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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圣人之道 心即理（第1页）

四、圣人之道：心即理

阳明在龙场时期，其所思所想自然围绕着“丁卯之祸”的前因后果，尤其是针对当时官员们的种种反应与作为，深入剖析。因为这些人的作为（尤其与阳明亲近之人），冲击着阳明的内心，促使他重新思考，究竟是过去遵循的道德观念不合时宜呢，还是说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道德价值无法彰显出来？如果是道德观念不合时宜，那么什么样的道德观念才是合时宜的？假如道德观念并未有任何不合时宜，又为何这个社会无法彰显道德的价值呢？此外，身为当时国家中流砥柱的士大夫们，为什么没有办法坚持甚至是放弃了平常口说笔论的道德观念，而汨没于私欲之中，与宦官同流合污呢？其原因何在呢？这一切的问题都促使阳明对于他所信仰的价值观念体系，重新做一次检查，来寻求问题的根源，并进而提出他的看法。而这思考的最终目的，自然是要恢复一个道德完善的社会。

（一）对李东阳作为的反思

由于在“诛八虎”事件中，是以铲除宦官为目的，因此不论是赞成或是反对，即便是默不作声，皆标志着官员们自身对此事件的立场。不同的立场，也无形中形成一个分隔点，区分了这些平常相与谈学论道、诗文酬唱、互动频繁的士人圈子，形成一个“君子与小人”、“是与非”、“正义与邪恶”阵营之两方。就以大学士李东阳为例，由于其与刘瑾等交通的作为，不但引起士人间的纷纷议论，尤其对其门生故吏而言，其内心所受的煎熬，更是不言而喻。但是，终究有门生对老师下达最后通牒，罗玘（字景鸣，称圭峰，1447—1519）在写给其师的信中说道：

今则天下皆知忠赤竭矣！大事亦无所措手矣！《易》曰：“不俟终日。”此言非欤？彼朝夕献谄以为当依依者，皆为其身谋也。不知乃公身集百诟，百岁之后，史册书之，万世传之，不知此辈亦能救之乎？白首老生受恩居多，致有今日，然病亦垂死，此而不言，谁复言之。伏望痛割旧志，勇而从之，不然，请削生门墙之籍，然后公言于众，大加诛伐，以彰叛恩者之罪，生亦甘焉！生蓄诚积直有日矣！[108]

虽说此信只是一封老师与学生间的书信，但是却可以说是当时道德观念**然无存的最佳陈述。此信开头即说天下之人都知道“忠”这个价值观念已经不存在了，其原因是李氏是忠于宦官，而非忠于国君。也因此，士大夫们对于所谓经国大业也没有实践的空间。这显示出当时舆论对于朝局的发展是相当失望的，而应为此局势负责的人就是李东阳。而身为他的门生，罗玘在忍耐相当长的时间后，终于提出要不请老师回头，要不就请老师削去其门生之籍。罗玘眼见其师在宦官把持的朝廷里，仍然安居于大学士之位，不仅完全没有毅然辞官的动作，更没有要与宦官对抗的举动，毫无羞耻心。正所谓“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对罗玘来说，情何以堪。事实上，李东阳自己也知道外界是如何评价他的，他在写给另一门生乔宇[109]（字希大，号白岩，1457—1524）的信中，即为其自身在“丁卯之祸”后，未能如同刘健与谢迁一般乞休致仕，辩解说：

走处身无状，不能勇决必退，以逃贪冒之讥。夙昔初心，中间时势，皆希大所深信而洞烛者，无容喋喋……自逆贼擅权，老奸附和，四三年来，修《会典》者，退降升职，修《实录》者，挤黜大半，当是时，旁观坐视，不能救正，咎有所归。[110]

不论是“诛八虎”事件后，未能与刘健、谢迁般离开朝廷；或是在宦官当权时，也未能对其擅权行为而有所“救正”，都使得李氏遭到外界的非难。而李氏在此信中，虽想得到乔宇的谅解与认同，但显然并未如愿。所以，李氏在另一封信中说道：

近两得书，寒温外别无一语，岂有所惩，故为是默默者邪？计希大于仆不宜尔，或前书过于自辩，致希大不自安，盖于希大有不容不尽者，若今道路谤责之言，洋洋盈耳！[111]

从所谓“寒温外别无一语”，可以想见李乔师生间的关系，已经到了相敬如“冰”的情况，已非过去往来密切、相互酬唱的关系。而当时社会上充斥对李氏谴责的舆论，更证明身为李氏的门生，在“丁卯之祸”后，承受很大的心理压力，因此才会不惜说出“请削生门墙之籍”的话来。这同时也显示过去一同诗文酬唱的士大夫们，也必定因此事件，彼此间的关系起了微妙的变化，也就是说，不仅是被贬谪的一方人生有了重大的变化，另一方也是一样，承受着与宦官同流的恶名将永远留在史册上的压力，就如同如罗玘所言一般。

不过，当时仍有些士大夫们并未持与罗、乔两人一样的态度，反而因平时与李氏的交情与关系，而宽恕李氏之所为。阳明好友崔铣就曾说道：

往西涯公（李东阳）处于刘瑾、张永之际，不可言臣节矣！士惠其私，犹曲贷而与之，几无是非之心，景鸣（罗玘）责引大义，愿削门人之籍。[112]

所谓“不可言臣节矣”，就是如同罗玘所言“忠赤竭矣”，也就是说李东阳道德观念的沦丧。而仍有士大夫因为私交而原谅李氏，对于崔氏而言，简直是毫无“是非之心”的做法。值得注意的是，崔氏此语亦显示出两个当时重要的现象，一是崔氏本身也是李东阳的学生，而从学生口中说出老师没有道德观念的评价，可见李氏门下士仍然有不少人不满其师的作为；另一则是即使当时是士大夫“几无是非之心”的景况，仍然有人是秉持道德的观念，不为流俗所倾倒，隐然存有一“拨乱反正”的伏流在。

阳明对李东阳的态度，亦是从亲密走向疏远。早年李氏与王华之间的关系是密切的，这从其为王华母亲写祝寿诗的动作中可以看出[113]。另外，《年谱》亦记载当阳明会试落第之时，李东阳亲自来安慰鼓励的事情[114]；而当阳明坠马受伤，李氏同样也来慰问[115]。这些事情表明了在“丁卯之祸”以前，李王两家来往颇多，但之后则是趋于疏远。例如在李东阳的文集中只有一封回给王华的信[116]，信中除针对王华于南京吏部尚书致仕的事，给予祝贺外，并无语及阳明被贬谪之事。自此以后，从李东阳文集及王阳明的文集中，丝毫未见有任何往来的迹象。这种不相往来的情形，间接表明了两家人关系的决裂，其个中原因当然与李东阳在“诛八虎”事件中的作为，脱不了干系。而对于阳明而言，过去感情交好，在政治上、文坛上有一定地位的座师，如今沦落与宦官们同流合污，其间巨大的情感落差，必定冲击其过去所信奉的价值观念。且在刘瑾等人掌权时期中，多少官员们，靠着行贿而得美官、超迁等，世风日下，更加深阳明对现实的不满[117]与反省。这个反省的过程，是阳明价值观念转变的过程，更是其中心思想的起点。

（二）“一心运时务”的思想理论

当阳明选择了赴龙场任官后，相较于过去北京时的生活，改变是相当大的，不管是从生理层面，或是心理层面来看。生理层面指的是面对牢狱之灾、廷杖、贬谪、泛海历险到后来居住于贵州地区种种生活上的困难与不便，这些经历皆非当初上疏前所能料想到的。这些外在生理的改变也渐渐影响到其内在心理的层面，因而调适身心以因应现实环境，成为他初到龙场驿时最重要的事情。例如因为无粮可吃故向当地人学习农事，或是盖房子来居住、上山砍柴等，完全过着与当地土人一样的生活。阳明也常常感叹自己的处境，例如以鹦鹉自况，说到“能言实阶祸，吞声亦何求！”[118]过年时候，触景伤情，回忆过往在北京的时光，有诗云：“炎荒万里频回首，羌笛三更谩自哀。尚忆先朝多乐事，孝皇曾为两宫开。”[119]这些抒发当时感受的诗文，在在都反映出阳明初到龙场时的苦闷心情。但是，随着生活逐渐适应，阳明也颇能自得其乐，优游其间，例如有诗云：“绝域烟花怜我远，今宵风月好谁谈？交游若问居夷事，为说山泉颇自堪。”[120]不过，即使阳明在生活上已经没有适应的问题，其内心却仍然有其困扰在。之前曾提到，从阳明在狱中所作的诗，可以知道他对当时的横逆之来，是采取退让的态度，而其往后的做法也是照着《明夷》的卦意而为。到了龙场，仍然采取这样的处世态度，例如他在给刘寓生（字奇进，石首人）的诗中，以《蹇》卦来勉励，他说“蹇以反身，困以遂志。今日患难，正阁下受用处也”。[121]这个卦意也曾是阳明在狱中时所认同的。可是，这样的处世态度究竟要到什么时候才结束呢？现今处于“明夷”之时，那未来的人生，又是什么呢？对于这个新的“出处”问题的思考，一直盘旋在其心中，所以他在诗中提到：“也知世事终无补，亦复心存出处间。”[122]阳明自认现今无法对国家社会有所贡献，但是往后又该如何呢？对此问题，他朝向着两个方向来思考，一是辞官归隐，所以此时期的诗文中处处可见其思乡及归隐之情；二则有用世之意。例如他以桃花自况，诗云：

雪里桃花强自春，萧疏终觉损精神。却惭幽竹节逾劲，始信寒梅骨自真。遭际本非甘冷淡，飘零须信委风尘。从来此事还希阔，莫怪临轩赏更新。[123]

所谓“遭际本非甘冷淡，飘零须信委风尘”，隐约地说明自己现今的处境并非是其原本的个性，只不过委身于风尘之中。透露出阳明对于未来仍抱有一丝的希望，只不过说这个希望还不足以让他毅然而然舍弃归隐的想法。

阳明对于未来人生方向看法的转变，是与其针对现实环境所做的思考相关的。鉴于当时士大夫们的“小人”行为，社会是一“小人得志”的社会，因此阳明此时的思考重心是紧扣着如何成为“君子”的概念，也就是说在现今之时，如何让“君子”得以行其志。例如说他在《何陋轩记》中说道：

昔孔子欲居九夷，人以为陋。孔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嗟夫！诸夏之盛，其典章礼乐，历圣修而传之，夷不能有也，则谓之陋固宜。于后，蔑道德而专法令，搜抉钩絷之术穷，而狡匿谲诈无所不至，浑朴尽矣！夷之民方若未琢之璞，未绳之木，虽粗砺顽梗，而椎斧尚有施也，安可以陋之？斯孔子所谓欲居也欤？[124]

阳明自己盖了一个房子，援引孔子所言“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之语，意味着在这个简陋的房子里，住了一位“君子”，正是其夫子自况。而此文末段所言，莫不是针对当时“蔑道德”的情况而发的。阳明除了在此文中，以“君子”自居，在其他文章中，也充斥着他对于“君子”内涵的探究。例如：他讨论何谓“君子”，有《君子亭记》；何谓“君子的体用”，有《玩易窝记》；何谓“君子之行”，有《远俗亭记》；何谓“君子之政”，有《重修月潭寺建公馆记》等。这样一而再地讨论“君子”意涵的动作，充分表达出其想要做君子的意图。但是，要如何做，才能成为“君子”呢？阳明认为一个人之所以不能成为“君子”的关键，在于“一己之私”，他曾经回忆说道：

寻谪贵阳，独居幽寂穷苦之乡，困心衡虑，乃从事于性情之学。方自苦其胜心之难克，而客气之易动；又见夫世之学者，率多娼嫉险隘，不能去其有我之私，以共明天下之学，成天下之务，皆起于胜心客气之为患也。[125]

他认为当时的学者的问题，就是不能去其“有我之私”，所以才不能明天下之学等，一切问题的根源是“胜心客气之为患”。所以，去除此“胜心客气”，即是“君子”。用传统学术语汇来说，即是去除“私欲”，而阳明采用的方法即是“静坐”。《年谱》记云：

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静一；久之，胸中洒洒……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语之者，不觉呼跃，从者皆惊。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