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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大革命和当时的法国02（第3页）

经济自由使一切社会民主的尝试和无套裤汉要求“享受的平等”成为泡影。经济自由与权利平等之间的矛盾被“平等派密谋”的理论家巴贝夫和邦纳罗蒂解决了。他们在批评生产资料私有化上迈出了一大步。共和四年霜月9日（1795年11月30日）发表的《平民宣言》放弃了只能持续一时的土地法，废除了继承权，并且特别规定取消地产权。“财富和劳动的公社”可以达到享受平等，它是获得权利真正平等和实际的国民团结的先决条件。这些是后来引导社会主义理论家们思路的丰富思想源泉。

然而热月党资产阶级不仅惊恐万状地抛弃一切社会民主的思想，而且还抹杀任何政治平等的痕迹。共和三年宪法恢复了纳税人选举制，它的《人权宣言》特别明确指出：“平等就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或是保护，或是惩罚。”（第3条）。这只是公民权的平等。这就恢复起1789年的传统，肯定了显贵的，即至少是富裕有产者的国民范围。1799年6—7月的民族危机威胁到资产阶级国家脆弱的平衡。但是资产阶级在社会与政治上的至尊地位再也不会被人民大众所动摇。反动倾向迅速表现出来，这就是雾月18日政变的含义。民族仍局限在共和三年显贵们规定的范围内，平等只是形式上的平等，统一主要指机构的统一，而不是指国民的社会内含。

3。社会权利：救济与教育

无套裤汉设想的权利平等必须消除生活条件的不平等。被救济权只是这个总要求的一个方面，即确保每个公民的生计。通过要求受教育权，无套裤汉雄心勃勃地想和“有才能的人”平等，从而掌握自己的命运。但这两重希望被资产阶级革命化为泡影。旧制度下负责救济的教会被没收财产后，救济事业被世俗化，并被制宪议会办成一个公共机构。1790年，制宪议会建立起一个乞丐问题委员会，其理论是：社会有责任对其穷苦成员进行救济，国家应对此负责，并予以负担。1791年宪法的第1编（宪法保证的根本措施）规定建立“一个公共救济的总机构，以扶养弃儿，帮助穷苦的残疾人，并且为没有工作的健康穷人提供就业机会”。

实际上，制宪议会无力在这方面进行全面改革。它只是维持现状，仅仅不把医院产业作为国有产业出售。然而，由于废除了什一税和封建捐税，医院的财源减少了。于是，议会努力用政府补贴予以补偿。它所采取的仅有的两条重大措施是1790年5月30日和8月31日通过的两项关于建立慈善工场的法案。立法议会以公共救济委员会代替了乞丐问题委员会，它在1792年8月19日取缔了从事救济事业的宗教团体，使形势严重恶化。实际上，旧的医院体制被摧毁后没有建立任何新的机构来替补它。

国民公会对救济立法予以新的推动，但未能付诸实践。1793年3月19日关于全面建立救济机构基础的法案指出：

“第一，只要健康，人人都有权利通过劳动获得生计，对于丧失劳动能力的人要予以无偿的救济；第二，由国家负责为穷人提供生计。”

1793年6月24日的《人权宣言》在第21条里重申了同样的原则：“公共救济是神圣的职责。社会应该保障不幸公民的生计，或是为他们提供就业，或是为丧失劳动能力者提供生活资料。”1793年6月28日—7月8日的法律同意为穷苦的或被遗弃的孩子、老人及穷人提供救济。1793年10月15日“关于消灭行乞”的法律具体规定了“救济工作”，但同时也决定建立对流浪汉的“镇压所”。这是仿效旧制度慈善事业的做法：“禁闭穷人”和设立慈善工场。可是，财政困难极大地影响了政府和市政当局所作的努力。因此，在共和二年整整一冬，各人民团体不断提出各种要求。共和二年花月22日（1794年5月11日）决定建立“全国慈善基金”的法律，描绘出无套裤汉心目中模糊的社会救济制度轮廓，但这只限在农村实行：在各省对一小部分残废或超过60岁的农民与手工业者以及有子女负担的母亲或寡妇发放救济。在各部被取消后，建立了一个公共救济委员会。这是真正的救济部，负责军人救济和医疗救济的分配。共和二年获月23日（1794年7月10日）的法令宣告“各医院的资产和负债以及其他慈善机构”均为国有。这即是把救济事业国有化了。接着是热月党执政。除了人民群众希望的破灭，山岳派的立法没有留下任何东西。

热月党和督政府时期的资产阶级更为现实、自私，它既不像制宪议会发表理论上的宣言，也不像国民公会制定宏大的计划。它只是采取一些具体的措施。热月党归还了尚未出售的医院和济贫院的财产。督政府认为把救济事业国有化是不可能的，因此就把它市有化。共和五年葡月16日（1796年10月7日）的法律规定将医院和济贫院置于市政府的直接监督之下，其财务管理由一个行政委员会负责。这个委员会由市政府任命和监督，并被授权恢复被没收的医院产业。虽然这些委员会做了大量工作，但是各医院的财务状况通常很糟糕。共和五年霜月7日（1796年11月27日）的法律决定建立慈善办公室，责成各市政府负责救济穷人，其经济来源是从演出收入中提取“穷人税”（每法郎2苏）。乞丐将被关起来。最后，共和五年霜月27日和风月30日（1796年12月27日和1797年3月20日）的法律规定，被遗弃的儿童将由医院和济贫院收容，其费用由国家负担，然后在行政委员会的监督下，交给乡村里的农户扶养。

这样，革命后的救济事业完全世俗化了。与制宪议会的雄心以及山岳派国民公会的宏伟立法相比，督政府在原则方面有了明显的后退。诚然，它确实想在财力许可的条件下把事情办好。在这个范围内它的努力是有效和持久的。但由于从传统的慈善观点出发，并且被纳入督政府时期整个机构改革的范畴内，这种资产阶级立法远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即改变享受不平等的状况，也不能使他们能在社会方面和国民融为一体。

立法议会没有时间讨论孔多塞的计划。

国民公会把教育列入人权范围之内：

“根据1793年6月24日的《人权宣言》第22条，教育为人人之必需。社会必须尽一切力量促进公共理智的进步，使全体公民都能接受教育。”

1793年7月13日，罗伯斯庇尔在国民公会宣读了勒佩勒蒂埃·德·圣法尔若的“国民教育计划”。计划受卢梭思想的启发，规定由国家垄断教育。然而，民众活动分子在1793年7月接受宪法的祝词里，却要求建立一种能对孩子同时进行公民教育和技术教育的教育制度。他们的愿望直到共和二年霜月29日（1793年12月19日）关于“首批学校”的法案公布后才得以实现。法案决定建立免费的义务教育制，规定教育是自由的，但受国家监督，且分散在各地，这相当符合人民大众的愿望。但是尚需把这些付诸实践。由于革命政府一直为战争所困，它对此无暇顾及。由于无套裤汉对教育曾寄予更大希望，并把它当作巩固现制度、实现权利平等的手段，因而他们最终的失望更大。

热月党资产阶级最初保持了山岳派的事业。但渐渐地，它让政策服从于本阶级的利益，取消了免费和义务的原则。共和三年葡月10日（1794年10月1日），国民公会决定建立一所师范学校，对由各县指定的具有高度公民责任感的1300名青年进行为期4个月的培训，结业后他们返回各地负责培养小学教师。共和三年雾月27日（1794年11月17日）的法律决定：在每1000居民中建立1所小学，但不实行义务教育；教育建立在独立于任何启示宗教的共和道德基础上；小学教师由县政府指定的评审委员会挑选，其薪金由国家负担；所有公民都有权利“在法定当局的监督下，开设私立的、自由的学校”。

高等教育同样受到热月党人的关注。旧的大学和研究院都被取消。1793年6月14日，山岳派把王家花园加以改造，建立了自然博物馆。其目的是“对公众进行完整的自然史的教育，重点为农业、商业和艺术方面的成就”共和三年葡月7日（1794年9月28日），国民公会创建了中央公共工程学校，一年后改为综合工科学校。葡月19日（1794年10月10日），根据格雷古瓦的报告，工艺博物馆从此主要服务于实用科学，如存放机器和模型，它也是教授“使用对工艺有用的机器和工具”的一个教学机构。共和三年霜月14日（1794年12月4日）的法令决定在巴黎、蒙彼利埃和斯特拉斯堡建立3所“卫生学校”。此外，还有分别建立于共和三年芽月10日（1795年3月30日）和获月7日（1795年6月25日）的东方语言专科学校和经线办公室。为圆满完成这一宏大事业，国民公会于共和四年雾月3日（1795年10月25日）决定建立国立科学与艺术研究院。研究院分为3个部分（物理与数学、道德与政治、文学与美术），其宗旨为“通过不间断的研究、公布发明以及与专业团体和外国学术机构保持联系来完善科学与艺术”。研究院应该表现和发扬科学的统一性和关联性。设立国立研究院的法律报告人多努宣告：“这是个能使科学与艺术永远接近，并将它们置于进步与实利互相作用之下的制度，其结果之佳是不可估量的。”

共和四年雾月3日（1795年10月25日）关于公共教育组织的重大法律把以上各方面的创举汇成一体：小学、中心学校、专科学校和国立研究院。但是反动势力又有加强。继义务之后，免费也被取消。国家只向小学教师提供住宅，其报酬则由学生负担。督政府继承了这项法律。它努力发展中心学校，使之在1796—1802年间得到很大发展。但是1802年，波拿巴把蓬勃发展的中心学校取消了。由于国家无钱到处开办小学和培养必要的教师，私立的非世俗学校便发展起来。不过它们均被置于市政当局的监督之下。根据共和五年雨月17日（1798年2月5日）督政府的法令，“这种监督比任何时候都更为必要，因为必须制止大量私立学校教师向学生灌输的有害原则四处蔓延”。

4。贵族对有产者国家的归顺

通过把一切有产者（资产阶级和前贵族）纳入纳税人的范围内，民族的社会基础在雾月政变前夕逐渐走向稳定。内战和恐怖曾一度把为数众多的流亡者和反抗派教士排除在民族统一之外。从督政府末期开始，他们重新回到民族范围之内。

流亡者队伍里感情的变化有助于贵族归顺新的民族。他们因坚持传统的价值观念、名誉观或阶级的自私心而离开法国。他们曾长期轻蔑地对待“民族”和“祖国”这些字眼。但是他们通过流亡生活的艰辛开始重新学习认识法国，对这个不再有“我的宗教和我的国王”而是有“土地与祖先”的新祖国产生感情。流亡时间愈长，对故土的怀念和遗憾就愈加强烈。流亡者被没收了地产，他们现在发现了地产的感情价值。名誉观以及对国王个人的忠诚让位于对从孩提时代起的温柔和伤感的怀念。巴黎成为国际城市，而流亡者发现了失去祖国的敏感现实。这个新主题在“忧伤和遗憾”中得到充分表现，在流亡者中迅速扩展，并为夏托布里昂《甜蜜的回忆》揭开了序幕。《基督教之真谛》的作者1802年写道：“为了描绘人们在远离祖国的地方感受到的这种精神上的颓丧，一般人说：这个人患了思乡病。这是一种真正的病症，只有回归祖国才能治愈。”

同时，贵族的政治归顺在土地所有制基础上也在作准备。前制宪议会议员穆尼埃认为，产业应成为新秩序的支撑点。从1795年起他就观察到，“现在大多数法国人所渴望的，除了恢复秩序以外，就是休息、个人安全和尊重财产”。他在1798年3月4日的一封信里写道：“我看只有一种救国的办法，即从财产权中寻求支持。”财产权的基础改变了。穆尼埃意识到，它已经带来新的稳定，因此必须顺应这一新的现实。马莱·迪庞在1799年1月25日的《不列颠信使报》上提出了归顺的基本条件：“接受对个人自由和财产权的保护形式。”

于是，经过10年革命，流亡贵族和资产阶级有产者合流了。尽管过去种种因素曾使他们对立，现在他们却通过故乡和地产的秘密渠道协调一致，把法国土地和法兰西祖国等同起来。他们毫不关心那些没有产业，因而无法用土地概念使爱国主义具体化的人。通过改变土地所有制，革命确实使有产者与土地联系得更紧了。废除封建捐税、教会什一税和出售国有财产使有地产的农民失去了一切革命精神，在他们和广大无地产农民之间掘出了一道鸿沟，加强了他们同城市资产阶级之间保守的联盟。祖国在1789年还是个抽象的概念，其中的希望多于现实。现在，资产阶级和富裕农民取得或加强了地产，因此祖国对于他们已经成为一个具体的概念和明确的形式了。这就是全权拥有的土地。爱国主义被抽掉了1789年的政治与社会内容，具体化为地产。流亡贵族则通过完全不同的道路恢复了比传统偏见更有力的本能和感情价值，从而也使祖国的概念具体化，把它同土地等同起来。这为归顺于有产者的国家创造了条件。

这样，归顺的贵族被纳入资产阶级国家后，开始了新统治阶级的各成分的融合。1789年人们为革命制定的目标之一达到了。

[1]本书中不少历史事实取自东方各大帝国。作者的结论是：人的一切不幸是由于放弃了“自然宗教”，尤其是由于专制主义和神权统治的弊害。——译者

[2]圣德尼修道院建自7世纪，后为王室墓园，是帝王祭祀祖宗并在死后安放陵墓的地方。其中有历史价值的文物很多，尤以文艺复兴时期古墓为贵。大革命中曾受到一些损失。——译者

[3]普罗托热纳是古希腊亚历山大大帝时代的名画家，作品力求完善，往往经年累月始成。——译者

[4]根据《圣经》（《创世记》），巴比伦塔是人们为与天接近而建造的高塔。造塔之事惊动了上帝，它使人们的语言不再相通，从而导致建塔失败。——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