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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革命政府的胜利和垮台1793年12月1794年7月02（第3页）

当人民运动日益背离革命政府时，巴黎和全国都出现了厌倦恐怖统治的舆论。

在胜利的条件下镇压已显得不再必要。因而对恐怖统治的厌倦也变得更加强烈。工商业资产阶级勉强容忍着政府对经济的控制。他们盼望早日恢复1789年革命赐给他们的生产和交换的完全自由。他们也担心自己的财产权受到损害。长期不得实施的风月法令似乎要重新开始实行。为“挑出”嫌疑犯，已成立了一些人民委员会。救国委员会竭力调整恐怖统治。它召回了在外的一些知名的恐怖主义者，并根据牧月22日法令重建司法和镇压方面的中央集权。然而，救国委员会的这一法令未能贯彻。在执行中歪曲了这一法令：它把性质截然不同的案件混合在一起，将被告成批地判决，同时以“监狱阴谋”为由加速镇压机器的运转。由于经济困难和“对断头台的厌恶”，舆论界掀起了一股反对革命政府的潮流。

人民运动自芽月惨剧后渐渐脱离了革命政府。1794年春天，在对国民公会和各政府委员会表示忠诚的一系列游行活动的假象背后，人们看到，巴黎各区政治生活在无可救药地退化，巴黎无套裤汉对现制度深怀不满。圣茹斯特写道：“大革命冻结了。”这一现象既有社会方面的原因，也有政治方面的原因。

在政治方面，各区的区民大会被迫循规蹈矩，被无套裤汉视为基本政治权利的市、区行政长官的民主选举被取消了。对埃贝尔主义者的镇压在悄悄地进行着。利用“埃贝尔主义”这个词打击敌视雅各宾中央集权和依恋人民民主制度的区民骨干分子是很方便的。当时，有些区曾出现骚乱，但很快被镇压下去。尽管如此，这些骚乱说明了人民反对派依然存在。马拉区在花月里又展开了对这位人民之友的崇拜活动。但牧月3日（1794年5月22日），各政府委员会下令禁止一切所谓“局部的”节庆。获月底，大多数区都发生了“博爱宴会”运动，这些运动也很快遭到谴责和禁止。

在社会方面，经济政策的新方向使民众消费者感到不满。经过清洗、现由罗伯斯庇尔分子帕扬领导的巴黎市府为商界恢复了名誉。获月9日（1794年6月27日），帕扬质问道：“那些针对鱼肉人民的吸血鬼……针对食品杂货商的无休无止的大叫大嚷，究竟有什么益处？”生活必需品的价格虽被限定，但政府并不征集这些物品，只满足于供应面包。面包的分配归各市政当局负责。巴黎市府明确宣布，对私人从外地调运食品的活动将不作任何限制，并命令逮捕所有阻碍贸易的人。这种做法导致了黑市的活跃，破坏了限价制度。市府为了满足制造商和手工业者而牺牲无套裤汉、工人和工资劳动者等最贫困阶层的利益，同时禁止他们的一切请愿行动。从花月起，新限价法令的颁布和经济统制的放松引起生活必需品价格突然上涨。各个职业团体都闹起要求增加工资的工潮。巴黎市府根据勒夏普利埃法野蛮地镇压了这些工潮。热月5日（1794年7月23日）颁布的巴黎工资最高限额表使这种限制性政策发展到顶峰。这个工资价目表严格遵照1793年9月29日的法令，强行降低了工人的工资，而且降低的幅度相当大：一个在风月挣5锂工钱的先贤祠工地的石匠，现在只能挣3锂8苏了。恰恰在罗伯斯庇尔派当局和巴黎市府需要人民群众可靠支持的时候，工人的不满情绪爆发了。

在国民公会中，反对派的核心是一些被召回的特派员，一些凶狠的恐怖主义者（尤其是那些感到自身受到威胁的人，如卡里耶、富歇）和一些渎职者（如、弗雷隆、塔利安等）。腐化者的乱党又一次形成了。它的基础是那些乘胜利之便要求结束恐怖统治的新宽容派和那些只把革命政府当作权宜之计来接受的平原派。人民运动已被制服，无须再担心发生起义。既然如此，国民公会有什么理由继续容忍政府委员会的监护呢？在不愿再受束缚的国民公会和充满强烈敌意的巴黎无套裤汉之间，革命政府成为一座空中楼阁。

两个政府委员会的分裂促成了自己的毁灭。

领导镇压工作的对于救国委员会的越权行为，尤其是对它的警察局的活动已忍无可忍。组成的是一些冷酷无情的人，如何马尔、瓦迪耶、武朗等。他们的精神状态接近过激派，希望延长恐怖统治，因为他们的权威有赖于这种统治。这是些无神论者，因而对制止非基督教化运动，对最高主宰崇拜深为不满。除了达维德和勒巴以外，他们出于个人恩怨和原则分歧，都特别仇视罗伯斯庇尔。

救国委员会如果保持团结，它是能够轻易制服这个反对派的。然而这个大委员会逐渐地也发生了分裂。罗伯斯庇尔以自己辉煌的贡献成为革命的法国人心目中名副其实的政府首脑。但他没有谨慎地避免触怒同事们。他要求别人像要求自己一样严格，很少拉关系，对大多数人都保持距离和有所保留，好像他总是在算计，或怀有野心。关于这位不可腐蚀者有“野心”的指控，吉伦特派曾提出过，科尔得利派也提出过，现在又被救国委员会内部的卡诺和比约-瓦雷恩提出来。共和二年花月1日（1794年4月20日），比约-瓦雷恩在国民公会宣称；

“一切珍惜自由的人都应对那些占据显位者的德行保持警惕。”

除了性情不投和职权冲突（卡诺和圣茹斯特发生过激烈争吵，并曾为罗伯斯庇尔和圣茹斯特批评他的军事计划而恼火）之外，还有社会方针方面的分歧。卡诺和兰代都是归附山岳派的平原派分子，属于保守的资产阶级。他们厌恶社会民主，难以忍受统制经济。比约-瓦雷恩和科洛·代布瓦则倾向于另一极端。（其成员瓦迪耶曾企图丑化最高主宰崇拜）抓住一个自称“上帝之母”的名叫卡特琳娜·泰奥的老太太大做文章，拐弯抹角地攻击罗伯斯庇尔。罗伯斯庇尔怒不可遏，从获月中旬起即不再出席救国委员会。这种退隐对他的政敌来说是求之不得的。

两个政府委员会于共和二年热月4日至5日（1794年7月22日至23日）举行联席会议，试图和解，但未成功。两个委员会的成员都意识到，如果不重建和谐的关系，革命政府就不能维持下去，也不能抵御腐化分子和新宽容派的进攻。然而，虽然圣茹斯特和库通赞成和解，罗伯斯庇尔却拒绝这样做。他想断然粉碎由山岳派中的政敌和曾支持自己的平原派所结成的联盟。

3。结局：无法成功的起义

罗伯斯庇尔决定把冲突公诸于国民公会，这实际上是请国民公会评判革命政府的行为。而且，这样做也无异于毫无防备地冒一场巨大风险。因为，当时人民运动已经被压制下去，巴黎无套裤汉对政府不是漠不关心便是心怀敌意。

热月8日（1794年7月26日），罗伯斯庇尔在国民公会向他的政敌发起进攻，把恐怖扩大化的责任推到那些伪装成宽容派的凶狠歹毒的恐怖主义者身上。但他不愿点出他所指控的议员的名字，这是最大的失策。因为所有自知干过某件错事的人都感到了威胁。当晚，正值罗伯斯庇尔在雅各宾俱乐部的演说博得鼓掌，各委员会都张皇失措、举棋不定的时候，他的政敌开始行动了。那些很久以来便计划搞掉罗伯斯庇尔的议员在当晚同平原派一起策划了阴谋（他们向平原派许诺要结束恐怖统治）。这是一个以恐惧为唯一纽带的暂时同盟。

热月9日（1794年7月27日），国民公会于11时开会。12时，圣茹斯特上台发言。这时，整个事变便迅速地展开。阴谋分子们策划的阻挠议事的手法无情地堵住了圣茹斯特的口，接着又封住了罗伯斯庇尔的口。对巴黎国民自卫军司令昂里奥和革命法庭庭长迪马的逮捕令获得通过。在可怕的喧嚣声中，一个不出名的议员卢舍提出的对罗伯斯庇尔控告令获得一致通过。罗伯斯庇尔的弟弟要求同他共命运。库通和圣茹斯特也随之被捕。勒巴则要求得到加入被捕者行列的光荣。罗伯斯庇尔高呼：“共和国完了，强盗们得势了！”旁听席上的目击者纷纷离开国民公会，把这一可怕的消息带到各区。这时还不到下午2点钟。

巴黎市府试图发动起义，但组织工作和领导都很糟糕。3点钟之前就得到消息的市长弗勒里奥-莱斯科和国家专员帕扬，要求市府总委员会委员回到各区擂鼓集合，敲响警钟。6点钟左右，所有活动分子都得到报警，各区都警觉起来。但48个区里只有16个区向市府的沙滩广场派遣了国民自卫军支队。芽月以来镇压各区骨干分子的后果由此表现出来。然而无套裤汉的先锋——国民自卫军炮兵连的革命积极性比步兵营要高。到傍晚6点钟，起义当局掌握了驻扎在首都的30来个炮兵连中的17个，以及32门火炮，而当时国民公会身边只有1个警卫连。在几个小时里，巴黎市府掌握着炮兵力量的绝对优势。只要它能有一个统帅这支力量的军官，这种优势便是一张决定性的王牌。市府派人救出了那些被宣布逮捕的议员。随后，大家来到市府商讨对策。然而国民公会很快恢复了镇静，并通过决议，宣布那些反叛的议员不受法律保护。受命纠集一支军队，持温和态度的各区纷纷归顺。聚集在市府前的国民自卫军和炮兵既无军令也无给养。关于那些议员被宣布不受法律保护的风声很快传开。沙滩广场上的人渐渐走散。翌日凌晨2点左右，进军市政厅，并以突袭方式占领之。巴黎市府不经战斗就被打垮了。

热月10日（1794年7月28日）晚，罗伯斯庇尔、圣茹斯特、库通和他们的19名拥护者未经审判就被送上了断头台。第二天，又有71人被集体处死了。在大革命中，这是处死人数最多的一次。

就这次起义尝试本身来说，失败的责任应归咎于巴黎市府的领导人和不善于行动的罗伯斯庇尔派。尽管统治机器大为加强、各区政府纷纷变节，尽管各革命委员会长期来只得俯首帖耳，但仍然有不计其数的无套裤汉赶到市政府。这一行动之所以未能奏效，其责任全在于罗伯斯庇尔派。他们坐以待毙，没有走进沙滩广场领导起义战士。从更高的角度看，这场革命运动的所有矛盾，以及无套裤汉本身的矛盾早已预示着热月9日事变的历史必然性。

革命政府建立在一个由各种相互矛盾的成分组成的社会基础上，因而它缺乏某种阶级意识。罗伯斯庇尔派的靠山——雅各宾俱乐部并不能成为革命政府必要的支柱，因为雅各宾派不构成一个阶级，更不是一个纪律严明的有效政治工具和阶级政党。共和二年的制度建立在社会关系和民主政治的唯灵论观念之上，由此引出的后果对革命政府是致命的。

在政治方面，比在具体问题上的对抗更严重的，是存在于山岳派资产阶级和巴黎无套裤汉之间、各区活动分子和革命政府之间的根本矛盾。在战争条件下需要一个专制政府，无套裤汉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因为他们为创立这种政府作出过贡献。但战争及其各种需要同民主政治产生了矛盾。尽管山岳派和无套裤汉共同主张民主政治，但他们对于民主政治却各有所见。无套裤汉实行的民主政治自发地倾向于人民直接管理；而革命政府则认为这种做法不宜用以领导战争。对当选者实行监督、人民有权撤回授权、通过唱名或通过欢呼来表决——所有这些要求均表明巴黎各区的活动分子满足于形式上的民主。这种政治态度同资产阶级所设想的自由民主政治尖锐对立。无套裤汉曾经要求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以粉碎贵族阶级。但他们对于革命政府强迫他们循规蹈矩、俯首帖耳是不能原谅的。

人民运动和革命政府的相互关系问题还表现在另一方面。1793年春夏季，人民运动取得胜利后，无套裤汉骨干分子却陷于瓦解。尽管不是怀有野心，巴黎各区的许多活动分子却都认为自己的献身精神应该以得到职位作为报偿。革命政府的效率也得靠这种代价来保证。1793年秋，各行政机构都受到清洗，换上了真正的无套裤汉。于是，出现了一个效法巴黎各区选派革命特派员的新潮流。这些特派员来自无套裤汉中最孚众望和最积极的分子。他们起初构成革命官员中最有战斗力的部分。他们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成就本身都要求付给他们工资。故而，这些活动分子在共和二年里转变为革命政府的公职人员。出于对既得利益的顾虑，他们变得柔顺多了。人民运动中最有觉悟的分子进入国家机关以巩固革命政权，这是国内和边境阶级斗争激化所引起的必然现象。但由此也产生了另一结果：人民运动衰弱了，它和政府的关系也开始恶化。由于国防的进一步需要，区民组织的政治活动受到限制。各区内部的民主也被削弱了，官僚化渐渐使群众的批判精神和政治斗争性变得麻木。最后，人民对不断强化专制的政府机关也放松了监督。由此，在革命政府和创立了这一政府的人民运动之间产生出新的矛盾。罗伯斯庇尔派在这一演变过程中曾救助弱者。圣茹斯特说“大革命冻结了”，但他说不出这是为什么。

被自身矛盾削弱了的革命政府随着罗伯斯庇尔及其追随者的遇害而垮台。同时，罗伯斯庇尔等人希望建立的那种民主平等共和国也宣告破产。但是，人民运动还要同在反动道路上愈走愈远的热月资产阶级打一场为时10个月的、顽强而绝望的后卫战。斗争是悲剧性的。随着这场斗争的结束，大革命的动力彻底枯竭了。

[1]嘉布谴会系天主教方济各会的一支。嘉布谴是意大利文Cappúccio的音译，原意为“尖顶风帽”。该会因会服附有尖顶风帽而得名，1528年由意大利人玛窦·巴西（mattéodaBassi，1495—1552年）创立于意大利。该会主张恢复方济各的原来精神和严格的生活方式。——译者

[2]Tacitus（55—120年），古罗马伟大的历史学家，著有《日耳曼尼亚志》、《罗马史》、《罗马编年史》等历史名著。公元1世纪罗马帝国的历史主要赖其著述而得以流传后世。在政治上他倾向于贵族共和制，反对帝制。——译者

[3]巴黎塞纳河上最古老、最著名的石桥，建于1517—1606年。——译者

[4]1驿里=3。898公里。——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