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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资产阶级革命和旧制度的崩溃1789年02（第1页）

第一章资产阶级革命和旧制度的崩溃（1789年）02

7月13日，国民制宪议会宣布它对内克和被解职的大臣们怀有“敬意和挽惜之情”，并宣布现任大臣们应对当前的局面负责。然而，国民制宪议会在武力的威胁面前仍处于束手待毙的境地。

与此同时，一个新的政权正在形成。7月10日，第三等级的选举人再一次在巴黎市政厅集会，表示了“尽早使巴黎城建立起一支资产阶级自卫军”的意愿。在12日晚一次新的会议上，他们通过了一项决议，并于13日清晨发布。该决议的第3条提出建立一个“常设委员会”；第5条提出了一项设想：“各区制定一份包括200名知名的和能够使用武器的公民名单。这些人将组成一支‘巴黎民兵’部队，保护公共安全。”这实际是一支“资产阶级”民兵，用来保卫一切有产者，使之不仅能抵御王权及其军队的逞凶，而且能防止那些被视为危险因素的社会阶层的威胁。7月14日上午，巴黎的代表在国民议会上宣称：“资产阶级民兵的建立和昨天采取的措施使全城一夜平静无事。资产阶级民兵曾连续解除了一些自行武装者的武器，并使他们遵纪守法。”

7月13日白天，动乱再度兴起。人们成群结队在巴黎四处穿行，寻找武器，并威胁要搜查贵族们的府第。他们还开沟挖壕，修筑街垒。蹄铁铺的工人们从清晨就开始锻造枪矛。然而人们所需要的是火器。人群曾向巴黎行政官索取，但一无所获。下午，受命撤出巴黎的法兰西保安军拒绝服从命令，并转到市府帐下听候调遣。

7月14日，人们要求全面武装。为了得到武器，人群涌向残废军人院，在那里夺取了3。2万支枪，而后又直奔巴士底狱。巴士底狱的围墙高30米，护城河宽25米。尽管守卫它的只有30名瑞士雇佣兵和他们带领的80名老弱残兵，人民的进攻却对它奈何不得。市郊圣安托万的手工业者得到了法兰西保安军和相当数量资产阶级民兵的增援。资产阶级民兵拉来了5门大炮，其中3门对准城堡的大门轰击。这一决定性的行动迫使要塞司令洛内投降，他下令放下吊桥，人民一拥而入。

在凡尔赛的国民制宪议会一直焦虑不安地关注着巴黎的事态。14日这一天，有两个代表团被派去要求国王作出些让步。不久便传来了巴士底狱被攻克的消息。路易十六将何去何从呢？压服巴黎必须要经过艰苦的巷战。包括利昂库尔公爵在内的一些自由派大领主劝说国王：为了王权本身的利益把军队调开。路易十六决定等待时机，遂于7月15日亲赴国民制宪议会宣布撤离军队。

巴黎的资产阶级借助人民的胜利夺取了首都的行政权力。市政厅的“常设委员会”改名为巴黎“市府”，国民制宪议会代表巴伊当选为市长。拉法夷特被任命为资产阶级民兵即不久后称为“国民自卫军”的司令。国王不仅于7月16日同意重新召回内克，而且还在17日来到了巴黎，从而实现了进一步的退却。国王以亲赴巴黎的举动对7月14日起义的结果加以认可。在市政厅，他受到巴伊的欢迎。巴伊向他呈交了象征“君主与人民之间庄严、永恒联盟”的三色帽徽。路易十六神情激动，费劲地讲出这样的话：“我的人民可以永远信赖我对他们的爱戴。”

贵族深感君主的大势已去，其首领宁可流亡国外也不愿再与作出如此让步的王权休戚与共。阿尔图瓦伯爵于7月17日清晨携同子女和仆从出走荷兰；孔代亲王以及全家不久也步他后尘；波利尼亚克公爵夫妇去了瑞士；布罗格利元帅投奔了卢森堡。流亡运动开始了。

1789年7月的这几天过后，王权被大大削弱了，而巴黎的资产阶级却强盛起来。它成功地在首都建立了自己的政权，迫使国王承认它的至高无上。7月14日固然是资产阶级真正的胜利，但它更是自由的象征。这一天不仅标志着一个新兴阶级掌握了政权，也标志着以巴士底狱为代表的旧制度彻底崩溃了。从这个意义上讲，7月14日这一天为所有被压迫人民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2。城市的暴动（1789年7月）

借助代表们的书信联系，外省也同首都一样以焦虑的心情关注着第三等级与特权等级斗争的进展。内克被解职在外省激起了与巴黎同样的波动。攻陷巴士底狱的消息自近而远，从16日至19日传遍全国，激发起高昂的热情，并使自7月初以来在某些城市出现的运动加速发展起来。

“市政革命”实际持续了一个月。7月初，在鲁昂出现了由粮食短缺引起的**，继而发生市政革命。到8月，奥施和布尔日也实现了市政革命。在第戎，市政革命的爆发是由内克被解职的消息引起的。蒙托邦的市政革命则是由攻陷巴士底狱的消息激发起来的。

市政革命的彻底程度因地区而异，它们的特点也不尽相同。一些城市的革命很彻底：有的旧市政府被暴力推翻（如在斯特拉斯堡）；有的城市虽然保留了旧市政府的职能，但把它置于一个委员会中，使它处于少数地位（如在第戎和帕米埃）；还有的城市把市政府的权能压缩为“一般警察”，由一个委员会负责革命事务（如在波尔多）或对行政进行经常性干预（如在昂热和雷恩）。另一些城市的革命是不彻底的，旧政权与革命政权同时并存。例如在诺曼底的某些城市，瞻前顾后的态度很突出。有时，这种二元现象反映了不同因素之间的对立，任何一方也不能完全战胜对方。这种对立在麦茨和南锡表现为社会对抗，在蒙托邦和尼姆则表现为社会对抗加新旧教徒之间的宗教敌对，在利莫日表现为个人之间的对立。还有一些城市的市政革命之所以不彻底是由于只取得了一时胜利，例如在里昂和特鲁瓦。那里的爱国者在7月份获胜后又被旧制度的反攻所打败。最后，还有部分城市始终没发生过市政革命。这或是由于旧市政府得到了爱国者的信任（如在图卢兹），或是由于旧市政府拥有军队和法院的支持（如在埃克斯）。市政革命的不同表现与旧制度下多样化的市政结构以及不同社会力量之间的对抗作用有关系。在弗朗德勒地区，运动的规模很小。资产阶级提出的要求具有政治性；人民提出的要求具有社会性。这两种要求提出的时间不相吻合。总的看来，市政革命在北部和南部表现得不很显著。这些地区的城市往往以资产阶级为主导，或是设置执政官之地。另外，城市公社传统比较牢固。在塔布和图卢兹，旧市政人员基本能够代表市民的各个阶层，因而爱国者们无需排除他们。在波尔多和蒙托邦却相反。在那里，君主制早已把公社自治消灭殆尽。因此，没有任何代表性的市政官员被一扫而光。

随着市政革命而产生的国民自卫军同样具有多样性。最常见的是：新的市政委员会仿效巴黎的做法，急忙组织起资产阶级自卫军，以便维持秩序。有的城市（如昂热），国民自卫军是由旧市政府创建的，而后由这个更具有爱国倾向的自卫军施加压力，促成市政委员会的建立。在图卢兹，没有经过市政革命就组成了一支国民自卫军。在阿尔比，自卫军则只是旧制度下早已存在的民兵的变种而已。

无论这场市政革命的形式如何，其后果在各地都是同样的：王权消逝，中央集权不复存在，几乎所有监察官都弃职而去，捐税的征收暂告停止。当时有一个人写道：“国王没有了，高等法院没有了，军队、警察都没有了。”各新市府接管了政权。长期饱受专制主义刁难的地方自治得到了自由发展，城市生活重新活跃起来。整个法国都市营化了。

市政革命在许多地区的社会表现值得重视，它是由贫困和生活必需品昂贵所引起的。城市人民期待废除间接税和对粮食贸易实行严格管理。在雷恩，新市府上任后马上担负起寻找小麦储备的职责。在冈城，为了平息众怒，市政官员下令降低面包价格。然而他们也组织起资产阶级自卫军以防不测。在蓬图瓦兹，一场因粮食引起的起义被从巴黎撤回的一团军队所制止。在普瓦西，一个被怀疑搞囤积居奇的人成为人民**的众矢之的，多亏一个国民议会代表出面才使他得以活命。在圣日耳曼昂莱有一个面粉场主被人杀死。另外，弗朗德勒地区的关卡办公处被洗劫一空。7月26日，凡尔登的起义人民焚烧了入市税征收处的围栏，并使一些被怀疑储藏粮食的房舍受到威胁。军区长官恳请资产阶级组成城镇民兵以恢复秩序，然而他也不能不作出让步，降低面包价格。在流亡路上的布罗格利元帅恰巧落入这场急风暴雨的包围。多亏卫戍部队的帮助，他才从人民的狂怒中逃脱出来。

对贵族阴谋的担心确实加重了外省的紧张气氛。任何风吹草动都显得可疑。运输受到监视，马拉客车遭到盘查，外出或流亡半路的大人物被扣留起来。在边界一带流传着外国入侵的消息：皮埃蒙特人准备进犯多菲内！英国人就要占据布雷斯特了！全国上下都在焦虑地等待。不久，大恐惧发生了。

3。农村的暴动：大恐惧（1789年7月底）

在选举过程中，农民曾经历过一个慷慨激昂的时期。当各等级间的冲突进行时，他们多少有些焦急地等待着人们对自己所倾诉的苦衷作出答复。资产阶级已经通过一场骚乱夺取了政权。农村的人民难道还要再等待下去吗？他们的要求还没有一条得到满足，封建制度依旧存在着。同在城市中一样，“贵族的阴谋”这种提法也在农村传播开来。

经济危机使不满情绪更加强烈。饥荒令人不堪忍受，许多农民的收成不足糊口。工业危机波及到那些乡村工业普遍的地区，失业大大增加。失业与饥荒使乞丐和流浪者数量猛增。春天，这些人成群结帮地出现。“对强盗的恐惧”加剧了对贵族阴谋的担心。经济危机使受苦人的数量增多，使农村更加不安全。同时，它也激发起农民的愤怒，促使他们把矛头对准领主。

土地暴动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整个春天，在普罗旺斯、康布莱齐、庇卡底、甚至巴黎和凡尔赛近郊等地区都发生过**。7月14日的事件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在诺曼底的博卡日、在诺尔省的斯卡普河附近至桑布尔以南，以及在弗朗什-孔泰和马孔总共发生了4起暴动。这些土地暴动首先是针对贵族阶级的，农民们要求废除封建捐税。为达此目的，最可靠的办法就是把城堡连同贵族的档案文书一起焚毁。

1789年7月底，“大恐惧”使这种反抗运动形成不可抗拒的浪潮。自7月初起，从巴黎和凡尔赛传来的消息被歪曲和无限夸大。并且，它越是沿村广泛流传越是不断产生新的反响。土地暴动、经济危机、贵族的阴谋、对强盗的惧怕，所有这些现象的后果汇集到一起，造成一种恐慌的气氛。流言蜚语在惊恐万状的人们中不胫而走：匪帮在渐渐逼近，他们割走未成熟的麦子，烧毁整个村庄。为了应付这些想象中的灾祸，农民们用长柄镰刀、木叉、猎枪等武装起来。报警的钟声使险情越来越近，恐慌的波及面则越来越广。

国民制宪议会、巴黎和报界对此感到震惊。米拉波在第21期《普罗旺斯邮报》上撰文，怀疑传播这些假警报是自由的敌人所为，并建议人们保持镇定与谨慎：

“在这危难时刻，笃信和夸大凶险新闻成为一种普遍习性。没有什么比这更使观察家感到震惊。仿佛逻辑本身已不在于计算可能性的程度，而在于把最不着边际的传言当作真实性。于是，这些传言便编造出行凶事件，以阴暗的恐怖刺激人们的想象。我们宛如一群孺子，越是可怕的故事越是认真去听……”

最初的恐慌发生在6个地区：农民暴动之后的弗朗什-孔泰、香槟、博韦齐、曼恩、南特地区和吕费克地区。从7月20日到8月6日，这种恐慌迅速蔓延，很快发展到法国大部分地区，只有布列塔尼、洛林与阿尔萨斯以及埃诺未遭波及。

大恐惧助长了农民暴动。这些恐怖的夸张性实际上很快就暴露无遗了。然而农民仍然保持着武装。他们不再去追寻想象中的强盗，而是涌向领主的城堡，用威胁手段让他们交出那些登记着令人痛恨的封建权利的古老证书，以及那些很久以前使征收捐税合法化的契据，并把这些文件在村子的广场上付之一炬。有的领主拒绝交出文件，农民们便焚毁城堡，把城堡的主人绞死。比较常见的做法是让当地的公证人出面，以证明封建权利是按照规定手续自动放弃的。长期剥削造成的苦难、贫困和生活费用昂贵，饥饿引起的不安，一阵阵夸大其辞的传言，对“盗匪”的恐惧以及对摆脱封建压迫的向往，所有这些因素促成了大恐惧的气氛。大恐惧之后的农村改变了面貌。土地暴动和农民起义把封建制度打翻在地。农民委员会、乡村民兵纷纷建立起来。如同巴黎的资产阶级武装起来夺取市行政权一样，农民们也把武装和地方政权抓在自己手中。

但是，资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敌对很快就出现了。和贵族一样，城市资产阶级也是地产主。他们甚至拥有领地，并以此名义向农民征收通常的捐税。他们感到，恐慌之后出现的农民起义对其既得利益构成了威胁。在当局陷于瘫痪，权威废除殆尽的情况下，他们便起来自己保卫自己。各新市政府的常设委员会和国民自卫军担负起在农村保卫贵族和资产阶级地产主权利的职责。对农民的镇压往往是血腥残酷的。在马孔，农民团伙与资产阶级民兵之间发生了战斗。在社会革命的威胁面前，资产阶级和贵族这些有产阶级的联盟开始形成，其矛头针对那些为争取土地自由而斗争的农民。阶级斗争的这种表现在多菲内尤为明显。那里的资产阶级支持贵族，而人民的同情心却向着起义农民。但是，对农民的镇压并没能改变大恐惧的主要结果。经过1789年7月的农民起义，封建制度再也没能保存下来。

国民制宪议会注视着事态的发展，但它既无能为力又心慌意乱。它的大多数成员都是资产阶级产业主。他们将承认农村新局面的合法化呢，还是拒绝任何让步，不惜在资产阶级与农民之间划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呢？

Ⅲ。人民革命的后果（1789年8—10月）

1。8月4日之夜和人权宣言

对于农村发生的暴动，国民制宪议会一度想要组织镇压。8月3日，它讨论了报告起草委员会提出的一份法令草案。法令草案指出：“国民制宪议会了解到有人拒不缴纳地租、什一税、年贡、领主捐和其他捐税。有人手持武器，施行暴力，构成犯罪。他们闯入城堡，夺取契约文书，并在庭院中焚烧……故此，国民制宪议会宣布：在国民制宪议会对各项捐税正式作出决定之前，无论以何理由停缴租税和其他贡赋均属非法。”

但是，国民制宪议会认识到镇压政策的危险性。把统率镇压力量的权力交给王家政府，这对国民制宪议会没有任何益处。政府很可能利用这种力量从事反对国民代表的勾当。尽管立宪派资产阶级对组织镇压犹豫不决，但它又不可能看着贵族被剥夺而不担心自己的财产。于是，它同意作出某些妥协。它承认封建权利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所有权，往往是强取豪夺来的，因此对土地捐税的契约文书进行审查是合法的。然而巧妙之处在于：把这项工作交给了一名自由派贵族——全国最大的地产主之一埃吉荣公爵负责。他的干预使特权等级陷于一片恐慌，同时也刺激了自由派贵族的好胜心。这样，革命的资产阶级领袖便迫使国民制宪议会从个人既得利益中解脱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