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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避疫隔离和检疫（第1页）

三、避疫、隔离和检疫

（一）避疫

范行准曾指出：“避疫确是人类最原始的趋吉避凶行动之一。人类赖此最原始而理智的行动，对生命保全上起巨大作用。当疫疠发生时，目击同类死亡枕席，他们自然带着原始的恐怖情绪，所以不得不把当时的实际情况，经过一番理智的分析后，只有出于逃避这一条路了……有名的重九（重阳）登高佳节，实际是一段集体避疫的故事。”又说：“要想避免传染病的蔓延，在预防接种未发明以前，与病人的隔离，虽然觉得有点消极，但不能不说是最彻底的预防法……在今天说来，仍属重要。”[119]这些说法，今天看来，仍无可挑剔。不过，这种出于经验和本能的躲避与医理上对瘟疫传染的阐明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在文明的发展过程中，预防接种是非常晚近才发明的，而文明对避疫的道德批判却较早就出现了。特别是宋代以后，这种呼声似乎愈渐加强。比如宋代一则笔记指出：

江南病疫之家，往往至亲者皆绝迹，不敢问疾，恐相染也。药饵食饮，无人主张，往往不得活。此何理也，死生命也，何畏焉？使可避而免，则世无死者矣。然此事其来已久。晋《王彪之传》云，永和末，多疾疫。旧制，朝臣家有时疫，染易三人以上者，身虽无疾，百日不得入宫。国家且如此，况民间乎！此令一下，至今成风，不仁哉！[120]

这种反对在清代也一仍其旧，梁章钜在听说温州有这一风气后，便愤愤然说：“一为不慈，一为不孝，在僻陋乡愚，无知妄作，其罪已不胜诛，乃竟有诗礼之家，亦复相率效尤，真不可解，此所宜极力劝谕，大声疾呼者也。”[121]这种纯粹道德上的呼吁，若不能切实地给予技术上相应的替代措施，无疑不可能有太多的实效。在清代江南的文献中，有关不畏疫气、坚持照看病人的例子是不时能够看到的，比如：

张士隆，字君茂，张家港人……康熙丁巳，大疫，人不敢扣门，士隆按户亲给医药。[122]

费沧金……道光庚子大疫，死者枕藉，费族子弟亦多传染，相戒无往来者。沧金子丧家必亲**唁，病者为代谋医药。[123]

不过，这些例子反而显现了当时避疫风气的普遍和盛行。所以会让象山的潘健山这样持正统道德观念的人士忍无可忍，专门写《避疫论》以抨击之，他说：

甚矣，习俗之偷非一端也，而其尤者莫过于避疫一事……近时闾巷之间，偶染时疫，邻里挈家以逃，甚且父子相仳离，兄弟妻子弗顾，或至死亡，往往又子不能见其父，弟不能见其兄，妻不能见其夫，此其残忍刻薄之行，虽禽兽不忍而为，而谓人其忍乎哉？[124]

当然，若就此想象当时对瘟疫病人一般都不闻不问，顺其自生自灭，恐怕也不符合实际情况，一家尽没、无人理会的情形固然存在[125]，但“素衣盈途”[126]之记载也说明“问疾送丧”之类的行为也是普遍存在的，而医生几乎必须整日和病人接触，因此，避疫也就不能完全理解为纯粹的避而远之。在当时的文献中，有不少如何在疫气盛行的环境中避免感染疫气的记载。时人对接触传播等传播方式虽然缺乏医理上的阐述，但出于本能和经验，还是发明了一些有效的办法。比如常州的徐昆国为收租去宜兴的佃户家，恰遇佃户所在的村庄数户人家悉染疫病，“会薄暮，宿其家，不敢近病人，即撤其大门，卧门首”，结果第二天，佃人尽疫死，而徐却幸免于难。[127]若徐的说法没错，他能够幸免应该是因为采取了正确的避疫方法，而不是像他认为的乃神灵庇佑的结果。另外，熊立品提出的“毋近病人床榻，染其秽污；毋凭死者尸棺，触其臭恶；毋食病家时菜；毋拾死人衣物”[128]；以及王端履之兄所说的“必须凭空坐立，不可倚墙，切不可饮其茶水”[129]之类，均属于此类避疫法。同时，由于时人认为瘟疫是由暑湿秽恶之气导致的，围绕避免和抵消疫气提出了较为积极的避疫法。比如赵学敏指出：“辟疫，凡入温疫之家，一麻油涂鼻孔中，然后如病家则不相传染。”[130]就是用麻油之香气来抵消疫气之秽恶的用意。这类方法还很多，比如：

辟瘟集祥香天行瘟疫，此香最妙：苍术、桃枝向东南者各十二斤，白芷、山柰各八斤，檀香、降香、甘松、大茴香、桂皮、香附各三斤，乌头二斤，贯众、鬼箭羽、白蒺藜各一斤，雄黄、雌黄各八两。右药晒干研细，榆面拌匀，令做香匠以细竹丝为骨，做成线香，随时焚点，瘟病闻之易愈，并不传染，凡家中、旅馆、舟车、囹圄，俱可用之。且制成线香，焚烧携带，尤为至便。[131]

除了这类药物避疫的方法外，时人还主张通过修炼内功使正气充足而邪不能干，比如，当时还盛行一种提神避疫的方法，颇为一些医家看重：

岐伯曰：不相染者，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天牝（天牝，鼻也。老子谓玄牝之门。毒气从鼻来，可嚏之从鼻而出——原注）从来，复得其往，气出于脑，即不干邪。气出于脑，即先想心如日。欲将入疫室，先想青气自肝而出，左行于东，化作林木。次想白气自肺而出，右行于西，化作戈甲。次想赤气自心而出，南行于上，化作焰明。次想黑气自肾而出，北行于下，化作水。次想黄气自脾而出，存于中央，化作土。五气护身之毕，以想头上如北斗之煌煌，然后可入疫室。[132]

据范行准说，这种方法源起很早，乃是古人所云的“思之思之，鬼神通之”观念的一种体现。[133]能否取得实际效果，似乎不是很好确定，不过从现代心理疗法的角度看，应该是有一定道理的。可能正因如此，这一办法一直流传了下来，直到清末西方细菌学说已经传入之后，仍为一些医生所坚持。比如陈虬说：

问：探病人有何防避之法？答：饱食后再饮保命平安酒一杯，提起元神，自觉此去，有一将当关，百邪退避之概。不知此义，当思如戏场上关圣帝，手提单刀，过五关斩六将，何等神勇，心目中跃跃然亦有欲学作关公之想，则神完气足，病气自不能侵。坐定时，又须谨避风口，视今日是何风？如属东南风，则直向西北方侧坐，切不可使病人之气，顺风吹入吾口，又须闭口不言。[134]

提神再加尽可能地避开疫气，大概是会有些实效的。除了提神，当时的一些医家还要求：

而必欲寻一避之法，则惟有当合境延门，时气大发，瘟疫盛行，递相传染之际，内则养定精神，外则加谨防范。而毋犯房劳，毋妄动作，毋忍饥饿，毋伤饮食，毋啖生冷，毋飨肥甘……毋贪凉坐卧湿地，毋冒雨感受风寒……[135]

要求注意饮食起居的主张，效应虽不那么直接，但应该比提神更具效果。这些措施与避而远之相比，无疑是较为积极的避疫法，对防止瘟疫传染应该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二）隔离

上述尽人事的避疫法已不是纯粹消极地躲避，但若不能有效地控制和隔离病人，仍无法真正地防止疫病扩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