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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革命原则在当代的演变（第2页）

这类原则不仅可以用来解释宗教信仰，还可以用来解释政治信仰。比如，当涉及“民主”时，应该研究一下“民主”一词在不同民族中的具体含义以及在同一个民族中，知识分子的民主与大众的民主是否存在着巨大差异。

现在我们来谈谈大众的民主。很显然，书本与报纸中的民主思想都是文人们的纯理论，普通民众对此不了解，而且普通民众也无法从中得到任何好处。理论上，工人阶级可以通过竞赛与考试来突破横亘在不同阶级之间的藩篱，但这样的机会却微乎其微。

知识分子民主的唯一目的就是建立选拔制度以选拔领导阶级。且不说这种选拔是否是真实的，但它贯彻的却是波拿巴的格言“政府的实质就是以民主形式实行精英统治”。

不幸的是，知识分子的民主其结果只是由极度专制、狭隘的寡头政治取代了国王的天授神权，然而推动“自由”的目的不在于以一种专制来代替另一种专制。

与前者一样，大众的民主绝不是为了推出领导者。大众的民主竭力主张“平等”、要求改善工人命运，因此它不能接受“博爱”，它不在意“自由”。大众的民主只认可专制的政府，人们不但可以从大革命以来出现的所有专制政府都大受欢迎这个现象中看到这一点，更能从领导工会的专制方式中觉察到这一点。

知识分子民主与大众民主的巨大差异，工人阶级比知识分子看得更清楚。二者在精神上没有任何的共性，二者说着不同的语言。工会今天还特别申明不可能与任何资产阶级政客结盟。这番话说得斩钉截铁。

实际情况历来如此，这或许就是自柏拉图至今的大思想家们绝口不替大众民主辩护的原因。

这一现象使埃米尔·法居特（EmileFaguet）感到震惊，他说：“几乎所有19世纪的思想家都不是民主主义者。在我写《十九世纪的伦理学家与政治》（PolitiquesetMoralistesdu19Siècle）一书时，我希望找一位民主主义者，向其请教他的民主信念，但结果一个都没找到，这让我非常失望。”

这位优秀的作家肯定可以从职业政治家中找到很多民主主义者，但职业政治家是思想家的却是凤毛麟角。

四、与生俱来的不平等和民主平等化

如何调和与生俱来的不平等与民主平等化是当今世界最大的难题之一。我们很清楚民主的诉求。让我们看看自然界对此有何反应。

从古希腊英雄时代直至当代，那些撼动世界的民主思想一直绕不过“与生俱来的不平等”这道坎。少有观察者对爱尔维修（Helvétius）提出的“教育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表示赞同。

事实上，自然界根本不懂得什么是平等。天赋、美貌、健康、活力、智慧总是因人而异，但拥有这些的人往往拥有更多的优势。

任何理论都改变不了这些差异，除非遗传法则能够均分人的能力，否则民主信念只能停留在文字中。

连自然界都拒绝平等，难道社会就可以人为地建立起平等来？

部分理论家一直认为教育可以实现全民平等，但多年的经验表明，这只是天方夜谭。

不过，风头正劲的社会主义可以通过清除全部的精英从而实现暂时的平等，这点也不是不可能。如果一个民族压制自己的精英，而其周围的国家却在依靠精英发展，那么这个民族的未来显而易见。

自然不仅不懂平等，而且还始终强化等级差异，也即扩大不平等，来实现发展。只有不平等才使得地质时期的低级细胞进化为高等生物，而高等生物的创造力可以改变地球的面貌。

在社会中同样也有这种现象。不过从百姓阶层中选拔人才的民主形式最终还是会出现一个知识精英阶层，但这却违背了理论家们欲将上层和下层人民一视同仁的初衷。

在不受平等原则规约的自然规则之外，又出现了有利于现代化发展的条件。科学与工业的发展对知识的要求越来越高，这造成的人与人之间以及人的社会地位之间的差距日益加大。

人们惊奇地发现，尽管法律和制度要求人与人的平等，但文明的发展却倾向于加深不平等。农民与封建男爵的智商差距不大，但工人与工程师的知识差距却在日益加大。能力逐渐成为发展的要素，由此，各个阶层的精英们的地位不断提高，而平庸者只能原地踏步或地位下降。面对这种必然性，法律又能怎么样？

能力不济者即便声称人多势众也无济于事，如果没有研究所侧重的高人一等的大脑，他们很快便会陷入贫苦与混乱之中。

精英们在现代文明中的关键作用无须多言。文明国家和野蛮民族都存在着一群平庸者，文明国家的真正优势仅仅在于拥有精英。美国充分理解了这一点，因而它禁止中国工人进入其领土。中国工人与美国工人的能力相当，对薪资要求低，势必会成为美国本土工人的劲敌。

尽管世人皆知这个道理，但精英与民众之间的冲突依旧日渐激烈。没有哪个时代对精英的需求有这么大，但他们的境遇也从未有如此的艰难。

[1]实证教也称人道教，是孔德晚年创立的，他试图以此来维持社会秩序和促进社会进步，但这仅是乌托邦的设想。——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