深刻的感受，他说：

曩余在曹署，窃幸侍敬皇帝（孝宗，年号弘治，1488—1505），是时国家承平百三十年余矣！治体宽裕，生养繁殖，斧斤穷于深谷，马牛遍满阡陌，即闾阎而贱视绮罗，梁肉糜烂之可谓极治。然是时，海内无盗贼干戈之警，百官委蛇于公朝，入则振佩，出则鸣珂，进退理乱弗婴于心。盖暇则酒食会聚，讨订文史，朋讲群咏，深钩赜剖，乃咸得大肆力于弘学，于乎亦极矣！[1]

李氏所说的时间点是孝宗弘治一朝，正是阳明入仕前后的时间，因此，此段叙述正可以拿来理解阳明当时所处的时代氛围。李氏的说法有三个面向：一是国家承平已久，海内外无重大盗贼及战事的发生；二是经济情况良好，所以名贵衣服并未被一般平民所珍惜，而生活条件也非常好；三是当时在朝为官的士大夫们，下班后就去娱乐场所，闲暇之时则聚在一起喝酒，讨论文学与史学等。这三方面充分地说明弘治朝是一个政治太平、经济发展、文风鼎盛的时期，所以稍后的时人黄景昉（字太穉，号东厓，1596—1662）才发出“真恨不身生其际[2]”的感叹。对于躬逢其盛的阳明而言，其生活形态自然无可避免地趋向于时代的风尚，而带领他进入这个风尚的人，就是父亲王华。

（一）王华的会社网络及性质

关于王华（字德辉，号实庵，晚号海日翁，1446—1522）的生平事迹，学界所知甚少，只大概知道在其中状元之前，名声已籍籍于四方[3]，与当时另一同乡状元谢迁（字于乔，号木斋，1449—1531）齐名[4]。不过，名声四起不代表仕途顺遂。由于会试接连落第，致使王华有相当长的时间是以教书为业的[5]，而在出外教书之时，阳明有时也会陪同前往[6]。所以，王华此时的日常生活，一方面为求糊口而奔波，另一方面则是继续其科举之学的钻研。但在王华状元及第后（成化辛丑1481），由于任官于北京的关系，其日常生活形态有了很大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改变，是通过参与各式各样“社”与“会”的活动，扩大其人际网络，而这就是上述李梦阳所谈到官员们闲暇时的活动。这些活动是通过各种名目来成立的，例如诗社、文会、座主门生会、同僚间的会[7]、同年间的会、同乡会等。

在王华的会社网络中，有几位人物是值得关注的，如娄性、杨守陈、卢格等，因为这些人都有一个相同的特色，即都持有稍异于当时正统学术观点的意见。先谈娄性（字原善），王华同年赵宽（字栗夫，号半江，1457—1505）记云：

“白驹联句”者，春坊谕德王君德辉（华），饯其友娄君原善（性）于私第席上，诸公话别往复之作也……而德辉，君之同年友且同甲子，相善也，故有是会。在坐者，春坊中允张天瑞（字天祥，1451—1504）、赞善费子充、翰林编脩徐某、检讨毛维之、刑部副郎傅日彰、吏部主事杭世卿（济）、暨德辉之冢器乡进士守仁也，而予亦以年家之末预焉！[8]

此记载说明三个事实：一是阳明是参与其父的会社网络之中的；二是此会是王华为其好友娄性所开的饯别会，两人不但是同年且相友善，故往后阳明因为这一层关系才会拜访娄性的父亲娄谅（字克贞，号一斋），请教学术问题[9]；三是阳明往后也与当时在座的费宏（字子充，号鹅湖，1468—1535）与杭济（字世卿，号泽西，1452—1534）有着深厚的交情。由于娄性的文集不存（因为宸濠之妻娄妃之故），所以无法具体说明其学术的观点，但可从其父娄谅的观点，一窥其家学渊源。娄性曾自述其父一生的行实时说道：

臣父谅，自幼志在学道，博通经史，并诸儒性理等书……以居敬穷理为心，躬行实践为事。而于经史等书，多有著释，编集圣贤经传之有裨于心学者，名曰：《心学要语》。[10]

娄性明白地说娄谅的思想是偏向“居敬”与“心学”方面的，当然，这与娄谅承袭自其师吴与弼（字子傅，号康斋，1391—1469）的思想有关，可以确定其中心思想不是以朱子“格物致知”思想为主。

相较于娄性，杨守陈（字维新，号镜川，1425—1489）则是当时学术界的泰斗人物，除了自身以“经术”[11]闻名于世外，由于家学渊源之故，其学术观点并不固守程朱矩获[12]。不仅如此，杨氏在当时曾组织“丽泽会”，此会不同于当时以研练诗文为主的会社，而是以传统五经作为其讨论的重心。他在《丽泽会诗序》记道：

成化辛卯（1471）春，监之士有雅相善者廿有五人，胥约以文会，而主于卢解元楷（字中夫，号可斋，1438—1471）之第。会则取五经群籍，相讲解问难，各出所著，共修润之。德善相劝，过失互规。充然各有得焉！[13]

将此会与当时的会社活动相较，显现出两个特点：一是以“五经群籍”为讨论的主体，不仅仅限于诗文唱和；二是此会的“道德”取向，所谓“德善相劝，过失互规”，显示出与会士人们具有相当的道德自觉。这个道德取向也表现在与会诸人的举措，举例来说，卢楷为国子监生时，就以救前祭酒邢让与陈鉴之枉，而有名于时[14]。而杨守陈本身也以守节自持，如焦竑（字弱侯，号淡园，1541—1620）记云：

杨守陈官五品十六年，所教中人已多贵幸，凡预教者，率因之以进，独公泊然无所借。有欲出力援之，则谢曰：“我嫠妇也，抱节三十年，乃垂老而改志邪？”荐绅往往传诵其言。[15]

这种对士大夫气节的坚持，在当时的士风中，并不多见。从“充然各有得焉”一语，可以想见此会对于内在的德性与外在的学术事业是同时并重的。此外，深于“经术”的杨氏，对于群经的看法，亦与当时学界不同，其《墓志铭》记云：

旁读群经，悟先儒注释不能无失者，又作《孝经》、《大学》、《中庸》、《论》、《孟》、《尚书》、《周易》、《春秋》等诸《私抄》，皆正其错简，更定其章句。其于诸儒之传，唯是之从，附以己见，有不合者，虽濂洛关闽大儒之说，不苟徇也。[16]

这个不株守前人之说的态度，也反映出以他为主的会社之学术倾向。

虽然王华没有参与此会，但是他参加杨氏所组的“后七元会”，此会参加人员限定在同乡。杨守陈的弟弟杨守阯（字维立，号碧川，1436—1512）记云：

国朝设科取士百余年来，吾浙之士为举首而称元者，先后相望，未始有会也。自成化六年冬（1470），始为“六元文会”；至十五年春（1479），继为“七元文会[17]”；至二十二年春（1486），又为“后七元会”……后七元者，及前会胡（谧）、沈（继先）、谢（迁）三公及予兄弟（守陈、守阯），又益以今宗伯王公（华），太常少卿李公也（旻）。[18]

此同乡会的重要性，一方面在于持续活动的时间相当长，贯穿整个宪宗朝；另一方面则是强调同乡的身份，也是当时地域政治的写照。由于是以杨氏兄弟为主的会，其活动内容不能完全不受杨氏兄弟的影响，再加上王华自身的家学是《易》学与《礼》学，双方的学术倾向，可说是相当的合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