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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什么是大革命1（第2页）

在米涅的《法国革命史》（1824年出版）里，他所解释的最基本的东西就是阶级斗争。从历史的必然这层意义上看，革命不仅在发动阶段，而且在各个发展阶段都是不可避免的。“当一次变革势在必行、并且时机又已到来，那么什么都阻挡不了它，一切事物都会促使它成功。”1789—1791年的第一次革命是中产阶级，即资产阶级的革命。它是使法国制度同“新的利益和需要”（即资产阶级的）协调起来所必需的。1792—1794年的第二次革命是人民群众的革命。它是由国内外贵族反革命的抵抗挑起的，它服从于暴力的必需，是革命政府和恐怖的“可悲的必然”。“特权等级曾企图阻止革命，欧洲也曾试图使它屈服，而当它被迫进行斗争时，它既未能量力而行，也未能在胜利时适可而止。内部的反抗导致了人民大众掌握最高主权，而外部的侵略则导致了军事统治。然而，尽管产生了无政府主义和专制主义，目的还是达到了：旧社会在革命中被摧毁，新社会在帝国时期建立起来。”

基佐和梯也尔、米涅遵循同一路线。泰纳认为，基佐是“哲学派”和“思辨历史”最出色的历史学家。

在《法国史论集》的第4篇（1823年出版）里，基佐强调政治制度是由“社会状况”、各不同阶级的关系和“人的状况”决定的，而归根结蒂，“人的状况”是由“土地的状况”决定的：土地所有权的性质决定了阶级关系，人的地位和国家的结构。

1826年，基佐开始出版他的《英国革命史》。他说：“人们或是为之庆贺，或是感到惋惜，或是祝福它们，或是诅咒它们，所有人都完全忽略了这些革命（1640年英国革命和1789年法国革命）的影响。这些人把革命同历史完全隔开……让它们单独承受咒骂或享受荣誉。现在是抛弃这些幼稚骗人的空话的时候了。”这两场革命都深深地扎根于民族的历史之中：“（革命）所说的、所想的、所做的，全都是在它们爆发前曾被千百次说过、希望过、做过或尝试过的。”在他1823年出版的《法国史论集》里，基佐早已强调“革命的原因总是比人们假设的更为普遍……事件比人们所知道的规模还要大。甚至那些仿佛是由偶然的、个人的、或某种外部特殊利益造成的事件，也有其更为深刻的根源和另外的意义”。这些根源，主要应该从阶级利益引起的斗争中去寻找。

1828—1830年间，基佐在巴黎大学讲授《法国文明史》。他把资产阶级的产生、发展和最后胜利看做法国社会的基本特点之一。在人民大众和贵族之间，资产阶级慢慢地确立起新社会的框架，并且使新社会的思想逐步明确。1789年革命则是对这个新社会的确认。“人人都知道第三等级（即资产阶级）在法国所起的巨大作用。它是法国文明最积极、最有决定意义的因素。归根结蒂，是它决定了法国文明的方向和特性。从社会的观点以及从它同我国其他阶级的关系来看，被称为第三等级的阶级逐渐扩大，其地位不断提高。它首先是有力地改变了、然后是战胜了、最后则是吸收或几乎吸收了其他所有阶级。”（第46讲）对社会冲突进行的精确分析，使基佐能理解法国革命与上一世纪英国革命不同的特点。“上层阶级盲目的争斗使建立自由政府的尝试遭到了失败。资产阶级与贵族不是团结起来抵抗专制主义，或建立和实行自由体制，它们各自为政，势不两立，热衷于互相排斥。一个阶级拒绝实行任何平等；另一个阶级则反对任何优势。”（1857年版的前言）整个这段话都是需要引述的。基佐最后总结道：“贵族和资产阶级未能一致行动以便共同获得自由和强大起来，他们使自己连同法国一起陷入了革命。”

因此，阶级斗争的理论在复辟时期历史学家对法国革命的研究中已经明确表现出来。大家都知道1852年3月5日马克思致魏德迈信中的这段话：“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2]马克思在这里所指的是基佐，还有奥古斯坦·蒂埃里。他在1854年7月25日给恩格斯的一封信里，称奥古斯坦·蒂埃里为“法国历史编纂学中的‘阶级斗争’之父”。大家知道，马克思是何等重视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他是如何对国民公会感兴趣，以致曾一度想撰写这段历史。他对法国大革命的想法有助于他的革命思想的一步步形成，并且最终纳入到他的整个思想体系。

阶级斗争的概念已经明确地表现出来，对法国革命的研究使马克思开始探索那个有能力要求取得全面优势的“特殊阶级”的特点。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4年出版）中对这个问题作了回答。“只有为了社会的普遍权利，个别阶级才能要求普遍统治。要取得这种解放者的地位，从而在政治上利用一切社会领域来为自己的领域服务，光凭革命精力和精神上的优越感是不够的。要使人民革命和市民社会个别阶级的解放相吻合，要使一个等级成为整个社会的等级，社会的一切缺点就必须集中于另一个阶级，一定的等级就必须成为一般障碍的化身，成为一切等级所共通的障碍的体现……要使一个等级真正成为解放者等级，另一个阶级相反地就应当成为明显的奴役者等级。法国贵族和法国僧侣的普遍消极意义决定了和他们最接近却又截然对立的阶级即资产阶级的普遍积极意义。”[3]在这后面的几行话，很明显是引述西埃耶斯及其小册子里的话。

那么，这个“一般障碍”是什么呢？答案就在《共产党宣言》中（1848年出版）。马克思在他一段著名的话里提到：“资产阶级赖以形成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是在封建社会里造成的。”在提请注意这句话后，他强调：在18世纪末，现存的生产关系、封建的所有制以及农业和手工工场的组织，都不再适应生产力的蓬勃发展，并且成为经济发展的桎梏。“它必须被打破，而且果然被打破了。”因此，阶级斗争只是社会经济组织内在矛盾的表现。贵族与资产阶级的对立是旧制度的社会特点之一。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和传统社会关系的顽固性使矛盾进一步加剧，到了18世纪末，贵族与资产阶级的对立更加激化了。

这样，马克思主要从对法国革命的研究出发，得出了他认为的历史运动的一般规律。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马克思对此作了解释，并得出结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4]

三、革命的道路

在简要回顾了这些历史编纂学概况后，我们大概可以确定革命的概念，并且由此来确定法国大革命的基本特征。某些人滥用这个词，或者恣意抛弃这个概念，这都会造成贬低革命的意义或者故弄玄虚。滥用革命一词的例子有：人口革命、经济革命、精神革命、价格革命、饮食革命、性革命等等……抛弃这个概念的表现有：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者为了强调改良或过渡而否定革命的概念。因此有必要对此加以澄清。

我们首先要从语义学的角度指出这个词的奇特命运。这个词的原意是“回到原来的地点”。利特雷[5]给“革命”，所下的定义的第一个意思是：“一个星球回到它的出发点。”从柏拉图的《蒂梅欧篇》到维科[6]的《周而复始论》，历史和人类运行的循环论同星球运行的这一定义并非没有相似之处：革命被认为是恢复时代进程中被中断的原来的秩序。博絮埃、德·博纳尔和约瑟夫·德·梅特尔都认为革命是神的旨意。启蒙哲学则认为革命是自然法则。曾经有过一种原始的秩序，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尽可能地找回这个失去的天堂。革命斗争结束，即历史的结局将是天国的重建，或是在社会灾难降临之前的人国的重建。根据1789年8月26日的《人权宣言》，“对人权的无知、忘却或蔑视，是造成公众不幸和政府腐败的唯一原因。”自然权利指先于任何社会早已存在的，不可剥夺的天赋权利。恢复这些权利将导致人类复兴和“人人幸福”。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首先必须同旧秩序决裂，并从根本上把它彻底推翻，也就是柏拉图在《共和国》里所指的métabolé（即推翻、彻底改变）。为了使人类免遭不幸，苏格拉底要求推翻作为希腊公民秩序基础的三大堡垒：财产、家庭和民政与司法的官衙地位，即国家机器。按照同样的准则，在大革命开始后不到一年，米拉波曾秘密写信给国王：“请比较一下新秩序和旧制度……除了没有高等法院、自治税区、僧侣、特权和贵族等级外，其他不都是一样吗？”而托克维尔评论道：“由于法国革命的目标不仅仅是更换一个旧政府，而是要废除旧的社会形式，因此它不得不同时向一切已确立的权力进攻，撕毁所有已被确认的势力，清除各种传统，革新习俗，并在某种程度上把长期形成的、基于崇敬和顺从的一切思想从人们头脑里清除出去。”真正的革命不仅要摧毁现存的国家机器，而且还要破坏社会组织以及指导这个社会组织的各项原则。

然而，同历史和革命的循环观念相反，革命决裂的概念认为，在革命前已经存在某种结构、某种形式，而革命后建立起一种新秩序，它同旧秩序有着本质的区别。破是为了立。但是以前已经消失的东西还能再恢复吗？卢梭的两篇论文就是探讨这一前景的。在《论科学和艺术的复兴》和《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卢梭设想了一种原始、纯洁的社会状况，由于爱财和追求奢侈所造成的变动这种状况被扰乱了。但是卢梭非常注意历史进程的矛盾性：“人们不久就看到奴役和苦难在萌芽，并像雨后春笋般地生长。”（《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的第2部分）因此，循环后的合拢只是表面的。这里是“结束了循环并与原出发点重合的终极点”。但是，从目前的法则回归到弱肉强食的法则实际上是引回一种新的自然状态，它不同于我们最初的那一种自然状态”。卢梭撰写的《社会契约论》正是为了更确切地阐明这种新的状态。

因此，破是为了再立。归根结蒂，革命并不是要回到什么神秘的黄金时代，而是朝着更合理、更公正的未来迈进。从1789年到共和二年，革命的含义正是这样演变的。这个词从意味着1789年事件所引起的动**和决裂，不久就变为相反的意思：革命是一种激烈的行动，然而它是有节制的；革命是一种果敢的行为，然而它是有条不紊的。共和二年霜月14日（1793年12月4日）革命政府组织法的内容和名称也表明了这一点。霜月11日，丹东曾竭力强调：“如果说人们要用长矛来推翻旧制度，那么，他们要用理性和智慧的罗经来建立和巩固宪法的大厦。”

这是什么样的大厦？它将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呢？这里，人们需要最精确地说明“革命”这个词的含义，而所谓的政治科学词汇往往会造成混乱。只有社会的革命才是革命，政变决不是革命。在这方面，把19世纪的《利特雷词典》同20世纪的《罗贝尔词典》进行一番比较很能表明革命一词的定义不断精确的发展过程。在《利特雷词典》里，革命的定义为：“一个国家政治和政府”的突然和激烈的改变。《罗贝尔词典》的定义是：“社会与道德秩序”的突然和激烈的改变。在革命过程中，包括恐怖和内战在内的激烈的阶级斗争摧毁了旧的社会关系。革命阶级通过专政强行建立起自己的政权。社会关系终于同生产力的性质和水平协调起来了。

因此，革命就是在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彻底变革社会关系和政治结构。革命涉及经济与社会结构的变革和生产方式的变革。这后一种变革是由于社会关系和生产力的性质与水平之间无法解决的矛盾所引起的。生产力水平越高，革命阶级的觉悟越高，团结越紧密，能量越大，革命也就完成得越彻底。法国大革命正是如此。

革命不能由上面强加。如果说改良可以由上面施行，那么革命则必然是由下面发动的。改良并不动摇社会的基础结构，相反，它是为了保护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阶级的长久利益。改良在现存社会的框架内进行，其目的在于加强这个社会。改良不等于革命在时间上的拉长，它和革命的区别不在于时间长短，而在于内容。改良还是革命？这不是选择一条通向同样结局的较快或较慢的道路的问题，而是明确一个目标的问题，即或者建立一个新社会，或者对旧社会进行表面的改动。从杜尔哥到洛梅尼·德·布里耶纳的改良运动都不主张建立一种崭新的社会秩序，而是主张改良旧秩序。它力图减少弊端，而不是消灭特权和封建制度。只有革命才消灭特权和封建制度。资产阶级之所以能在1830年最终稳坐江山，乃是因为革命，而不是改良。革命保障了社会从过时的历史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通向未来的阶段。这为资产阶级占有这个国家创造了条件。

革命在长达1个世纪以上的过渡时期中也不会减弱。某些人认为，过渡也和革命本身的剧烈阶段一样构成一个过程。它标志着两种对立的生产方式之间进行决战的必然性。米歇尔·格勒农和雷吉纳·罗班这样写道：“过渡问题的提出远不是抹杀资产阶级革命在通向资本主义过程中的战略地位。相反，它恢复了资产阶级在过渡阶段的关键性政治时期所处的中心地位。这个政治时期使政治与法律得以调整，实行权力的再分配，并且建立所有足以巩固资产阶级政权的政治和法律体制的形态。”这样一来，革命“现象”只是德尼·里谢称之为新生资本主义“缓慢、然而是革命的转变”的一种表现或一种波折，是拉开通向上层建筑的最后一道门闩，是对封建主义残余的最后清扫。实际上，单独地提出过渡问题，甚至把它同革命和革命必然性的问题对立起来，就是用否定革命的决定性和必要性的办法来讨论革命的问题。如果认为法国大革命仅仅是打开了通向上层建筑的门闩，或只是改善了上层建筑业已形成的适应性，这就是把大革命的作用与督政府和第一帝国时期各种机构的改组相提并论，将它贬低为对社会进行简单的修整了。

持过渡论者与持改良论者的思想前提相似得出奇。因为，正像托克维尔所问的，假如1789年时只有“上层建筑和社会”的门闩需要打开，只有资本主义的平衡需搞得“更好些”，那么，何必有“这场离奇和可怕的革命”呢？“在摧毁各项政治体制后，革命又废除了各项民事体制；在改变法律之后，它又改变了风俗、习惯，甚至语言；在破坏了政府机构之后，它又动摇了社会基础，而且最后仿佛还要向上帝本身开战”。正如托克维尔所强调的，假如只是对“政治与法律进行调整”，那么为什么还要有“这场可怕的动乱”，为什么还会产生这种“空前强大的威力”？“这威力冲破各帝国的壁垒，砸碎所有王冠，**其他民族，同时又奇怪地赢得它们支持自己的事业”。

[1]本文最初发表在《思想》杂志1981年1—2月号（总第217—218期），题为《国家与社会》。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页332。——译者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页12。——译者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页117。——译者

[5]爱弥尔·利特雷（1801—1881年），法国著名的语言学家和哲学家。他编纂的《法兰西语言词典》在法国影响很大。——译者

[6]让-巴斯蒂特·维科（1668—1774年），意大利哲学家，著有《历史哲学原理》。——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