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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革命政府的胜利和垮台1793年12月1794年7月02（第1页）

第四章革命政府的胜利和垮台（1793年12月—1794年7月）02

对于工资的最高限价则激怒了工人们。由于全国总动员和战争的负担，劳动力减少了，工人们利用这种情况增加了工资。许多市镇，尤其是巴黎市，从未公布过工资的限价表。然而国家却在国营工场里严格实施限价法，不对工人有任何宽容。芽月惨剧之后，新巴黎市府制止所有联合结社的图谋。救国委员会也采取压制工资劳动者的态度。救国委员会认为，整个财政经济的大厦建立在双重最高限价法的基础上，放弃这种双重限价必将引起整个体制的坍塌和指券的垮台。罢工遭到镇压。收获季节临近时，政府令农业工人处于被征召状态，并限定他们的工资额。热月5日（1794年7月23日），巴黎市府终于公布了工资最高限价。对于许多职业团体，这一限价事实上专横地降低了劳动日的价格。工人们的不满情绪由此变得更加强烈。这种工人的不满同饱受征调压迫的农民、愤愤于限价规定的商人，因指券而破产的食利者的不满情绪汇合在一起。

但总的说来，统制经济不应被看作消极的东西。它毕竟使共和国的军队得到给养和装备。没有它，胜利是不可设想的。正是由于它，城市的人民大众才获得每天有保障的面包供应。共和三年经济自由的恢复又使他们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4。社会民主

人民大众和革命的中等资产阶级尽管有某些细微差别，但都持有一种社会民主的理想。财富的不平等使政治权利徒有其名；人类不平等的根源不仅在于自然，而且还在于私有财产——人们中流行着这种18世纪社会哲学的老生常谈。但是，很少有人达到主张通过废除私有制来打乱社会秩序的高度。1793年4月21日，罗伯斯庇尔在国民公会宣称；“财产的平等是一种幻想。”像当时的一切革命者一样，他谴责主张平分地产的“土地法”。在此以前，3月18日，国民公会曾一致决定以死刑惩罚土地法的拥护者。但在同一讲演中，罗伯斯庇尔断言：“财富的极端不均是许多罪恶的源泉。”无套裤汉和山岳派对于“富足”、“阔佬”及过分的财富持敌视态度。他们的共同理想是建立一种独立小生产者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里，农民和手工业者都拥有自己的土地、小店或棚铺，可以在无须受雇于他人的情况下养家活口。这与18世纪末的法国大众的理想相符，它体现了小农、农村短工、手工业者、帮工以及小店主的愿望。这种理想和当时大多数生产者的经济状况是一致的。但它又与当时出现的关于生产自由的要求相矛盾。生产自由必将导致资产的集中化。

对这种社会理想的最明确的表述，是由巴黎各区的活动分子和罗伯斯庇尔派同时提出来的。

1793年9月2日，在要求实行生活必需品最高限价和增加工资的时候，无套裤汉区（前植物园区）宣称：“财产权只能以人体需要的范围为依据”，并要求国民公会宣布“规定财富的最高限额，任何人不得拥有超过最高限额的财富，任何人不得承租超过一定数量的犁铧所能耕种的土地，每个公民只能拥有一个作坊或一爿店铺”。

然而，早在1792年12月2日，罗伯斯庇尔就把财产权置于生存权之下：“首要的权利是生存的权利，因而首要的社会法则便是为一切社会成员保证生存手段的法则，其他的一切法则都应置于从属的地位。”1793年4月24日，罗伯斯庇尔在他关于新人权宣言的讲演中，进一步冲破旧藩篱，不再把财产权看成一种自然权利，而是把它看成一种由法律确定的权利：“财产权是每个公民据以享受和支配由法律保障的那部分财产的权利。”

圣茹斯特明确表达了这种社会价值观：“应该不富不穷，富足是一种耻辱。”在《共和制度拾零》中，他提出废除立遗嘱的自由，按直系平均分配遗产，禁止非直系亲属继承遗产以及把无直系亲属公民的遗产收归国有等主张，以此将财产权限制在狭窄的范围内。这种社会立法旨在“向一切法国人提供获取基本生活必需品的手段，使之除法律之外无须依靠其他东西，在社会地位方面也无须相互依赖。”

这就是说：“人人应该独立自主地生活。”因而，社会法的概念在共和派思想中得到复兴。他们开始认为：在经济发展趋于毁灭小财产的时候，为了重建小财产以维护相对的平等，为了防止财富垄断再现和处于依附地位的无产阶级的形成，必须建立一个有权控制财产组织的民族共同体。

山岳派的立法即源自这些原则。共和二年雾月5日（1793年10月2日）和雪月17日（1794年1月6日）的法令保证在继承人（包括私生子）之间绝对平等地进行遗产分配（这些法令的有效期上溯到1789年7月14日）。仅保证遗产的平均分配是不够的，还必须让没有财产的人得到财产。于是，1793年6月3日，逃亡贵族的土地被按一定规格分成小块出售，地款可在十年内分期付清。这些规定在共和二年霜月2日（1793年11月22日）被推广运用于一切国有财产。1793年6月10日的法令批准按居民人头免费分配公社土地。虽然土地的分割使一部分农民扩大了土地数额或变成为地产主，更多的农民却并未从这种立法中得到任何好处。1793年7月17日，封建权利被彻底废除后，农民的团结一致不复存在。农村社会的分化加剧，出现了农民地产主和大农场主。迫于对劳动力的需要，这些地产主对农业工人获得土地和农村无产者转变为独立生产者不能不持敌对态度。共和二年风月8日和13日（1794年2月26日和3月3日）的法令规定贫穷的爱国者将从没收和分配嫌疑犯的财产中得到报偿，这反映了罗伯斯庇尔派要继续前进，并满足穷苦的无套裤汉某些要求的意愿。虽然圣茹斯特在他的报告里谈到免费让与这些财产，但法令里却对此只字不提，也从未明确地提出实施的方式。事实上，风月法令没有能够解决土地问题。罗伯斯庇尔派及山岳派在内心深处仍是经济自由的忠实信徒，他们不愿意干预土地问题。他们都对穷苦农民的愿望无动于衷，从不考虑改革分成制和把大农场分割为小地产的问题。他们制定不出一项符合农村无套裤汉愿望的土地纲领。

严格意义上的社会立法在制宪议会的各种设想中已体现出来，同时又超出了这些设想。1793年3月19日和6月28日的法令，建立了对穷人、儿童和老人的救济制度。1793年6月24日的人权宣言第21条确认：“公共救济是一种神圣的债务。”享受救济的权利在共和二年花月22日（1794年5月11日）法令中得到承认。该法提出了社会保险的原则，并在各省设立了“国家救济大册”。老人、残废军人、需要抚养子女的母亲和寡妇都将登记入册，每人都将得到一笔年金和一些救济品，并将享受送上门的免费医疗。

共和二年风月13日（1794年3月3日），圣茹斯特呼吁：“必须让欧洲明白，在法国领土上你们既不愿再看到不幸者，也不愿再看到压迫者。但愿这个榜样国家能带动整个世界，把对美德的热爱和幸福传遍全球。幸福乃是欧洲的一种新观念！”

5。共和的伦理道德

按罗伯斯庇尔共和二年雨月17日（1794年2月5日）所说，美德乃是人民政府的原则和根本动力：“我来谈谈这种在古希腊与罗马创造了无数奇迹的美德……这种美德不是别的，正是对祖国和法律的热爱。”

美德是恐怖统治的矫正剂。救国委员会严厉惩罚了渎职的革命者，召回行为暴虐的恐怖主义者。尽管它不想再搞非基督教化运动，它却打算把民间崇拜（差不多到处都建立了这种崇拜）净化、完善和统一起来。因为必须通过公共教育和共和崇拜来加强群众的公民责任感。

公共教育被1793年6月24日的人权宣言第22条确认为一项人权。它主要被设想为一种国民教育，一种公民学校，其任务——按照人权宣言区1793年7月14日提出的主张——在于教育公民们懂得“对他们义务的规定及如何实践各种美德”。最首要的是发扬公共精神、巩固民族统一。1793年10月21日，国民公会通过了一项关于开设国立小学的法令。这种学校的教学大纲把精神修养和身体训练、伦理和体操、教学和实践都结合起来。这一法令很快遭到否定，遂为共和二年霜月29日（1793年12月19日）法令所取代。后一法令要求创立强制性的、免费的和世俗的小学。这种学校在体制上受国家控制，但并不搞中央集权化，因而比较适合民众心理。由于要全力应付战争，革命政府不顾群众要求，没有切实实施这项法令。它没有时间，也没有经费。由此，组织一种公民崇拜就显得更有必要了。

革命崇拜在大革命初期就已发展起来：1790年7月14日的联盟节便是其最早和最突出的表现之一。公民节日大为增加，这形成了达维德为之贡献了自己全部才华的新艺术。1793年8月10日，在达维德规划下，巴黎欢庆了统一和不可分割节。非基督教化运动期间，对理性神的崇拜于1793年秋季在各教堂里取代了天主教崇拜，并且很快成为激发公民责任感和共和伦理的旬礼拜活动。

罗伯斯庇尔倡导的最高主宰崇拜企图把共和信条奠定在玄奥的基础之上。罗伯斯庇尔在读中学时接受过唯灵论的教育。作为卢梭的信徒，他厌恶孔迪雅克的感觉论，对于爱尔维修这类哲学家的无神论的唯物主义尤其反感（雅各宾俱乐部中的爱尔维修胸像是他叫人打碎的）。这位不可腐蚀者相信上帝和灵魂的存在，相信来世。他1792年3月26日在雅各宾俱乐部的言论无可置疑地表明这一点。共和二年花月18日（1794年5月7日），罗伯斯庇尔在他所作的关于旬末节的报告中，把发扬公民责任感和共和道德作为这些节日的目的：

“道德乃是公民社会的唯一基础……伤风败俗是专制制度的基础，正如美德是共和国的要素一样……把公共道德发扬光大吧！你们要取得胜利，但尤其要消灭恶习。”

基于个人的信念，同时为了在政治上使人民树立一种既能照顾习俗又能巩固共和道德的信仰，罗伯斯庇尔继续说：

“在立法者看来，一切有利于人间和行之有益的东西都是真理……关于最高主宰的观念即是不断地求助于正义，因此它是一种社会和共和的观念。”

花月18日法令的第一条宣布：“法兰西人民相信最高主宰和灵魂不死。”为颂扬大革命的重大事件（1789年7月14日起义、1792年8月10日起义、1793年1月21日处死国王和5月31日起义），创立了4个重大的共和节日。每个旬末日都用以纪念一种公民的或社会的美德。

共和二年牧月20日（1794年6月8日），的最高主宰和自然神节揭开了新宗教崇拜的序幕。几天前被选为国民公会主席的罗伯斯庇尔手持一束鲜花和谷穗，主持了这一庆典。在一片人的海洋中，由达维德布置的五彩缤纷的仪仗队伍在戈塞克和梅于尔创作的雄壮乐曲中从杜伊勒利宫的国家花园行进到马尔斯校场。牧月20日的庆典给参加者和外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纪尧姆-泰尔区职员吉尔巴尔在日记中写道：“我不相信在历史上还能找到这样的日子。无论从物质上还是从精神上看，这个庆典都极为壮观……每个有感情的人都会对这个日子永世难忘。”

反革命分子马莱·迪庞也承认：“人们确实以为罗伯斯庇尔就要填平大革命的深渊了。”

然而，罗伯斯庇尔创立最高主宰崇拜的政治目的并没有实现。在1794年春的社会经济状况下，以及在芽月惨剧之后，花月18日法令试图用同一种信仰和伦理把不同社会阶层调和到一起。这些阶层虽然不久前一直在支持革命政府，现在却被阶级对抗弄得势不两立了。罗伯斯庇尔没有能力分析经济、社会状况，因而相信观念万能，并求助于美德。事实上，最高主宰崇拜产生了（甚至在革命政府中间）一种新的冲突：狂暴的非基督教化拥护者和主张国家完全世俗化的人都不能在共和二年花月18日法令问题上原谅罗伯斯庇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