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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周期性的卫生工作（第2页）

学生的身体正处于生长期，“藉测量身长体重时可明瞭个人身体之健康进步情形”。各学校的体重称量从每三个月一次增加到每月一次，后又增加身长测量。自1932年起依据规定的周期实施测量，小学及初中生每月称体重一次，每两个月量坐高和站高一次，高中生每年量身长和体重四次。全面的体格检查在新生入学时即须进行，之后的间隔周期由每三年一次增至每两年一次；1935年还在小学五年级学生中再施行一次，使学生在小学六年中的体检次数达到四次。[72]

疾病诊治的工作以医生和护士到各校举行的门诊为周期。门诊施行的次数起初根据各个学校的人数多寡安排，如在1929年育英小学每星期二次，贝满、培元学校及博氏幼稚园各一次，第六小学及助产学校每星期有数小时。其后逐渐增加为二次至五次，治疗与沙眼门诊由护士遵照医师指定的方法按时举行。1935年，门诊时间最终统一定期进行，治疗门诊由学校卫生劝导员及助理员每日举行一次，平均每250名学生每星期有一小时诊察时间，沙眼门诊治疗每星期分三次进行，牙科门诊每星期五次。[73]

卫生教育是学校卫生工作最重要的内容，“在学校中施行卫生教育，当易收事半功倍之效”。30年代初各校均设置了卫生课程，中学采用第一卫生区事务所李廷安所长撰写的《健康学》为卫生教材，按时分班讲授。至1934年，各校的卫生课程均由事务所派员按时讲授，一年内共计授课515小时。各个学校还设有卫生常识讲习班、急救法选课班等，教授卫生课程共计129小时，参加听讲者有4299人。卫生讲演根据需要进行，其中培元和贝满两学校就利用周会的时间举行，其他学校亦按期公开演讲。讲演的时间逐渐规律，内容的针对性也有所增强。1932年，贝满学校的高二班请事务所每星期派劝导员前往讲授家政卫生一次。1935年，中坑小学针对营养不良的问题，每星期对学生讲演营养问题一小时，以唤起其对于饮食的注意。办理乙种学校卫生的学校注重讲演卫生常识及卫生习惯等问题，1935年起劝导员每星期须到学校进行卫生劝导一次。卫生教育还注重趣味性和启发性，从1930年起事务所每年均在各中小学举行卫生图画比赛，其“不但使学生对于卫生知识有深刻的印象，并且能使儿童思想发达引起对于卫生之兴趣”，很受学生的欢迎。[74]

学校卫生的施行对象不仅有学生，还包括全体教职员工。事务所要求各学校每年开两次由校医主持的医务会，讨论病症情形及预防、治疗等问题，以期唤起教职员的注意。[75]1935年，事务所对各小学校教职员按期讲述传染病管理方法共计三星期，并特制一种最新的传染病管理法图表以供参考。贝满学校还为工友专设卫生常识讲习班，讲授各种卫生课程。[76]

第一卫生区事务所的学校卫生工作收到了明显的成效。办理各校的环境卫生条件逐年改善，卫生室、焚秽炉、爪哇式公厕等新式卫生设备在一些学校逐渐得到设置。疾病的诊治率大为增加，这是因为学生“一遇小疾，即前来就治之故”，其中外科病所占的比例逐渐增加，内科疾病和体格缺陷的比例呈下降趋势。丰富的卫生教育形式受到了学生的欢迎，学生和教职员工学习了卫生知识，并将其应用于实际工作中，推动了学校卫生工作的良性运转。学校还主动举办卫生表演，达到了较好的宣传效果，如1936年4月培元、育英、中坑和师大附小的各学生稽查在协和礼堂联合表演日常卫生生活戏剧，当年5月贝满、慕贞中学高中部学生举行了卫生表演竞赛。[77]

1935年初北平市学校卫生委员会成立后，仿效第一卫生区事务所的做法，积极全面地开展市立各中小学校的卫生工作，极大地扩展了学校卫生的实施面。学生的晨间检查由该会工作人员进行，每周分六组，逐日分赴各校办理。在疾病防治方面，学生人数较多的学校，每周施行治疗门诊二次和普通门诊一次，人数较少的学校每周一次治疗门诊，每二周一次普通门诊。该会医师或护士每周二次或一次赴各校进行缺点矫治。春秋二季各一次对学生强迫接种牛痘，当年接种人数共13472人。环境卫生视察并于每日门诊时间内举行。[78]在卫生教育方面，卫生讲演由工作人员按时季的需要选取题目，充分利用学校的休息钟点进行，当年在各校教室讲授共计94次，总时长达8100小时，参加人数10897人；当年还举办了刷牙运动26次，详细指导学生刷牙的方法及每日刷牙的次数。

在市政机构的切实努力下，卫生工作不仅作为每日教学活动的开端，还成为学校每日、每周、每月和每年的例行事务。学校中的全部人员都被调动起来参与卫生工作，并逐渐树立定期施行卫生工作的观念，他们既是学校卫生工作的授受者，又被要求学以致用，转变为执行者和宣传者，卫生知识在观念与应用之间实现了相互转化，形成了良性的互动。卫生行政机构借助客观和规律的世界时间节奏，从外部实现了对学校的统一化控制，这种控制的形式既有直接的，又有间接的，进一步增强了学校的纪律性。

三、工厂卫生的周期

在近代中国，工业领域是最早采用世界时间的领域之一，主要出现在洋务运动的官办企业中，以钟点时间作为计算工时和支付薪水的依据。进入20世纪，在近代工厂中世界时间已经在工人的劳作和生活中占据支配地位。

近代北京的工业发展程度逊于口岸城市。这是因为在传统时代，北京城市的经济动力源自皇朝帝都的需要，以商业和手工业为主，这决定了北京城市的消费性质；进入近代以后，在一段时期内北京仍然保持了政治中心的地位，加之缺乏能源和原材料的状况，以及临近的天津以口岸城市的优势吸引了北京的资金，都导致了北京的近代工业一直未能得到有利的发展条件。[79]因此，北京城市中的工厂寥寥，多以手工操作为主，大型机器较少或完全不用。1919年前后，仅有几家现代工厂，如自来水厂、火柴厂、玻璃厂和政府的制服厂。[80]地毯业是北京的支柱工业之一，起初由喇嘛将技艺传至京城，得到王公贵族的追捧而渐兴，20世纪以后因得到外国人的欣赏而出口大增，尤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得到蓬勃发展。至1933年北京约有三百家经营地毯业者，大部分为家庭手工业，工厂仅有数十家，燕京、仁立、英商投资的尼克尔，以及贫民工厂地毯部等十余家规模较大。[81]

民国以后，在工人争取自身权益的斗争、国际劳工组织的推动，以及社会各界的关注之下，劳动立法工作在20年代开始启动。1923年北京政府农商部颁布施行了《工厂暂行规则》，1927年，修订改名为《工厂条例》。该条例规定幼年工及成年女工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八小时，每星期休息一日，成年男工每日不超过十小时，每月至少休息二日；每日休息时间至少在一小时以上。[82]1929年底南京国民政府公布施行了《工厂法》，明确规定工作时间为八小时，凡连续工作五小时应有半小时休息时间，每七日休息一日，法定假日应予给假，并对在厂工作至不同年限者规定给予不同的年假时间。[83]

但从实际情况来看，无论在劳动法规制定前后，北京的工厂都难以落实法律规定的劳动和休息时间。就连北京官方规定的法定休假日，都比中央政府规定的少了一日，并且缺乏实际的约束力也导致了落实的困难。[84]北京的工人一天中一半左右的时间需要在工厂工作，以钟点时间决定开工和休息。1919年政府的制服厂规定，女工上班时间在繁忙时从上午5时到下午5时，淡季时从上午5时到中午，男工的工作时间是早上6时到中午11时30分，下午从2时到6时30分。[85]30年代初北京的地毯工人工作时间以13至14个小时为最多。[86]

工人除了睡眠时间以外，每日的大部分活动时间都在工厂中度过，“工厂即工人第二家庭，自晨至夕，饮食也、杂用也，莫不于是，故于工作场所之外，必有相当之所，无论何时，得享安舒之乐，亦卫生之要道也”。因此工厂的卫生条件对工人的身体健康至关重要。[87]工厂卫生不良的状况还会影响产品的出口，导致工商业的不景气。[88]

劳动法规对工厂卫生有明确规定。《工厂条例》要求厂主应有关于工人卫生及预防危险的设备，幼年工及成年女工不得处理有害卫生的物品，以及在有害卫生及危险处所从事工作；行政官署凡认为工厂设备及建筑不合卫生，该厂主应速行改革。《工厂法》具体提出了应装置的各种关于空气流通、饮料清洁、盥洗及厕所、光线、防卫毒质的卫生设备。《工厂法施行条例》要求雇工达三百人以上者应于厂内设置储备救急药品的药室，聘用医生每日到厂担任工人医药及卫生事宜；童工、女工及年满50岁的工人应根据健康检查结果分配工作。1936年南京国民政府还颁行了工厂设置卫生室的办法，要求全面施行环境卫生、传染病与职业病防治、卫生教育、保健等工作。[89]，基于“工厂卫生之能否办理完善，则全视工厂中有无健全之卫生组织以为断”[90]的认识，工厂卫生从基本的环境卫生讲求，发展到要求设置专门的医疗卫生设备。

北京的工厂卫生，起初多在于各工厂的自觉讲求，因此情况好坏不一，既有非常清洁的卫生食品工厂[91]，也有环境又脏又乱、工人有病又疲倦的工厂[92]。直至专门的卫生行政机构成立以后，政府才对工厂卫生的问题予以正式关注。1929年初卫生局将工厂卫生列入应办的卫生事项之中，内容包括检验体格、设置诊疗所及药局、选派工人的看护、督察清洁卫生，以及记录各种卫生事件等。[93]1934年卫生局对合乎工厂法组织的32处工厂的卫生情况进行了调查，绝大部分无适当的卫生设备，只有由第一卫生区事务所办理工厂卫生的燕京地毯工厂和仁立地毯工厂设备比较齐全。[94]

燕京地毯工厂的工厂卫生办理最好，其为北京规模较大的地毯厂，工人总数达几千，设有几处分厂。1926年8月由当时的公共卫生事务所为其办理工厂卫生，起初只在人数较多的第四分厂进行，后逐渐扩大至全厂范围。第二年就于保健科内添设了科员专门负责相关事务。[95]工厂内设置诊疗所，工作人员有医师、护士、劝导员和督查员等，起初多为兼任，后为专职，人数也在逐渐增加。工作的主要内容包括环境卫生、预防工作、疾病治疗、卫生教育。在开展工厂卫生的前几年，环境卫生工作很快得到规律地开展，工厂中的污秽处所每三天洒抹石灰一次，床被每星期曝晒一次。卫生教育尚未有固定周期，但均有一定的时间，于短时间内完成，以免占用工作时间；平时以各种卫生图说粘贴于厂内醒目处，时刻可见，卫生护士并于工作中随时解说，因势利导。[96]30年代以后，燕京地毯工厂的卫生工作已具备一定规模，形成固定的模式，各项工作在各个时间周期内均能保持规律地进行。

每一天，在早晨由医师或劝导员将工厂环境视察一次；在1934年4月至7月举行灭蝇运动期间，所有学徒每人每日要求最少灭蝇五只。诊疗所门诊分普通门诊和预防门诊两类，每个星期普通门诊进行六次，预防门诊两次，前者诊治疾病，后者举行工徒体格检查、沙眼检查及各种预防注射事项；为了预防工业危险，1931年开设了急救术训练班，每星期授课三次，所有工人和学徒均可参加；1932年，学徒、工人、工头、厨夫等均有相应的卫生班，每星期上课一至三次，卫生教育的针对性有所增强；1933年，工人和学徒分为五组，每星期均须接受一次卫生课程；1934年，工人的卫生班增至每星期三次，第二年并在工厂护士的努力下，每星期达到三小时的卫生教学时间。

每个月，处在生长期的学徒均须量身高和体重一次，并检查沙眼一次；公开的卫生讲演起初进行一次，至1933年每月有一至二次，中间还放映卫生电影；工厂经理及卫生负责人员每月须召开卫生讨论会一次。每数月，体弱工人须检查一次，以免因疲劳转成重疾，并便于工作人员随时掌握患病者的病情发展情况；每两个月或六个月，在门诊期间还须对沙眼患者复查一次。

每一年，在年度开始时就由卫生区事务所的医师和劝导员会同工厂负责人员，举行清洁大检查一次。每两年，工人须进行一次体格检查；每三年，就须种痘一次。[97]

虽然受制于工人数目的变化和工厂的现实情况，在工作总量上有所波动，但卫生介入工厂的力度和深度，一直在保持着缓慢的增长，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燕京地毯工厂在施行卫生工作的十年间，环境卫生状况得到了改善，工人的身体健康也有了保障。工人从被动接受卫生教育转变为积极参加卫生活动。历年的灭蝇灭臭虫运动，成绩均甚佳；卫生讲演听讲踊跃，在有电影和幻灯放映时参加者尤其多；卫生区事务所还指导工人排演卫生戏剧，在新年、卫生游艺会以及卫生局主办的卫生运动周上共进行三次展演，均很受观众欢迎。[98]工人由卫生的接受者转变为卫生的传播者，使卫生知识从工厂向社会的更大范围传播。

由此可见，工厂卫生是在工人日复一日的劳作之中嵌入的外部事件，卫生工作在日、星期、月、年的各个时间层次上以不同频率铺展开来，通过持续性和重复性的活动，对工人形成规律和连续的影响，从而造就工厂中另一种形式的集体时间和公共活动，使卫生这一外部施予的知识潜移默化为工人日常生活的惯例。在施行卫生工作的工厂中，工人不仅劳作和休息受到钟点时间的规制，行为和思想也纳入了世界时间的节奏当中。工人经历了世界时间下的卫生洗礼后，获得了整洁的环境和健康的身体，以及充实的精神，丰富的卫生教育活动还能为工人单调枯燥的生活提供娱乐和消遣。

总之，市政机构和社会力量在开展卫生工作时，充分利用了世界时间的周期。其中星期制被广泛应用于提供卫生服务和卫生宣传的各项活动中，并且通过灵活的处理，将七天一休息的星期制度进行人为地调整，使世界时间对生理时间达成了妥协，使两者和谐而不相掣肘。

在学校和工厂这样具有特定边界的场所中，其中的人员处于一个相较于开放的公共场所而言更为封闭的空间内部，具有较强的组织性。利用世界时间的周期，在各个时间层级上对这些群体施加影响，能使卫生工作成为其日常生活中的例行事务，并将其活动的时间导入世界时间的运行轨道中。通过卫生工作，这些社会群体拥有了共同的时间周期，由此推动了集体认同感的形成，并逐渐提升至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感。“时间上的领先这个因素一直对空间上的优越性产生着决定性的影响”，西方国家的中心地位即源于其带头发展奠定的基础。[99]时间上的领先有助于群体的进步，享有一定时间积累的卫生知识，有利于部分社会群体形成相对于其他群体的优势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