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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结（第1页）

三、小结

明代的政治文化在正德一朝变化相当大，其中“诛八虎”计划的失败是一转捩点，从此之后，宦官刘瑾等掌握国家大政，其中种种倒行逆施的作为，在在都使得国家的秩序濒临崩解状态。此时的士大夫们敢勇于挑战宦官权势的，不能说没有，但以当时内阁大学士等人的做法，又何尝不让中下阶层的官员们为之气馁。刘瑾倒台之后，官员们上疏直谏的文字中，振作“士气”成为普遍的共识，但由于政治权力依然掌握于宦官之手，“士气”依然萎靡，朝政仍不见起色，国家情势依然危急。此时的阳明在历经龙场的放逐生活后，怀着经世之志回到北京，原想于“后刘瑾的时代”中，一展经世济民的抱负，但其“政治受难者”的光环，却使其遭受无形的政治打压。一连串有关其父亲贿赂等情事的“曝光”，不但引起众人的指指点点，当然也影响到阳明的心情，在那表面上强调“政治清白”的政治情势下，真正“政治清白”的人，却遭到“不白之冤”，充分显示当时的道德价值的沦丧与倒置。

处在如此不堪的朝局之中，阳明怀着悲愤的心情，思考着当时的情势是如何造成的，为什么满口仁义道德的人，却做出言行不一的作为？为什么政治与学术地位高的人，没有办法把持其道德的信念，坚持善恶、是非、义利等传统的价值？为什么当有人起而对抗这种歪曲正义是非的行为时，却遭到无情的对待，无人再挺身而出来声援呢？士大夫的“气节”哪里去了？“君子”何在？往后国家社会的秩序又将如何维持呢？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情况是否即将到来呢？这一切问题的症结点又为何呢？现在又该如何才能挽救国家社会于危急之时呢？阳明秉持其“一心运时务”的思想理论，认为当务之急是恢复道德的秩序，也就是要让“君子道长，小人道消”。而起点就从每个人的“心”中做起，使每个人都成为“君子”，而这就是为何阳明要汲汲于提倡“心学”的原因。阳明首先重新思索学术发展的问题，认为当今学界错认学术的发展路径，忽略了孔门真正之传是在颜子一脉，而非强调博学广识的学术传统，所以阳明通过对“圣人之学”的重新衡定，并于《大学》一书中，寻求到其理论的根据。所谓“格物”，是去格心中之物，也就是将“心”中不正的部分去除掉，即能将“人心”变回“道心”。唯有如此，才能靠着这无私欲的“心”分辨善恶是非。其次，通过与朋友的交往，极力宣扬此学，希望他们可以了解到此学“变化气质”的功效，成为“君子”。

当阳明极力宣扬此新“圣人之学”，来自友朋的批评，不但直接，也点出阳明思想上的问题。这些批评有的从学术正统来论，有的从学术源流来论，再加上当时现实环境望治心切的需要，促使阳明去深化其此“圣人之学”的内涵。而其内涵中最重要的转变，就是将原本局限于个人修养工夫方面的探讨方向，提升至天下国家的层次上，提出“三代之学是心学”的宗旨。这意味着说现今如要重复“三代之治”，就必须从“心学”着手。在阳明提出此宗旨时，也是“朱陆异同”之辩争论非常激烈的时候，在此氛围之中，阳明高举“心学”的宗旨非常容易被化约为“陆学”与“禅学”的代表。不论阳明从北京到南京任官，这样的攻讦一直都有。阳明为了证明“陆学非禅学”说法以及强调“朱学亦有未定之说”，因而编撰《朱子晚年定论》一书。且为了不重演其座师程敏政《道一编》之作所引起“朱陆异同”的陈年争论，阳明单独取朱子之言，以证明其所采取的“主敬存养”的修养工夫，亦是朱子晚年所认同的。此论一出，虽不免引起更多人对此书内容编排等问题的质疑，但不可否认的是，其影响力也逐渐地在学术圈中发酵，导致坚持“朱学”思想不会错的信念开始动摇了。

要到阳明领兵南赣之时，正式刊刻古本《大学》及《朱子晚年定论》，其观点才逐渐为人所知，影响力也才发挥出来。就笔者阅读当时人的著作的初步印象，古本《大学》的内容及思想在当时并不如《朱子晚年定论》一样，得到太多的回响，除了湛甘泉与罗钦顺外。阳明的《大学》观或许还须等到《传习录》首卷刊刻流通后[108]，才引起更多学者的关注。

[1]（明）孙绪：《马东田漫稿序》：“瑾诛后，婴祸者类擢不次，以旌直风。”见《沙溪集》（文渊阁四库全书·集1264）（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卷一，页493d。

[2]（明）罗洪先：《明故中奉大夫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右布政使歉斋张公墓志铭》，见《罗洪先集》（阳明后学文献丛书）（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卷二十二，页877—878。

[3]如王鏊在刘瑾伏诛后，写信给韩文，信中说道：“事变仓卒，众皆愕眙，世之君子，各务自全，莫肯相援，甚者推咎于人以自解。某诚不佞，愤不自制，忘身直前，而力寡谋浅，不能少裨万分之一，心窃愧之。盖起事之初，志同许国，则祸患之至，义无独殊，而当事之人，莫究本末，荣辱顿殊，此某所以惓惓而不能舍，虽公之心未尝有望于仆，仆之心终不能无愧于公。”见《与韩尚书》，见《震泽集》（文渊阁四库全书·1256）（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卷三十六，页520b。

[4]（明）郑岳：《故荣禄大夫太子太保刑部尚书见素林公行状》，见《山斋文集》（文渊阁四库全书·1263）（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卷十四，页87a—87b。

[5]《明实录·武宗实录》，卷七十四，页1634—1635。

[6]顾佐的性格是刚正不阿，如《玉光剑气集》记云：“都御史顾佐历尹两京，刚正不挠，贵戚敛手。”见（明）张怡《玉光剑气集》，《臣谟》，卷二，页54。

[7]（明）顾清《故刑部尚书致仕东湖屠公勋行状》：“丁卯，升刑部尚书，时逆瑾用事，乞奏请必先关白。公执不从，曰：‘如此，是二君也。’瑾用是衔，而公亦力求去。”见（明）焦竑：《国朝献征录》，《刑部一·尚书》，卷四十四，页1846c。

[8]（明）谢丕《荣禄大夫刑部尚书谥庄僖韩公好（邦）问墓志铭》：“正德丙寅，升南京大理寺卿。戊辰，升刑部左侍郎。时逆阉刘瑾恶不通欵，升刑部尚书致仕。欲假他事中伤，而卒不能有所加。”见（明）焦竑：《国朝献征录》，《刑部一·尚书》，卷四十四，页1847d。

[9]（明）焦竑《玉堂丛语》：“王华才识宏达，操持坚定。方贼瑾用事，士大夫争走其门，华独不往。华子守仁论瑾，瑾怒，逐守仁。顾素敬慕华，不辄迁怒，间以语人，欲讽使就见，华不往。及转南京，瑾又使人言华不久当召用，冀得往谢，华竟不往。其平生大节如此。”《方正》，卷五，页160。

[11]《明实录·武宗实录》：“（正德元年九月）南京十三道御史李熙等以灾异条陈十事：……五曰谨天戒以黜不职，吏部侍郎张元祯夤求入阁，礼部侍郎王华讳名首赂。”卷十七，页516—517。又记云：“癸巳，礼部左侍郎王华以御史李熙等劾其讳名首金，乞为究竟其事，洗涤冤愤，然后罢归田里。有旨，华事情已白，其勿辩，可尽心所职。”页521。

[12]如阳明在《乞恩表扬先德疏（1522）》云：“窃念臣父始得暗投之金，若使其时秘而不宣，人谁知者。而必以自首，其于心迹，可谓清矣。乞便道省母，于既行祭告之后，其于遣祀之诚，自无妨矣。当时论者不察其详，而辄以为言。臣父盖尝具本六乞退休，请究其事。当时朝廷特为暴白，屡赐温旨，慰论勉留，其事固已明白久矣！乃不意身没之后，而尚以此为罪也，臣切痛之。”见《王阳明全集》，《续编三》，卷二十八，页1018。

[13]（明）杨一清：《海日先生墓志铭》，见《王阳明全集》，《世德纪》，卷三十八，页1389。

[14]（明）王守仁：《寄诸用明（1511）》，见《王阳明全集》，《文录一》，卷四，页147—148。

[15]阳明晚年回忆道：“先生（杨一清）之在吏部，守仁常为之属，受知受教，盖不止于片言一接者。”见《书同门科举题名录后（1524）》，见《王阳明全集》，《续编三》，卷二十八，页1023。

[16]（明）王守仁：《上父亲大人书》，见（清）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卷25，无页数，民国10年（1921）江都王氏鉴古书社影印本，傅斯年图书馆藏。此信为阳明佚文，考证详后《附录》。

[17]（明）王守仁：《上大人书一（1511）》，见《王阳明全集》，《补录》，卷三十二，页1209。

[18]如（明）陈洪谟：《继世纪闻》记云：“刘瑾既诛……刘瑾流毒尚在，天下盗贼蜂起，而朝政乖宜，赏罚未当。山东、河南、江西、四川诸处，盗贼并起，而天下不胜烦扰矣。”（北京，中华书局，1997），卷三，页89—90。

[19]例如阳明自己在庐陵时有诗云：“万死投荒不拟回，生还且复荷栽培。逢时已负三年学，治剧兼非百里才。身可益民宁论屈，志存经国未全灰。正愁不是中流砥，千尺狂澜岂易摧！”见（明）王守仁：《游瑞华二首·其二》，见《王阳明全集》，《外集二》，卷二十，页720；又友人王云凤在《闻伯安自贬所召至京》诗中说道：“一别天涯经几载，多忧应是不胜癯。朝阳曾睹岐山凤，明月遥归合浦珠。报国心劳难措手，在堂亲老莫捐躯。年来学到今何得，可寄微言满纸无。”以周公及孟尝来期许阳明，见（明）王云凤：《博趣斋藁》（续修四库全书·集133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近体》，卷十一，页178b。

[20]（明）董玘：《与王伯安》，见《中峰文选》，《杂著》，卷三，页14a，明刊本（傅斯年图书馆藏）。

[21]（明）王守仁：《赠别黄宗贤》，见《王阳明全集》，《外集二》，卷二十，页724—725。

[22]（明）王守仁：《赠翰林院编修湛公墓表（1512）》，见《王阳明全集》，《外集七》，卷二十五，页939。

[23]（明）王守仁：《别张常甫序（1511）》，见《王阳明全集》，《文录四》，卷七，页230。

[24]县志记云：“邦奇之学，以程朱为宗，与王守仁友善，而语每不合。”见（清）钱维乔修、钱大昕纂：《鄞县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人物》，卷十五，页319c—320a。

[25]（明）王守仁：《别湛甘泉序（1512）》，见《王阳明全集》，《文录四》，卷七，页230—231。

[26]（明）王守仁：《别黄宗贤归天台序（1512）》，见《王阳明全集》，《文录四》，卷七，页233。

[27]关于此卷版本及内容的讨论，见陈荣捷：《传习录略史》，见《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台北，学生书局，1983），页7—16，及钱明：《〈传习录〉补考》，见中国孔子基金会等编：《儒学与浙江文化》（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页101—110。

[28]例如（明）吴与弼云：“世之志于学者，孳孳早暮，不可谓不勤也，其所求言语文字之工，功名利达之效而已。志虽盖勤，学虽益博，竟何补于身心哉？是则非圣贤志学之旨矣！圣贤教人必先格物致知以明其心，诚意正心以修其身，修身以及家而国而天下不难矣！故君子之心，必兢兢于日用常行之间，何者为天理而当存，何者为人欲而当去。”见《厉志斋记》，《康斋集》（文渊阁四库全书·1251）（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卷十，页555a—555b。

[29]（明）程敏政：《道一编目录后记》，见《篁墩文集》（文渊阁四库全书·1252）（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卷十六，页284a—284b。

[30]此序作于“正德己巳夏五月既望（1509）”，见（明）张吉：《陆学订疑序》，见《古城集》（文渊阁四库全书·1257）（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卷二，页606c。

[31]（明）钱德洪等编《年谱·正德四年》：“始席元山书提督学政，问朱陆同异之辨。先生不语朱陆之学，而告之以其所悟。”见《王阳明全集》，卷三十三，页1229。

[32]（明）钱德洪等编：《年谱·正德六年》，见《王阳明全集》，卷三十三，页1233。

[33]（明）王守仁：《答王虎谷（1511）》，见《王阳明全集》，《文录一》，卷四，页148—1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