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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什么是大革命1（第1页）

第二篇什么是大革命？[1]

1789年7月14日，在巴士底狱被攻占的当晚，路易十六惊恐不安，他问左右：“这是一场叛乱吗？”利昂库尔公爵答道：“不，陛下，这是一场革命。”最有远见卓识的人认为，这场革命由来已久。早在1762年，卢梭在他的《爱弥儿》里写道：“我们已临近危机状态和革命时代，谁能保证你那时候将会怎样？”伏尔泰在1764年4月2日给肖夫兰的一封信里写道：“我所见到的一切都为必将会发生的一场革命撒下种子，而我却无幸做这场革命的见证人了。”哲学家和政治家们都模糊地看到，甚至祈愿这类事件的发生。现在革命已从思想意识的范畴变成了现实。但一旦跳出思辨的范畴，进入生活和历史的范畴，革命这个词便具有了新的意义：它打动人们的心弦，激起一些人的希望和信心，使另一些人仇恨和恐惧。在5年里，对于长期为每日面包所迫的人民来说，它是活生生的、充满希望或威胁的现实，它以不可抗拒的力量迫使人人都接受它。从那时以来，“革命”这个词丝毫没有失去它的价值和力量。它激起虔诚或仇恨，恐惧或希望，永远活在我们这个时代人们的心中。

一、“你们要一场没有革命的革命吗？”

米什莱在他的《法国革命史》（1847年）的引言里，把革命说成是“法律的降临、权利的复兴、正义的反应”。他还说：“什么是革命？革命就是公正的反应，永恒正义的迟迟降临。”这一定义令人赞叹，但它类似于把大革命解释成一种神话（索雷尔式的含义）。乔治·索雷尔认为，神话是用迷人的独特方式所表现的未来，他许诺同心协力可以实现这个未来。神话激发想象，鼓舞心灵，鼓励人们去组织和去宣传，发动人民群众并增强他们的活动能力。正如乔治·勒费弗尔指出的，法国大革命在这个意义上确实带有神话色彩。三级会议的召开被当作预示美好时代即将来临的“好消息”。在这个美好的时代，生活将更为公正。共和二年，同样的神话、同样的希望曾使无套裤汉为之振奋。它们经历了历史的变迁：1848年2月，1871年3月，1936年春以及1968年5月就是明证。这些神话和希望依然活在我们人民的心中。

让我们询问一下当时的人吧！在大革命初期，他们往往乐意把它设想为一个独一无二的事件，是使人民迅速摆脱奴役，一举获得自由的自动爆炸。对这种轻而易举和突如其来取得胜利的信念，没有人比拉法夷特表达得更确切了：“人民一旦想要自由，他们就是自由的了。”在大革命的前夜，马拉在他的《祖国献辞》中也展现了一幅同样的图景；在自由获得胜利的第2天，法国立即起了变化。同样的想法在卡米耶·德穆兰的《自由法国》里也有所表现。这种天真的信念在某种意义上反映在《一切都会好》的歌中。尼韦尔内省的一份陈情书写道：“更晴朗的一天即将破晓。”

然而，早在1789年夏，最明智的人就开始疑虑了。罗伯斯庇尔在给他朋友布依萨的一封信里提出这样的疑问：“我们会自由吗？我认为这个问题还值得考虑。”而卢斯塔洛则更为悲观，他在《巴黎的革命》（第8期，1789年8月29日—9月5日）中写道：“我们曾迅速地从奴役走向自由，我们正在更加迅速地从自由走向奴役。”现在可以看到，并不因为革命符合理性的法则，它就成为一种独特的爆炸，并且立即建立起完美、永恒的制度。它是一个演进的过程，通向乐土还有一段很长的路程。米拉波在他第19封《致委托人书》中写道：“迦太基丝毫没有被摧毁。”旧制度的抵抗不仅还存在，而且随着革命的进展变得更加剧烈。在最危急的时刻（物价上涨，人民**，尼尔温登失败，迪穆里埃背叛以及旺代叛乱），1793年3月26日让·邦·圣安德烈写信给巴雷尔：“现在经验证明，革命远远没有完成……我们或是将国家之舟驶进港口，或者与它同归于尽。”

革命是突然的爆发还是漫长的过程？最有远见因而也最坚定的革命者力图进行更深入的分析。他们认识到，一场革命不仅是为了夺取政权，而且还要对社会结构进行深刻的改造。在革命的过程中，革命本身也会放射出新的光芒照耀着它的进程，并且向政治家，向那些至少会用眼睛观察的人，揭示出革命整体的各个方面。由此，对大革命进展的分析，从1789年到1793年，再到1796年在不断丰富。它从西埃耶斯发展到罗伯斯庇尔，再发展到巴贝夫。

早在三级会议召开前，西埃耶斯在他著名的小册子《什么是第三等级？》里，用阶级的语汇鲜明地提出了政治与社会问题：第三等级同贵族的对立。“谁敢说第三等级本身还不具备组成完整民族所必需的一切？他是一个强健有力的人，但却被捆住了手脚。假如废除特权等级，全民族不会因此有所损害，相反会得到加强。那么什么是第三等级呢？是一切。不过它还处在被束缚和被压迫的状态。废除了特权等级它将会怎样？是一切，而且是自由和繁荣的一切。没有第三等级将一事无成，没有其他等级，一切将会无限美好……贵族等级并不进入社会组织。它的确成为民族的累赘，但是它不能成为民族的组成部分……只有在最糟的国家中才会有这样的现象：不仅一些孤立的个人，而且整整一个阶级不劳而获并引以为荣。他们坐享其成而不生产，吞噬着劳动果实中最精华的部分。这个阶级由于它的毫无作为而自处于整个民族之外。”他还更明确地指出：如果说僧侣属于“一种为公众服务的职业”，那么贵族只不过是“没有职务、毫无用处的阶级。贵族阶级成员仅靠享有属于他们个人的特权来生存……他们不属于真正的人民，单靠自己就不能生存。他们依赖于一个实际的国家，犹如依靠树汁为生的树瘤，消耗并吸干树汁”。用寄生阶级来形容贵族再合适不过了。对于西埃耶斯来说，除了废除贵族特权，摧毁作为统治阶级的贵族，革命还能是什么呢？

4年的政治与社会斗争使罗伯斯庇尔能进行更深入的分析。作为最有远见的人，他始终牢记革命的总路线。早在1789年7月，他就揭露了贵族的阴谋。但是，革命实践使他渐渐意识到革命在政治、道德和社会方面的必要性。

政治方面的必要性：革命的成功要求摧毁旧秩序，必要时可以用非法和暴力的手段。1792年11月5日，为回答吉伦特党人卢韦的进攻，罗伯斯庇尔谈到8月10日起义和推翻国王，他问道：“公民们，难道你们要一场没有革命的革命吗？”……“逮捕不合法吗？难道需要拿着刑法来评价救国所必需的预防措施？……我们非法地砸烂了那些招摇撞骗，辱骂自由的御用文人的笔杆子，这有什么可指责的？……我们解除了那些可疑公民的武装这有什么可指责的？……指责我们在商讨救国大计的议会中把革命公认的敌人赶走吗？……因为所有这一切都是非法的，就像革命、国王下台、攻占巴士底狱一样非法，就像自由本身一样非法。”在正常时期，法律是捍卫人权和公民权的，罗伯斯庇尔毫不掩饰终止合法的保障会带来的危险，但他仍坦率地肯定革命暴力的必要性，“难道暴力只是用来保护犯罪的吗？”

道德方面的必要性：世上有一种革命的伦理。共和二年雨月17日（1794年2月6日），罗伯斯庇尔向国民公会作了题为《关于指导国民公会的政治道德原则》的报告。正因为使用革命暴力会引起一些过火行为，所以罗伯斯庇尔提出用美德、即公民道德来加以纠正。“这种美德不是别的，而是热爱祖国及其法律”。私人生活不规范，它就不能实现。在共和二年芽月26日（1794年4月15日）的报告里，圣茹斯特描绘了一个革命者的形象：他应该是坚定不移的，“但他又明晓事理，勤俭节约，朴实真诚，是一切谎言、宽容和徇私行为的不可调和的敌人……革命者应该是一位善良、廉洁的英雄”。

社会方面的必要性：共和二年风月8日（1794年2月26日），圣茹斯特声称：“事物的力量可能会把我们引向未曾预料到的结局。”所谓事物的力量，指的是革命逻辑的必然结果，即保卫国家和保卫革命紧密相连的迫切需要。他更加明确指出：“请设想，假如国内关系（即社会关系）发展到与政府形式背道而驰的地步，一个帝国还能继续存在吗？”圣茹斯特在这里强调了必要的协调法则：仅仅夺取政权是不够的，还必须对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实行革命的变革。“将革命半途而废无异于自掘坟墓。”这一预见直到我们20世纪下半叶还在悲剧性地显示出来。

热月的反动，通货膨胀与共和三年（1794—1795年）可怕的冬季里群众难以名状的苦难，牧月的人民起义以及随之而来的镇压，使得革命实践家和理论家巴贝夫的思想最终形成。他在《人民的保民官报》第34期（共和四年雾月15日—1795年11月6日）里作了正确的解释。“什么是一般的政治革命？尤其什么是法国大革命？它是贵族与平民，富人与穷人之间一场公开的战争……当大多数人的生活极其艰难，再也无法忍受时，通常就要爆发被压迫者反对压迫者的起义。”法国大革命从根本上来说是一场阶级斗争。但是这场富人和穷人的战争不仅仅存在于战争爆发之时。“它是长期不断的，当政府使一些人攫取一切，使另一些—无所有时，战争就开始了……但是战争一旦爆发，它就激烈地展开，双方都用尽一切手段来取胜。”

共和四年霜月9日（1795年11月30日）发表在《人民的保民：官报》上的《平民宣言》表达得更加清楚。革命停顿了就要后—退。法国大革命不顾一切反对和障碍，直至热月9日一直是向前推进的，此后它就后退了。但愿人民在希望中觉醒。“但愿他们推翻所有这些古老和野蛮的制度，代之以合乎自然和永恒的正义的制度”。人民只有经过彻底的动**才能解除苦难。有良知的人都会宣扬内战。“在内战中，以刽子手为一方，以手无寸铁的受害者为另一方，有什么内战比这更令人愤慨？……双方都能进行自卫的内战难道不是更好吗？”《宣言》以这个预言性的号召结束（哪一场革命没有预言？）：“让我们再重复一遍：所有的苦难都到了极点，它们不能再继续恶化了，只有通过彻底的动**才能改变！让一切都混同在一起！让各种成分都打乱、交叉、互相冲突！让一切都回到混沌状态，一个崭新的、再生的世界将在这混沌状态中诞生！”

因此，那些经历并参加过革命斗争的人的话可以证明，革命是包含着动**、变革、破坏和重建的相当长的过程。必须把旧制度根本摧毁，以便在新的基础上建设未来世界。暴力通过阶级斗争产生历史。

二、必然的革命

罗伯斯庇尔或巴贝夫都未能对革命过程的这种分析更加深入。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他一些人进行了更为深入的分析：从大革命时期的巴纳夫到复辟时期的历史学家，尤其是米涅和基佐再到马克思，他们对法国大革命的分析不断深化。

巴纳夫第一个对法国革命作出远远超过所谓特殊范例说法的解释，并引起历史学家的注意。我们知道，饶勒斯在他的《社会主义的法国大革命史》第1卷里对巴纳夫写于1791年底的《法国革命导论》是何等重视。根据罗伯斯庇尔的提议，制宪议会规定它的议员不得重新当选，因此巴纳夫退出了政治生活。饶勒斯认为，巴纳夫是第一个“最明确揭示了法国大革命的社会原因，也可以说是第一个提出法国大革命的经济理论的人”。

工场巡视员罗兰在1785年写道，多菲内省的企业集中，门类多样，冶金和纺织业占重要地位，这使它成为王国最重要的省份之一。巴纳夫在这个工业区长期生活过，因此得出看法，工业将导致掌握这种产业的阶级取得政权。他提出这样的原则：土地贵族为他们自己建立的制度妨碍并推迟新纪元的到来。但是，“久而久之，可以这样说，政治制度要接受地方的特性”，也就是说，它必然要适应特定地区新的经济条件。一旦工艺和贸易渗透到人民中去，并成了为劳动阶级服务的致富手段，一切政治规律方面的革命就在酝酿之中了。财富的再分配导致权力的再分配。如同拥有土地提高了贵族地位一样，工业增强了人民的权力。这些原则在法国大革命中的表现是不难发现的，它既不是偶然现象，也不是局部的现象。“所有欧洲政治共同的发展规律在法国孕育了一场民主革命，并使它在18世纪末爆发。”饶勒斯这样评论道：“革命的资产阶级对自己的力量，对它所代表的经济和历史运动，具有非常现实和透彻的意识。”“巴纳夫对多菲内资产阶级的思想作了绝妙的分析和解释。他明确宣告工业资产阶级与诞生于暴力、拥有封建地产的地主阶级的对立。这种对立正是法国大革命期间的无法克服的冲突。

因此，巴纳夫上升到历史普遍规律的高度。“如果孤立地，脱离我们周围环境和以前时代的历史来看这场震撼法国的大革命，就决不能对它得出正确的看法。为了判断其性质，剖析其真正的原因，必须把眼光放得更远……只有纵观自封建时代至今指引着欧洲各国政治的全部运动……才能明确我们目前所处的位置以及造成这种结果的总原因。”

复辟时期的历史学家都没有能够读到巴纳夫的著作。他的《导论》1843年才由他的同乡、德罗姆省的贝朗瑞出版。但是复辟时期的历史学家们投身反对极端反动派、争取自由的斗争，并以历史作为政治武器。他们出于自己的资产阶级意识，强调法国大革命的阶级性和历史必然性。梯也尔的《法国革命史》和米涅的同名著作分别出版于1823年和1824年。夏托布里昂在他的《历史研究集》里称他们为“宿命论学派”。他们两人确实都在法国大革命中及其后续各阶段里看到了既定原因合乎逻辑的发展。两人都认为恐怖是必要的坏事，因为没有它也就不能拯救国家了。

梯也尔的《法国革命史》里贯穿了一种“必然力量”的思想，它推动着整个革命的进程，克服一切障碍直至最终达到目的。“尽管共和主义产生了无套裤汉思想，无套裤汉思想又产生了委员会制度以及后来的十头政治甚至三头政治，但它们只是自由思想，即大革命固有的思想持续发展的各个阶段。这种思想并不因此停滞不前，而是不断向前发展的。”而且，“革命还具有军事性质，由于它一直同欧洲不断进行斗争，因此它必须使自己强有力和稳固地确立起来”。……“雾月18日政变是必然的”。这是历史的必然性，然而它并不排除自由意志。人完全保持对其行为的责任。

米涅在为《法兰西信使报》撰写的文章里，比他的《法国革命史》更加明确地阐明了他的革命哲学。他深信，革命都有“共同的进程和某些不同的意外事件。对一场革命作出解释，也就解释了所有的革命……同样的现象是通过相同的规律反复出现的”（1822年5月25日）。革命表现出两种必然性：变革的必然性和暴力的必然性。这两条宿命论的基本原则贯穿了米涅的全部《法国革命史》。

变革的必然性：变革是生存的本质所在，世上不存在不变的历史。革命都服从于一种合理性：“（革命）从来不是任性的结果，一个民族决不会为区区小事而闹得天翻地覆。”

暴力的必然性；暴力与革命是不可分开的，同社会阶级的冲突也是紧密相连的；分析暴力的发生，就是解释“革命的进程”。找出暴力的伦理，就是“使革命合法化”。在米涅看来，革命暴力是件坏事，但它是必要的坏事。然而他在追溯这件坏事的根源时，发现了它的合法性：“如果说革命在世界经济中是完全必要的，那么随之而来的灾难就不能成为反对它的理由……应该受谴责的是那些反抗这种必要性的人，而不是运用暴力的人……应该用血泪控诉那些武装起来压迫别人的人，而不是控诉为正义而战斗的人。”（1822年12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