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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传统惯例与革命原则百年冲突的后果（第2页）

运动的领导者如梯也尔、卡西米尔-贝利耶（Casimir-Périer）、拉法叶特（Lafayette）等人，将被冷落的路易-菲利普（Louis-Philippe）召到巴黎并任命他为法兰西国王。

面对人民的冷漠和效忠正统王朝的贵族们的敌视，这位新国王只能依靠资产阶级。在一项选举法将选举人数缩减至不足二十万人后，这一阶级在政府中独大。

不过国王的处境并不轻松。他要对付拥护亨利五世即查理十世孙子的正统主义者，对付以皇帝侄子路易-拿破仑为首的波拿巴主义者，还要对付共和主义者。

在1830～1840年期间，与大革命俱乐部类似的秘密社团挑起了无数次的骚乱，不过都很快被镇压下去。

但正统主义者和教权主义者并未停止他们的密谋。亨利五世的母亲德贝利女爵（DeBerry）试图在旺代地区起义，结果失败。至于教士阶级，他们在要求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气急败坏地发动了一场起义，巴黎大主教府就是在这次起义中被毁掉的。

共和主义者构成的威胁不大，因为在与他们的斗争中，众议院站在国王一边。首相基佐（Guizot）支持强权，他声称统治有两样东西必不可少：“理性和大炮。”这位著名的政治人物肯定对理性有所幻想。

这个“强势政府”实质上一点也不强势，共和主义者，尤其是社会主义者，他们依旧蠢蠢欲动。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路易·布朗（LouisBlanc）声称政府有义务给所有的公民提供工作。拉科代尔（Lacordaire）和蒙塔朗贝（Mo）所领导的天主教派与社会主义者联合起来一致对付政府，这和如今比利时的情形一样。

1848年，一场拥护选举改革的运动引发了一场暴动，意外地推翻了路易-菲利普。

路易-菲利普的倒台要比查理十世的倒台更加难以解释。人们对他几乎无可加以指责。诚然，他不信任普选，但法国大革命更不信任普选。路易-菲利普并不像督政府那样独裁，因此，无法像后者那样随意废止妨碍他的选举。

在巴黎市政厅成立了一个临时政府，以取代被推翻的君王。临时政府宣告成立共和国，建立普选制度，并规定由人民选出国民议会的九百名议员。

临时政府从成立之日起就成了社会主义者密谋与暴动的目标。

曾在第一次大革命期间出现过的心理学现象再度呈现出来。一些俱乐部形成了，俱乐部的领导人鼓动民众冲击议会，动机是五花八门，一般毫无常理可言，如迫使政府支持波兰起义等。

为了安抚一天比一天急迫和聒噪的社会主义者，议会组建了国有工厂，工人们在此可以从事各种劳动。有人算过，为了这十万名工人，国家每周的花费超过一百万里弗。

工人接着提出不劳而获的要求，这让议会不得不关闭了工厂。

这一举措成了一次可怖的暴动的导火索。五万名工人参与造反。议会受到了惊吓，将所有行政权交与卡芬雅克（ac）将军。在持续四天的镇压闹事分子的冲突中，三名将军和巴黎大主教丧生。根据议会法令，三千名被捕者被流放到阿尔及利亚。受此打击，革命社会主义一蹶不振长达五十年。

这些事件使得国家公债价格从116里弗跌至50里弗，商业停滞。受到社会主义者威胁的农民以及税收被议会提高一半的资产阶级，转而反对共和国，当路易-拿破仑承诺重建秩序时，受到了热烈的相应。根据新宪法，共和国的总统候选人需要由全体公民选举产生，路易-拿破仑获得五百五十万张选票当选。

不久，因为和议院的矛盾，路易-拿破仑决定发动政变，议会被解散，三万人被逮捕，一万人被流放，一部分议员被驱逐。

这场政变尽管草率，然而却受到广泛的认可，因为在提交全民表决中，这场政变获得了八百万张选票中的七百五十万张。

1852年12月2日，拿破仑三世被大多数人拥立为皇帝。法国民众对蛊惑人心的政客和社会主义者的憎恶促成了帝国的复辟。

在帝国成立初期，拿破仑三世延续了专制体制，在后期则采用了自由政体。这位皇帝在位十八年，在色当战败投降后，于1870年9月4日被革命推翻。

自此以后，革命运动便很少发生了；唯一的一次重大革命就是1871年3月革命，在这场革命中，巴黎部分古迹被焚毁，约两万名起义者被处死。

1870年战争之后，经历如此多劫难且不知道谁能靠得住的选举者们，把众多正统主义者、奥尔良党人选进了制宪议会。由于无法在重建君主制一事上达成一致意见，他们任命梯也尔先生为共和国总统，随后麦克-马洪（Ma）元帅接替他出任总统。1876年，新一轮的选举将一大批共和主义者送进了议院，且以后的选举都是如此。

自此之后，先后出现的议会都是派系林立，由此导致政府频繁更替。

不过，正是因为这种分裂而形成的派系间的平衡，我们才享受到了长达四十年的相对的安宁。共和国的四位总统都不是被革命所推翻的，像南部和香槟地区那样的暴动也不会引起严重的后果。

1888年，一场声势浩大的支持布朗热（Boulanger）将军的人民运动差点推翻了共和国，不过共和国打退了来自所有党派的进攻，最终还是安然无恙。

共和国能维持下去的原因很多。首先，参与角斗的派系没有谁强大到能以一己之力力克群雄。其次，国家的元首仅是名义上的，他并不拥有实权，我们不能把所遭的罪归咎于他，即便推翻了他，也不能保证能有所改变。最后，权力被分散到成千上万人的手中，责任由此也被稀释，很难界定谁该承担责任。人们可以推翻一个暴君，但却无法推翻一群不知名的小暴君。

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一个世纪以来起义和革命在法国引发的巨大变化，那就是：用强大的难以摧毁的集体专制取代了脆弱的不堪一击的个人专制。在渴望平等并习惯将所有责任都推给政府的人民看来，个人专制是令人难以容忍的，而集体专制则较为容易接受，尽管通常它更加强硬。

国家主义专制的扩大是我们各种革命的最终结果，是法国先后出现的所有政体的共同特点。这种专制形式被认为是一种民族理想，法国持续的动**只使得这种专制形式得到强化。国家主义是拉丁民族真正的政治体制，是唯一得到所有选票支持的体制。其他的政府形式如共和制、君主制、帝国，都是空洞的标签，是无为的影子政体。

[1]要评价近来的思想演化，可以参考饶勒斯（Jaurès）先生在众议院发表的一篇演讲的片段：“如今的辉煌是过去努力的结果，法兰西不是一天也不是一个时代就能够概括得了的，它是通过经年累月，朝朝夕夕，一步步形成的。”

[2]在我发表了一篇有关立法妄想的文章后，我收到了当今杰出的政治家、参议员布德努（Boudenoot）先生的来信，信中内容摘录部分如下：“众议院和参议院二十年的经历让我明白，您所言不虚；我曾多次听到同事对我说‘政府应该这样，应该那样。这是政府的错’等一类的话。但在我们的血液中，君主专制意识已经流淌了长达十四个世纪。您又能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