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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资产阶级革命的序幕 贵族阶级的反叛17871788年（第1页）

第三章资产阶级革命的序幕：贵族阶级的反叛（1787—1788年）

1789年前的几年是社会和制度陷于危机的时期。由于王朝在财政方面的软弱并无力进行自身改革，产生了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每当一名立志改革的大臣试图对国家进行现代化改造，贵族阶级便群起保护自己的特权。贵族阶级的反叛在大革命之前发生，并在1789年前动摇了君主制度。

Ⅰ。君主制度最后的危机

1781年5月，内克辞去了财政总监的职务，从此，危机便日趋严重。国王路易十六是个身体肥胖、心地善良厚道的人，同时又是一个平庸无奇、软弱无能和优柔寡断的人。他对政务表示厌倦，他在狩猎场上和锁匠作坊里要比在参政院会议上更显快活。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原是奥地利的玛丽-泰雷兹之女，她漂亮、浅薄、轻浮，她那种无所顾忌的态度使王室更加不得人心。

1。财政的软弱

在内克的后任若利·德·弗勒里和勒费弗尔·多梅松时期，王国仅靠东拼西凑勉强度日。1783年11月，卡洛纳被任命为财政总监后，继续奉行内克在北美战争时开始采用的政策：鉴于不可能以增加税收的办法弥补财政亏空，便实行大举借债的做法。

财政亏空是王朝的慢性病，也是导致大革命的主要直接原因。北美战争大大加深了这一危机：王朝的财政平衡遭到破坏，并从此一蹶不振。我们对赤字的规模很难确切估计，旧制度下的王朝从无正规的预算制度，收入由各个银库分存，财务制度极不健全。有一份资料可以使人了解大革命前夕的财政形势，这就是《1788年御库账目报告》。这份报告是王朝“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财政预算”。其实，这还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预算。御库并不对王国的所有财政收支进行记账登记。根据1788年这份账目报告，支出达到6。29亿锂以上，而收入仅为5。03亿锂，亏空达1。26亿锂，即支出的20%。这份报告预计借债1。36亿锂。在整个预算中，民用支出为1。45亿锂，占总数的23%。但是，公共教育和救济方面的支出只有1200万锂，还不足2%；而宫廷和特权阶级却得到了3600万锂，也就是将近6%，况且，1787年的王室预算还作了大量压缩。军用开支（战争、海军、外交）达到1。65亿锂以上，占预算的26%。其中4600万锂是1。2万名军官的薪俸，仅这些军官的花费就超过了用于所有士兵的开支。在预算中，借债的比重比其他项目都大，达到3。18亿锂，即占支出的50%以上。在1789年的财政预算中，预先收入达到3。25亿锂：抵充收入的借款占总收入的62%。

王朝的病因是多方面的。当时的人们强调宫廷和大臣们的挥霍浪费。大贵族花费了国家大笔资财。1780年，国王赏赐给普罗旺斯伯爵近1400万锂，赏赐给阿尔图瓦伯爵的则更多。大革命爆发时，阿尔图瓦伯爵不得不承认自己有1600万锂的债务要立即偿还。波利尼亚克家族从御库中得到的年金和赏金最初为每年50万锂，后来达到70万锂。国王购置朗布依埃城堡耗资达1000万锂，王后购置圣克鲁城堡耗资600万锂。路易十六为了优待贵族还对他们的领地进行交换或重金收买。他曾从孔代亲王那里购买了克莱蒙图瓦领地，花费了60万锂债券、700万锂现金。然而直到1788年时，孔代亲王却照旧从克莱蒙图瓦领地上得到收入。

债务使王家的财政无法负担。据估计，参加美国独立战争使法国共耗资20亿锂：内克是以借债来支付这项开支的。战争结束后，加洛纳3年里在原有旧债上又增加了6。53亿锂。到1789年时，债务已达50亿锂左右，而流通的货币估计有25亿锂。在路易十六统治的15年里，债务增加了3倍。

增加税收已不能弥补财政亏空。对于人民群众来说，税收的负担已无法承受。因为在旧制度的最后几年中，物价比1726—1741年间增长了65%，而工资只增长了22%。劳动阶级的购买力相应地下降了。在不到10年中，税收已经增加了1。4亿锂。任何新的加税办法都不可能实行了，唯一的挽救措施就是实行一切人平等纳税。首先是各省的平等纳税，因为朗格多克和布列塔尼这样的自治税区比派管税区的税收负担要轻。臣民的平等纳税更为重要，因为僧侣和贵族仍然享有纳税豁免权。土地财产的收入已经增加了98%，而物价的同期增长率只有65%，以实物征收的封建捐税和什一税也水涨船高地增加了。这样，豁免纳税的特权便更显触目了。特权阶级作为可以征税的对象尚未受到触动，只有它作出牺牲才能充实国库。但是，这还须得到高等法院的认可，而高等法院却不准备牺牲其私利。哪一位大臣敢于强制推行这种改革呢？

2。政治上的无能

最后，借债的来源也枯竭了。被逼到破产边缘的卡洛纳及其后任布里埃纳试图实行所有人平等纳税以解决财政危机。但是他们的企图被特权阶级的利己主义所挫败。

1786年8月20日，卡洛纳在呈送给国王的《改善财政计划》中提出了改革方案。这是一份涉及税收、经济和行政3个方面的全面计划。

税收改革旨在消除亏空和还清债务。为弥补亏空，卡洛纳设想在整个王国推广烟草专营，实行印花税和注册税，对殖民地的商品征收消费税。而主要的计划还在于废除地产的念一税，以“领土特别税”取而代之。这是一种比率税，即与收入成正比，不能豁免，一视同仁。这种税的征收对象是土地而不是个人，所有地产都被征收此税。无论是教会的、贵族的还是平民的地产，也不管地产是闲置多余的还是生产收益的均不能免缴。地产被分为4等，税率按等级而定。最好的土地征税率为120（5%），最劣的土地征税率为140（2。5%）。对于流动财富，卡洛纳保留了念一税：“工业念一税”的征收对象是商人和工业家；“职业念一税”的征收对象是捐纳的官职；“权益念一税”的征收对象是其他流动收入。为了还清债务，卡洛纳建议把王室领地出让25年。税收计划的最后一项是减轻军役税和盐税。豁免权固然还保留着，但统一化的倾向已显示出来。卡洛纳甚至还表示了完全统一盐税的愿望。

在经济领域实行改革的目的在于刺激生产，其内容包括：实现谷物贸易自由；“壁垒后移”，即取消国内关卡，把关税界限推至政治国界，从而统一国内市场；取消某些束缚生产者的捐税（铁器标记税、经纪税、停泊税等）。在这方面，卡洛纳的改革计划实际反映了商业和工业资产阶级的观点。

卡洛纳计划的最后一个方面是把国王的臣民与王国的行政管理结合起来。内克曾在贝里和上吉埃纳创立过“省参议会”。但它是按等级组成的。卡洛纳则以地产为基础提出了一套基于财产的选举制度。按照他的计划，要建立“市镇参议会”，由收入在600锂以上的产业主选举产生。市镇参议会的代表组成“县参议会”，再由县参议会选派一至若干名代表组成“省参议会”。这些参议会纯属咨询性机构，决定权始终在监察官手中。

这套计划主张建立一项经常性按比率的税收制度，从而有助于加强王权。在某种程度上它也反映了第三等级，尤其是资产阶级的要求。作为行政机构的合作者，第三等级从废除税收特权中可以得到满足。然而，尽管卡洛纳给传统的社会等级制度以沉重打击，他并不想完全消灭之，因为他认为这是君主制所不可缺少的。在他的计划中，贵族阶级仍旧享有豁免个人捐税和义务的权利，如军役税、徭役、留住军队等。贵族保留了自己的荣誉特权。

为批准这项改革召开了一次“显贵会议”，因为卡洛纳不能指望高等法院为改革法案注册。显贵们于1787年集会，共144人，包括高级教士、大领主、高等法院法官、监察官、国务委员以及省和市镇的三级会议成员。卡洛纳主动挑选了这些人，以期他们能唯命是从。而实际上，王朝想求得贵族阶级的赞同而不是迫其服从自己的意志，这本身就已经是投降了。作为特权者，显贵们死保他们的权利。他们要求查阅御库账目，抗议滥用年金，并在通过补助金的问题上讨价还价，以便使王朝在政治上让步。舆论也不支持卡洛纳，资产阶级持保留态度，人民则无动于衷。路易十六在其左右的压力下，最后还是抛弃了他的大臣；1787年4月4日，卡洛纳被解职。

在卡洛纳的反对者中为首的是图卢兹的大主教洛梅尼·德·布里埃纳。在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坚持下，国王召他为大臣。他采取了各种应急措施（征收新税、节约部分开支，尤其是借债6700万锂）才免遭破产。然而财政问题依旧存在。

由于形势所迫，布里埃纳不得不重新采取他前任的方案。谷物贸易自由建立起来了，徭役被改成一种货币捐税。省参议会也建立起来，其中第三等级的代表与另两个等级代表的总和相等（这样做是为了打破资产阶级与特权等级的联合）。最后，贵族和僧侣也须缴纳土地税中的领土特别税。显贵们宣称他们无权同意这项税收。布里埃纳既然不能从他们那里得到什么，就将显贵们解散了（1787年5月25日）。

第一次尝试便这样以王权的明显失败告终。卡洛纳也曾打算先争取显贵们，以求靠他们压服其他贵族阶层。然而，无论是卡洛纳还是布里埃纳都未能取得显贵们的赞同。改革的紧迫性与日俱增，布里埃纳又不得不与高等法院抗争了。

高等法院的反抗与显贵们的反抗相继而来。巴黎高等法院在最高税务法庭和最高财政法庭的追随下发出谏诤，指责对请愿书、报刊和张贴物征收印花税的敕令，决不同意有关领土特别税的敕令。它同时要求召开三级会议，认为只有三级会议有权同意征收新税。1787年8月6日，巴黎高等法院在御临法院的压力下被迫注册了这些敕令，而第二天它又将注册宣布为非法，并予以撤销。这次反叛遭到了流放特鲁瓦的惩罚。但是，动乱已经扩展到省级法院和整个司法界贵族。于是，布里埃纳赶快妥协投降：撤回税收敕令。重新归位的巴黎高等法院于1787年9月4日注册了恢复念一税的法令，征收领土特别税再也不可能了。这次失败比第一次更惨。由于代表整个特权阶级的高等法院进行抵制，税收改革全然不能进行。

为了勉强维持下去，布里埃纳再次求助于举债。但是，没有巴黎高等法院的同意他便不能借债。而巴黎高等法院只有得到召开三级会议的允诺才肯同意注册。在没有把握取得多数的情况下，布里埃纳还是强行通过了敕令。他把一次“御前会议”突然转变为“御临法院”，以便终止任何讨论（1787年9月19日）。奥尔良公爵抗议道：“陛下，这是不合法的。”路易十六反驳说：“这是合法的，因为我要这样做。”这种回答并不是镇定、庄严地作出的，故称不上是路易十四式的回答。争吵无休无止，辩论越演越烈。1788年1月4日，巴黎高等法院通过一项反对密札的公诉状，并要求得到作为天赋权利的个人自由。最后，1788年5月3日，巴黎高等法院公布了一个王国基本法宣言，它自称是这些基本法的保卫者。这意味着对专制权力的否定。巴黎高等法院尤其宣称，通过税收的权利属于三级会议，即属于国民。它再次谴责武断逮捕和密札，最后还规定必须保持“各省的习俗”和法官职位的终身制。这个宣言的特点是兼有自由主义的原则和贵族阶级的要求。它不主张权利平等与废除特权，其原因自不必说，因此。它不具有任何革命的性质。

拉穆瓦尼翁的司法改革旨在粉碎巴黎高等法院的反抗，但是，他的各项法令均被撤销。国王的政府不肯罢休，最后它决心一意孤行，便下令逮捕巴黎高等法院反对派中的两名煽动者：迪瓦尔·代普勒梅尼和古瓦拉尔·蒙萨贝。经过了1788年5月5日至6日之夜的激烈争论之后逮捕令才得以执行。当时，巴黎高等法院宣布，在它那里避难的两名参事“处于法律的保护之下”。尤其是在1788年5月8日，国王强行注册了由掌玺大臣拉穆瓦尼翁起草的6项敕令，其目的在于粉碎法官们的反抗和进行司法改革。一项刑事法规废除了“预先拷问”，即在执行前对犯人施用酷刑（预审时的严刑逼供已于1780年废除）。很大一部分下级或特设法庭被取消，初审法院改为初级法院，高等法院的权限缩小，作为上诉法庭的45个“大裁判所”的权力相应加强。但是，出于财政原因，拉穆瓦尼翁不敢取消卖官鬻职和讼费。为了注册国王的法律，建立起一个主要由巴黎高等法院的大法庭和公爵、重臣们组成的全能法庭，它取代了高等法院的地位。这样，司法贵族便失去了对国王的立法和财政部门的控制权。

这些改革是深入的，但已为时太晚。贵族阶级成功地把一切不满都引向政府，把冲突的范围扩展到全国。

Ⅱ。高等法院反对专制主义（1788年）

1。高等法院的**与维齐耶堡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