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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革命政府的胜利和垮台1793年12月1794年7月（第2页）

加强恐怖统治的运动由此声威大振。在第一次成功的鼓舞下，在带着无节制的复仇欲望出狱的樊尚的激励下，科尔得利俱乐部更加起劲地谴责那些“新温和派”。他们要求惩罚“压迫爱国者的人”，要求“消灭沼泽派邪恶的残余势力”（雨月18日）。这分明是要清洗国民公会。这场恐怖主义运动的矛头所向，主要是那75名抗议6月2日起义的议员。这些议员被扣押起来，但在罗伯斯庇尔的关照下，他们没有被送上革命法庭。另外，曾于1792年春在温和派请愿书上签名者（人称“八千人帮”和“二万人帮”）也受到谴责。雨月24日（1794年2月12日），埃贝尔在科尔得利俱乐部高声喊道：“必须彻底推翻这个集团！”风月2日（1794年2月20日），科尔得利俱乐部决定重新出版马拉的报纸，决心用它来揭穿“那些欺骗人民的叛徒、败坏或迷惑人民的捣乱者和统治者”的假面具。

加强统制经济的运动越来越受各界人民的欢迎。因为，整个冬季经济形势都在不停地恶化。实行最高限价的决议并没有消除困难。面包虽然不缺了，但质量却很糟。谷稀价贵使得食品店产品质量大为下降，最高限价法实际已遭破坏，但无人受到惩罚。肉类供应的严重不足，在6月份就使人民大众的不满情绪达到极点。因此，请愿运动，在政策方针问题上已趋于缓和，而在生计方面仍十分活跃。尽管建立了控制经济生活的各种机构，对商人的敌意——这种平民心理最典型的反映——仍在不断地表现出来。在生计危机中受苦最深的有两个社会阶层：一是那些自身职业与战争需要没有关系因而几乎处于失业状态的工匠；一是新闻记者。他们都视暴力和加强镇压为带来富足生活的手段。埃贝尔通过他的报纸使一度消沉的恐怖精神重新活跃起来。他的《迪歇纳老爹报》第345期提出了一项重大建议：应当惩治那些把无套裤汉当狗看待、只把骨头扔给他们啃的肉店老板。要像对待无套裤汉的所有敌人一样，让他们做“热手游戏”（即上断头台）。让他们的鲜血像酒商压榨的葡萄汁一样流到新桥[3]下。

发动一场平民暴动的思想已经成形。生计危机将促使无套裤汉采取新的行动。

然而，一度受宽容派攻势影响的救国委员会却在温和主义和过激主义之间采取中立态度。但这两种矛盾倾向之间的平衡点在哪里呢？罗伯斯庇尔除了实行恐怖之外，只会求助于道德。他在共和二年雨月17日（1794年2月15日）《关于指导国民公会的政治道义原则》的报告中，阐明了自己的道德观。

“如果和平时期人民政府的动力在于道德，那么革命时期人民政府的动力便在于道德和恐怖。没有道德的恐怖是有害的，没有恐怖的道德是无力的。恐怖无非是迅疾、严厉而不可动摇的正义，因此也是道德的一种表现。它与其说是一项特殊的原则，不如说是适应祖国最迫切需要的普遍民主原则的结果。”

道德，也就是个人的忘我精神、对公共利益的献身精神和必要时的牺牲精神。罗伯斯庇尔试图用制度、用法定的和司法的保证来维持这种公民道德。至于恐怖，救国委员会则打算在革命法制的范围内加以节制，同时仍把它作为一种统治手段保留下来。

生计危机在冬末突然恶化。巴黎出现了严峻的形势：一场威胁革命政府生存的平民暴动似乎迫在眉睫。

4。风月危机和乱党的覆灭（1794年3—4月）

危机在共和二年冬季逐渐明朗化。革命政府建立后逐渐表现出的社会和政治演进的各种特征更加突出，并深刻地影响着风月危机。这场危机极其尖锐地提出了人民运动同革命政府的关系问题。

首先是社会危机。限价、对经济专制性的管理和领导，并不能保障给巴黎居民充足的供应。无套裤汉因物质生活极端困苦而怨声载道。粮食短缺和物价昂贵折磨着他们。最高限价法实施不力。工资虽得到增加，但抵消不了物价上涨的影响。就像不久前面包店门前的情况一样，肉店门前也排起了长队。人们凌晨3点就聚集到这里，拥挤、斗殴。缺乏农产品供应的巴黎中央菜市场里也吵成一团。深受其苦的工资劳动者掀起了请愿运动。建筑工人们要求加工资。军火工场在风月里不断发生骚乱。生计危机造成了过激的恐怖主义心理。风月8日（1794年2月26日），一位妇女在人权区的民众俱乐部里喊道：“我们还留着这些贵族干什么？难道不早就应该把这些让人民吃不饱肚子的坏蛋送上断头台吗？”

其次是政治危机。国防的需要和雅各宾派的权力概念促使革命政府愈来愈想使民众组织对自己消极服从，并把民众的民主主义做法一步步化为资产阶级的措施。无套裤汉的革命行动受到损害。巴黎各区和各民众社团的活动被引导到为战争出力方面（包括装备“雅各宾骑士”、收集硝石、抚养士兵的父母和子女），远远偏离了普遍性的政策的问题。曾逐渐被各区革命委员会控制的各基层组织，现在转而受政府支配。但这种转变是费了很多周折和冲突才达到的。温和派不失时机地利用这些事件展开宣传，从而加剧了混乱。活动分子们了解这些情况。雪月4日（2月22日），一位演说者在“武装人”区的民众俱乐部里宣布：“你们若失去了革命的运动，哪怕只有片刻工夫，爱国者就完了！他们就死期将至了。”

共和二年风月的危机集中表现了1789年的爱国者和1793年的爱国者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本身又反映了无套裤汉和雅各宾派（或山岳派）之间，关于政治生活和社会组织的平民观念和资产阶级（亦即雅各宾派）观念之间不可消除的对抗性。在危机的背景下，“新温和派”和“坚定的爱国者”之间由各种私仇加深了的对立越发尖锐。樊尚和龙森的拥护者们仍怒气未消。风月8日（1794年2月26日），科洛·代布瓦（从里昂回来后他一直致力于调和四分五裂的爱国者）曾力图实现科尔得利派和雅各宾派的和解，但告无效。风月9日，科尔得利派再次要求逮捕那些“不配坐在国民公会议席上的叛徒们”，并特别要求逮捕卡米耶·德穆兰。激进反对派和平民不满情绪结合起来，构成了对革命政府的严重威胁。为应付这种威胁，革命政府需要采取大刀阔斧的社会措施。

共和二年风月的一系列法令就这样应运而生。早在雨月13日（1794年2月1日），国民公会就通过了拨款1万锂作救济金的决议。风月3日（1794年2月21日），巴雷尔又提出一项新的普遍限价法。风月法令走得更远一些。风月8日（1794年2月26日），圣茹斯特在作了关于在押人犯的报告之后，促使国民公会通过了查封嫌疑犯财产的法令。风月13日（1794年3月3日），又产生了一项法令，责成救国委员会提出“用共和国之敌的财产赔偿所有不幸者的办法”。

圣茹斯特宣称：

“现实的力量也许正在把我们引向我们所不曾想到的结局。为数甚众的革命之敌控制着财富，贫困迫使劳动人民处于从属于敌人的地位。你们设想一下，在一个国家里，如果民事关系导致的结果和政府的形式截然相悖，这个国家难道还能存在下去？”

他还指出：

“不幸的人是地球上的强者，他们有权以主人的姿态向忽视他们的政府说话。”

圣茹斯特在他的第二个报告的结尾处，向旧制度的君主们提出挑战：“幸福是欧洲的一个新观念。”

尽管如此，风月法令的影响却不宜夸大。阿尔贝·马迪厄对圣茹斯特“既没有得到他所希望满足的人们的理解、也没有得到他们的拥护”这一情况深为惊讶。圣茹斯特和革命政府得到了理解，这是不容置辩的。革命之敌在共和国里不得享有任何权利，他们的财产应当拿来赔偿冒着生命危险保卫共和国的爱国者。这些观点早在1793年春就开始形成，并在无套裤汉中广泛流传。因而风月法令并不带有任何特别的性质。马迪厄曾写道，圣茹斯特的结论构成“一种旨在从埃贝尔主义的混乱愿望中总结出一套社会纲领的重大企图”，对此我们也是难以苟同的。

无套裤汉和激进爱国者很早就在这方面提出了一种更激进的纲领。另一方面，即使查封嫌疑犯财产和赔偿贫穷爱国者的计划符合人民大众的要求并深受欢迎，这些以后才能表现出影响的措施并不能满足当时的迫切需要，对解决生计危机并不能带来任何帮助。圣茹斯特和罗伯斯庇尔怀有不容置疑的诚意，但风月法令只能归结为一种旨在对抗激进宣传的策略手腕。这个手腕失败了。到风月中期，由于革命政府无所事事，既不想实行保证无套裤汉生计的经济计划，又不想实行摆脱温和派威胁的政治计划。于是，这场危机恶化到了极点。

风月危机的极度恶化，表现在人民群众中流传着的反对商人和富人的恐怖主义言论上，也表现在一些反叛性公告和起义谣传上。这些起义谣传引起各政府委员会的警惕，也使科尔得利派产生错觉，激励着他们去采取他们认为具有决定意义的行动以清除敌对分子。他们估计加强压力可使自己最终取得优势。埃贝尔在《迪歇纳老爹报》上谴责新出现的“催眠派”——也就是罗伯斯庇尔派。在第350期上，他把“神圣的断头机”视为“点金石”。他还揭露政府在各派之间寻求平衡的政策：

“有人想两面讨好，有人要拯救那些曾阴谋反对自由的坏蛋，这是白日做梦。正义将不顾催眠派的干扰而得到伸张。”

最后，埃贝尔提出一项明确的社会纲领：

“你们要保证每个公民都有工作，要向老年人和残废人发放救济，要迅速组织国民教育以圆满完成你们的事业！”

但是，科尔得利派领袖们忽视了所有革命行动日的经验，没有注意组织他们设想中的运动，也没有切实加强和人民群众的联系。人民群众对物资匮乏比对温和主义危险更为关注。

肃清过激派是一出迅雷般的惨剧，平民活动分子为之惶然失措，与革命政府的关系更加疏远。风月12日，革命军将领龙森在科尔得利俱乐部声称有必要发动起义。风月14日（1794年3月4日），写着人权宣言的牌子又被蒙上布幔，陆军部秘书长樊尚谴责那些“似乎串通一气要建立温和主义的罪恶制度”的人。卡里耶从镇压爱国者这一事实得出结论：应当举行起义——“一场神圣的起义”。埃贝尔附议道：“对，是应当举行起义了，而且科尔得利派将不是最后一批发信号消灭镇压者的人。”

看来，科尔得利派只是想搞一次群众示威，但这场示威不仅针对温和派，它的矛头直接指向革命政府及其政策。风月17日，科洛·代布瓦曾企图在雅各宾派和科尔得利派之间搞调和。对此，龙森当场报以一篇激烈的演说，大骂发明“超革命派”这个词的罗伯斯庇尔，指出“这个词成了新捣乱分子压迫最热忱的爱国者的借口”，并强烈要求人们“彻底消灭一切温和派、骗子、野心家和叛徒”。

在科尔得利派和雅各宾派的对立以及人民运动和革命政府的对立之外，还存在着抵抗和运动这两种政策的对立。坚定的爱国者要搞运动，认为唯此才能把无套裤汉和大革命牢牢地联系在一起，才能保卫大革命。埃贝尔在他的最后一期报纸中写道：“只要后退一步，共和国就完了。”由于这里指的是无套裤汉参加建立的人民共和国，因此他的话是有道理的。而对于以资产阶级的保守共和国为理想的温和派说来，前进一步则是致命的。

风月中旬开始，科尔得利集团的攻势威胁了作为政府行动基础的社会平衡。救国委员会再也沉不住气了。风月23—24日（3月13—14日）夜间，科尔得利俱乐部的主要领袖均被逮捕，并被送上革命法庭。诉讼案把外国奸细（克罗茨、银行家科克、普罗利、德菲厄、佩莱拉、迪比松）、科尔得利集团（埃贝尔、龙森、樊尚、莫莫罗）、激进爱国者（革命骑兵队上尉马聚埃尔、物资部廉洁的代孔布）和平民活动分子（科尔得利俱乐部的昂卡尔，马拉区反囤积专员、朴实的迪克罗凯）全都混在一起。他们在共和二年芽月4日（1794年3月24日）都被送上断头台。

接着便是对宽容派的清算。丹东派一度以为他们又要得势，从风月末就开始施加压力。被查封的第7期《老科尔得利报》编写了一份针对救国委员会政策的激烈控诉状。但犹豫了许久才镇压了过激派的救国委员会是决不愿失去控制权的。早在风月28日（1794年3月18日），国民公会就颁布了对法布尔·代格朗蒂纳、巴齐尔，夏博和德洛内等被牵涉进东印度公司案件的议员的控告令。对镇压埃贝尔及其朋党感到不安的比约-瓦雷恩和科洛·代布瓦二人在支持下，终于促使犹豫不决的罗伯斯庇尔下定决心，芽月9—10日（1794年3月29—30日）夜间，逮捕了丹东、卡米耶·德穆兰、德拉克鲁瓦和菲利波。罗伯斯庇尔于芽月11日作了一次动人心弦的讲演。此后，国民公会便批准了这次行动。罗伯斯庇尔说：

“我曾经是佩蒂翁的朋友，但他的真面目一经暴露，我就抛弃了他。我也曾和罗兰有过来往，但他一叛变我就揭露了他。丹东要步他们的后尘，在我看来，他只能是祖国的敌人。”

诉讼案把一些渎职的议员、外国间谍（居兹曼和弗雷兄弟）、一个投机商、代斯帕尼亚克修士、丹东的朋友韦斯特曼将军及埃罗·德·塞谢尔等人同丹东派首领们混在一起。丹东并无惧色，大骂控告他的人们。一项法令规定：任何犯人若侮辱国家司法即可被剥夺申辩权。所有这些犯人都在共和二年芽月16日（1794年4月5日）被送上了断头台。

第三件诉讼案以一桩旨在释放嫌疑犯的“监狱阴谋”为借口，其目的是清洗反对派的残余分子。巴黎市府的国家官员肖梅特、德穆兰的遗孀和埃贝尔的遗孀、狄龙将军等，这些互相间毫无关系的人被拉到一起，并于共和二年芽月24日（1794年4月13日）被处死。

芽月的惨剧具有决定性意义。科尔得利集团的冒险企图为革命政府提供了一个契机，以加速它的演变进程。虽然革命政府在危亡关头同意跟无套裤汉结成联盟，并为维持这个联盟作出过让步，但它从来没有接受无套裤汉民主的社会目标和政策方针。对各政府委员会来说，反抗反法联盟和反革命势力的斗争，以及它们的政治观念，都要求控制民众组织并将它们限定在资产阶级革命的激进民主主义范围之内。由于科尔得利俱乐部的反对派运动威胁了革命政府的平衡，革命政府便采取了镇压手段。但是，无套裤汉看到自己所信赖的、表达自己愿望的《迪歇纳老爹报》和科尔得利派被定罪，他们便对革命政府产生怀疑。政府虽然也处死了丹东，但这也无济于事。继这几场大诉讼案之后的镇压活动尽管有所节制，但仍在活动分子心中产生恐惧，各区的政治生活从此变得死气沉沉。革命政府和各区无套裤汉之间直接的、兄弟般的联系被切断了。圣茹斯特不久这样写道：“大革命冻结了。”芽月的惨剧实际上是热月政变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