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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的两篇论文（第2页）

实际上，168名参加牧月1—2日起义的被捕者只是全体被捕者中的一小部分。而这些无法考察的被捕者也只是全体起义者中极小的一部分。因为大部分起义者都逃脱了警方、各区以及司法机关的追捕。在因直接参加起义而被捕的男女总数里，还包括相当多的（不可能有确切的数字）在牧月5日后镇压恐怖主义活动时被各区议会逮捕的人。此外，由于仅根据职业称呼不可能确定社会身份（如往往难以区分师傅和帮工），所以要确定参加人民起义的各社会与职业阶层的精确数字便更加不易了。但是，缺乏有效的数字分析并不妨碍发现这样的事实：在工场主、手工业者、小商人、职员等1789年以来经常参加巴黎起义的各类人员中，雇佣劳动者占了相当大的比例。根据一些描述性的材料，在牧月2日的各非法议会中，在武装力量的营队里，在国民公会被入侵的大厅里，各区的武器和弹药制造工人、手工行业的帮工、建筑业的季节工活动更为频繁，人数更多。

这样，革命群众的组成就明确了。他们既混杂又统一，并且都是巴黎底层的小市民。他们复杂的社会结构为芽月和牧月的行动以及1789年以来的人民起义都打上了同样的烙印。1830—1871年间的巴黎起义也继承了这些传统。他们既不是缺乏社会联系的局外人或“自治人”，也不是没有经过技术培训、因失业和贫困而扰乱秩序并易于被闹事者利用的无产者。他们是手工业者、帮工、职员、小业主、小商贩、小企业主和雇佣劳动者的集合体。他们都被昂贵的生活和政治危机所激怒。

在起义中，无套裤汉是占绝对优势的，但是参加这些革命行动的还有为数不多的“资产阶级”、靠年金生活者和自由职业者。在夺取巴士底狱、马尔斯校场事件（1791年7月17日）、攻打杜伊勒利宫、共和三年牧月的爆炸性事件中都是如此。妇女在向凡尔赛进军、生活必需品**和1792年及1793年的抢劫杂货铺以及牧月的斗争中起到特别重要的作用。相反，在以政治性为主的斗争中（如马尔斯校场事件或攻打杜伊勒利宫）很少有妇女参加。1789年4月28日在市郊圣安托万发生的雷维庸事件中，几乎没有妇女参加。这是雇主与雇工之间发生的唯一一次真正冲突。在比较有组织的斗争中，手工业者往往是主要参加者。帮工，学徒通常和工场主一起行动。马尔斯校场事件和攻打杜伊勒利宫就是如此。斗争的热情在某些行业，如家具业、建筑业比较持久。木器工和高级细木工、瓦匠和木匠是革命群众的主要组成部分。鞋匠和锁匠也是重要成员。相反，在集中生产的工场工人中，除了煤气工人外，参加上述斗争的人较少。

上述分析证实了大革命史学的一个传统论点：圣安托万和圣马赛尔两个郊区在革命斗争中始终占优先地位。圣安托万的手工业者和帮工参加从雷维庸事件到共和三年牧月起义各次斗争的人数最多。在夺取巴士底狱斗争中市郊圣马赛尔的参加者很少。它从1791年夏起赶了上来，但在历次斗争中，它的参加者总是少于圣安托万。巴黎市中心的某些区也表现出革命的持续性，如阿尔西斯区、伦巴尔区、格拉维利埃区、博物馆区、奥拉托利会区、市场区和邦孔赛依区。

从泰纳到加克索特，保守的史学强调在革命群众中有流浪汉、无赖和罪犯，并且这些人是革命群众的主要成分。这是警察当局、反革命记者和回忆录作者对革命群众的指责。它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了有产者对“危险阶级”的惧怕。实际上，这种指责没有任何确凿的事实根据。在我们掌握的68名雷维庸事件的被捕者和死伤者中，只有3个流浪汉和3个有前科的人。其中2人因犯轻罪曾短期服苦役，第3人是一名代号为“V”的码头工人，他是个小偷。在39个被指控为9月屠杀的帮凶并于共和四年被判刑的人中，没有一人以前上过法庭。攻占巴士底狱的662名胜利者，人人都有住宅和固定工作。文件表明，在共和三年芽月和牧月（1795年春）的被捕者中既没有乞丐，也没有流浪汉。更令人惊奇的是，在1792年1月和1793年2月抢劫杂货铺的事件中也是如此。

在接近社会边缘的阶层中，那些住在包租房里，即没有固定住处的劳工和失业者是革命群众的重要组成部分。大批慈善工场的失业者曾参加了夺取巴士底狱前夕烧毁各入市税征收处的骚乱活动。至于那些没有固定住处的劳工，由于他们的数量多（根据唯一把他们单独统计的1795年人口普查，他们有将近1万人，分布在25个区），因此他们在参加斗争者中所占的比例高就没有什么可惊奇的了。他们占巴士底狱胜利者的110，杂货铺抢劫者的16，马尔斯校场事件参加者的15。

以上这些是构成革命群众基本成分的旧式的民众阶层，在当时被称作“无套裤汉”或“无套裤汉阶层”。在现代社会学看来，这些词的含义较泛；但是从当时的社会条件来看，它们是完全符合实际的。不知是谁根据人们的穿着方式发明了这个能区分其政治与社会地位的单词，有可能是贵族莫里神甫。而且，当山岳派获胜时，热情的积极分子和共和派都自称是无套裤汉。但是，佩蒂翁1793年4月10日在国民公会作了更明确的解释：“无套裤汉并不是指除了贵族以外的全体公民，而是指那些区别于有产业者的无产业者。”

无套裤汉以他们的服装区别于人，并且同更高的社会阶层是对立的。长裤是人民大众的标志，正如套裤是贵族和资产阶级的标志一样。一直身穿套裤的罗伯斯庇尔则把“穿金色套裤者”和无套裤汉对立起来。共和二年获月25日（1794年7月13日），一名警方密探在他的报告里把无套裤汉同“穿长统丝袜者”对立起来。巴贝夫则发展了词的意义，把全体法国人分为“套裤汉”和“无套裤汉”两大类。

此外，无套裤汉还因其他行为区别于他人。他们仇恨贵族、商业和财富，甚至憎恶富裕。是这种对立使得前第三等级内部的社会界限难以分明，而且无套裤汉本身也不可能构成一个社会阶级。他们同贵族当然有明显区别，但是同中小资产阶级的界限就不明确了。心态中的人民性是他们同后者区分的重要标志。仅靠社会属性不能确定其是否为无套裤汉。一个反革命的劳工就不能成为一名好的无套裤汉；而一名爱国的资产阶级则很乐意被称为无套裤汉。社会属性由政治定义加以明确，二者不可缺一。这里既不凭口头的爱国主义，也不靠简单的思想赞同，而在于实际的政治表现。无套裤汉参加了历次全部的革命行动。共和二年西部方面军的一个军事委员会主席布鲁图斯·马尼耶在一封被截获的信里曾批评“政府对无套裤汉恨之入骨”。共和三年获月21日（1795年7月9日）当他被传讯时，有人问他，他所谓的无套裤汉指什么人。他说：“无套裤汉就是攻打巴士底狱、8月10日和5月31日事件的胜利者，尤其是那些人们似乎要与之势不两立的人。”无套裤汉既通过他们的政治表现，又通过他们的社会条件区别于他人。但社会条件比政治表现更难以确定。

政治动机远不能被排除在人民大众的表现之外，他们仇恨贵族，认为贵族在搞阴谋，要求摧毁特权和实现权利平等。但比这更重要的则是饥饿，它是掀起民众运动的主要因素，也是把手工业者、小业主、工人、职员等不同阶层团结起来的凝聚剂。共同的利益促使他们联合起来反对大商人、承包人以及贵族和资产阶级中的囤积居奇者。

巴黎法兰西卫队区的裁缝雅各布·克利克说过：“采购者仿佛和农场主串通，把一切货物以最昂贵的价格出售，以便让工人饿死。”他因为这句话于共和三年牧月1日（1795年5月20日）被捕。在审讯时他大声宣告：“我被不幸激怒了。我是3个幼龄儿童的父亲，没有财产。我必须每天工作来养活5口人，在刚过去的这个严寒的冬天里，我几乎没有活干。”

三、革命暴力

阴谋这一主题具有感情色彩，并包含社会关系方面的内容。一切关系都是人格化的，一切事件都具体化为人的形象。其他社会阶层的行为对我们来说是一整套符号，每句话、每个动作，甚至服装都有其象征的意义，并且可以表达各种喜怒哀乐。这就是巴黎小市民的革命**所在。以及他们的热情迅速高涨和复仇心理迅速膨胀的原因。若有人通过动作或语言表现出他属于使人民遭受饥饿的那股凶恶势力，那么小老百姓就会把一切怨恨和苦水都集中发泄到他的身上。他们不攻击整个制度，而是向那些成为替罪羊的个体或象征——人或产业——复仇。

平民对于“人”的复仇形式有焚烧或悬吊模拟像和组织相当严密的谋杀。

关于悬吊模拟像，根据书商阿尔迪的日记，1774年曾悬吊过财政总监泰雷神甫和大法官莫普的模拟像。他们被视为导致面包昂贵的罪魁。关于焚烧模拟像，1788年9月18日在格勒诺布尔焚烧了掌玺大臣拉穆瓦尼翁的模拟像。司汤达在《亨利·布吕拉尔传》里写道：“对于前不久在丰塔尼尔一次欢快的大火里焚烧掉拉穆瓦尼翁模拟像之事，我几乎想不起什么来了（他出生于1783年，当时只有5岁）。我为那个用稻草扎起来的穿着服装的巨大模拟像感到惋惜。”根据书商阿尔迪的记载，在1789年4月27日市郊圣安托万反对工场主昂里奥和雷维庸的**中，好几百人的队伍从圣热纳维叶夫山走向市郊圣马赛尔。他们举着悬吊的昂里奥和雷维庸的模拟像，并高喊：“第三等级判处雷维庸和昂里奥在公共场所吊死并烧成灰。”

关于杀死替罪羊，1789年7月22日在巴黎沙滩广场杀死了巴黎总督贝蒂埃·德·索维尼及其岳父参政员富隆·德·杜埃。后者有一次曾说，假如人民没有面包，可以去吃草料。据阿尔迪记载，富隆在维里被捕，被带到巴黎市政厅前，“下颏上挂着一串荨麻，嘴里塞满青草，胸前挂着一捆草料，仿佛是一条锁链。”拉法夷特从市政厅的阳台上提议“同意把富隆老爷送往监狱的人举手”。但是人群高呼：“吊死他，吊死他，不要送监狱！”于是，富隆被抓起来，拖到沙滩广场，“立即被绳子吊在一根路灯柱上，升到30呎高处。但是绳子断了，后来又重吊了好几次。最后人们把他的脑袋砍下，扎在一条长矛尖上。”贝蒂埃被逼迫亲吻他岳父的脑袋，然后也被杀死。羞辱之极的是，他们的尸体被脱光衣服在街上拖拉示众。1789年夏，像这样当了不幸的替罪羊的大有人在。10月21日，面包店老板弗朗索瓦因为隐藏了小面包而被抓起来拖到沙滩广场，吊到路灯柱上。他的脑袋被砍下插在长矛尖上游街。

对于产业，人民大众的行动是从最普通的自卫反应——限价到以抢劫和焚烧进行惩罚。

人民大众限价的做法来源于小市民对于私有财产的观念。他们可以把不动产，如土地、房屋视为私有财产，也可以把动产视为私有财产，如工具和劳动产品。但是他们从来不把生活必需品看作私有财产，尤其当粮食缺乏时更是如此。在饥荒之年拥有生活必需品只能是靠囤积居奇；在人民大众的词汇表里，囤积居奇是一个意义很严重的单词，透过它表现出阴谋。由此产生了骚乱，如1793年2月25日人民到各店铺巡视以查明存货，并予以出售。这就是人民大众的限价，是饥饿的群众反对商人和囤积居奇者的自卫武器。由于记得王政时代在饥荒年月实行过限价措施，他们在这方面的信心更强了。在大革命初期，人民大众曾借国王的许诺或是地方当局迟迟不实践诺言，把他们强加的限定价格合法化。在1775年5月3日巴黎的面粉战中，奋起的人民就“根据国王的命令”限定过面包的价格。

当限价被拒绝时，抢劫就表现了人民大众的惩罚愿望。1792年11月，安德尔-卢瓦尔省的行政长官在汇报省里的骚乱活动时，要求对必需的生活用品实行限价，以此作为危害较小的措施。人民群众要求限价，如若不予同意，他们就会武装起来，掠夺财产。1793年2月25日，那些拒绝实行限价的杂货铺被抢劫一空。根据《巴黎的革命》报导，示威者问道：“你有糖、咖啡和肥皂吗？我们通知你，如果你想要我们尊重你的财产，就得以我们规定的价格出售所有这类商品。”根据共和三年的一份揭发材料，同一天在市场区，“他们为在杂货铺的抢劫正名。他们说，人民有权利惩罚那些贪婪的杂货商”。法兰西卫队区的谢诺走得更远。他于同一时期在科尔得利俱乐部声称：“抢劫的目的是符合道德的。”抢劫符合无套裤汉固有的平均主义要求。生存条件的极大差异使个人的索回合法化了。然而，抢劫的狂热甚至在到达顶点时也只是针对出售食品和生活必需品的商店。

捣毁是人民大众复仇心理的一种更高程度的表现。1789年4月27日在市郊圣安托万捣毁了昂里奥和雷维庸的工场。这一事件早已闻名一时。7月11日捣毁了囤积大量谷物和面粉的遣使会会士的住宅。据书商阿尔迪记载，“看到被他们称为囤积的大量物资时，造反者怒火万丈。为惩罚这些罪犯，他们毁坏了家具，进到地窖，捅破了所有酒桶。”1793年7月底，巴黎的供应困难到了极点。妇女们团团包围了各面包铺。20日，在莫贝尔广场被鸡蛋的昂贵激怒了的人民群众冲到货架上把陈放待售的鸡蛋全部砸烂。惩罚的意志在需要得不到满足时就会表现出来。

焚烧经常伴随着捣毁同时进行，但是它具有另一种象征意义。它那既壮观又彻底的破坏能力使之具有一种近乎神奇的、必能起净化作用的价值。造反的人民正是用火来摧毁一切压迫和贫困的象征：1788年8月烧毁夜间哨所；攻占巴士底狱前焚烧巴黎入市税征收处；大恐惧时烧掉土地赋税簿籍和几座城堡。据书商阿尔迪记载，1788年8月29日，鲁瓦亚尔宫街区的青年人和圣安托万及圣马赛尔两个郊区的居民来到沙滩广场，焚烧了掌玺大臣拉穆瓦尼翁的模拟像。“然后人群涌向设在新桥附近的哨所，把其彻底捣毁。他们赶走了里面的哨兵，夺走了他们的制服与武器以及在哨所里发现的一块金表和一块银表，并把它们统统扔进多菲纳广场上的火堆里烧毁。”这一天被捣毁和焚烧的还有其他8座哨所。民众把一切不能搬到多菲纳广场的东西都付之一炬。这是一场欢乐的大火，被作为象征而扔进火里的有市场的门、哨所的岗亭、警卫队员的武器和制服。焚烧完结后，运动也告结束了。1789年7月11日晚，烧毁拉肖塞当丹的入市税征收处引起了一场攻打入市税征收处的战争。到7月13日，40多个入市税征收处被焚烧，门窗、账本和收据统统被付之一炬。

对产业和人进行复仇，人民群众在饥荒年月的这种行为是一种根深蒂固思想的表现。它产生于贫困与不安全。农民社会的可靠团结所提供的一整套保证逐渐消失也使这种报复变得更加强烈。

因此，暴力成为民众运动的特点之一。它使资产阶级终于和贵族决裂。

对于这种诉诸并颂扬暴力的行为，有时还需寻找其生物学方面的根源。共和三年牧月关于前恐怖主义分子的报告经常强调他们易怒和暴躁的性格。这就使他们容易发火，“使他们说出一些脏话而既不考虑也不感觉其后果。”更为普遍的是，反动派把所有的恐怖分子都不加区别地称作“嗜血者”。虽然不能完全按照字面来理解警方的揭发和报告，然而也不能不指出：对于某些人来说，暴力确实意味着流血。共和三年牧月9日（1795年5月28日）被捕的法兰西卫队区的呢绒剪毛工阿尔比洛，以其对妻子和邻居态度粗鲁而闻名。他性格“冷酷、野蛮”，宣称从9月大屠杀里得到了很大乐趣。在同一地区，一个名叫雅叶的人在共和二年说过“他想看到血流成河，一直流到他的脚腕”。他因此于牧月6日（1795年5月25日）被捕。妇女也常常赞同这种恐怖主义的狂热。勒佩勒蒂埃区的一个名叫博德雷的汽水女工，因为说过“她要吃那些反对无套裤汉的家伙的心”，于牧月8日（1795年5月27日）被捕。她也是用同样的原则扶养孩子的，“她的孩子们总是在说杀头、砍脑袋、血没有流够之类的话”。

然而，人民群众的暴力行动并非是无缘无故的。它具有阶级内容和政治目的。贵族的反抗迫使人民拿起武器。牧月5日被捕的小学教师穆萨尔在他的辩护书里这样写道：“有人会说，我太狂热了。不错，正义的热情在我身上燃烧，我充满自由的**，我将永远热血沸腾地同祖国的敌人斗争到底。”断头台之所以深得民心是因为它是国民复仇的工具。它有以下各种美称：“国民铡刀”、“人民斧头”，“平等的长柄镰”等。1789年以来贵族的阴谋加剧了人民大众对贵族的阶级仇恨，这也是造成民众暴力行为的一个因素。共和二年风月6日（1794年2月24日），一个警方密探记下这样两段话：“现在还有断头台吗？”一个衣着入时、个子不高的人问道。“有。”一个坦率的爱国者答道，“因为背叛一直存在。”这段话很好地说明了无套裤汉赋予暴力和恐怖的政治意义。

在共和三年，使用暴力具有更加确切的意义。恐怖是经济统制的工具，它使全面限价得以实现，从而保证人民得到每天必需的面包。反动势力正好与放弃限价和严重缺粮同时发生。因此有人把恐怖和每日的面包等同起来，就像他们把人民政府和恐怖视为一体一样。共和三年牧月1日（1795年5月20日），共和国区的木匠里希耶宣称：“在罗伯斯庇尔统治下，虽然鲜血流淌，但面包不缺。如今血不流了，但面包也没有了。因此，为了吃上面包，应该继续流血。”无套裤汉不会忘记，在恐怖时期他们是不缺面包吃的。人民大众的暴力行动和恐怖行为与要求得到每日必需的面包紧密相连。

[1]这是索布尔1980年3月27日在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社会组织的历史运动”分部组织的关于“心态与意识”的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本文首次发表在该所1981年第二季度《历史手册》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