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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立法议会战争和王座的倾覆1791年10月1792年8月（第1页）

第五章立法议会。战争和王座的倾覆（1791年10月—1792年8月）

在1791年宪法基础上确立的自由君主制的尝试连一年也未能维持。在国王领导的贵族反革命和人民运动这两面夹击下，掌权的资产阶级为了消除国内的困难不惜使国外的困难变得更严重。它与国王同谋，把法国和大革命投入战争之中。然而战争却使其发动者的打算全部落空了。战争使革命运动重新活跃起来，导致了王位的倾覆，并且在几个月之后又导致了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倒台。

轻率地挑起与贵族阶级的欧洲的冲突后，革命的资产阶级不得不向人民求助，进而向人民做出让步。于是国民的社会内涵被扩大了。实际上，这一现象是从战争具有民族和革命两种性质之日开始形成的。这场战争既是第三等级反对贵族阶级的战争，又是全民族反对旧制度的欧洲联盟的战争。法国的贵族阶级在国内大搞反民族的战争，欧洲的贵族阶级对法国大兵压境。在这种威胁下，基于纳税额的选举制度这一脆弱框架在人民的奋起中土崩瓦解了。

Ⅰ。走向战争（1791年10月—1792年4月）

1。斐扬派和吉伦特派

在1791年以前，资产阶级是团结有力的。瓦雷恩事件发生后，它发生了分裂，皮尔尼茨宣言使这种分裂更为加剧。无论在议会里还是在全国，资产阶级在它的敌人面前已经不再构成一个统一阵线了。

在新的立法议会中，代表的主体仍然来自资产阶级，产业主和律师在其中占优势。初级议会6月指定的选举人在1791年8月29日—9月5日任命了议会议员。这发生在马尔斯校场事件之后和皮尔尼茨宣言激起的不安之中。立法议会745名议员在1791年10月1日第一次集合。他们都是些新人（在罗伯斯庇尔的要求下，国民制宪议会代表在1791年5月16日通过法令，宣布他们自己不得当选为立法议会议员），大多数是年轻人（议员中多数为30岁以下），尚无名气。他们中许多人是在市镇和省的议会中崭露头角和开始政治生涯的。

议会右翼由264名斐扬派议员组成。他们既反对旧制度也反对民主，主张有限的君主制和资产阶级的优势地位，正如1791年宪法所规定的那样。但是，斐扬派中有两种倾向，或者说是两股帮派。拉梅特派对巴纳夫、迪波尔和拉梅特“三巨头”言听计从。虽然这3人不再为议员，但大部分新大臣都由他们选择，例如外交大臣莱萨尔。拉法夷特派则一切按拉法夷特的授意行动。拉法夷特极重虚荣，对三巨头取代了自己在宫廷受宠信的地位怀恨在心。

左翼大体是由参加雅各宾俱乐部的136名议员组成的。它主要由两名巴黎的议员为首领：一个是记者布里索，他所属的派别被称为布里索派；另一个是哲学家孔多塞，他是伏尔泰著作的出版人。左翼受到一些在吉伦特省当选的出色演说家的巨大影响，他们是：韦尼奥、让索内、格朗热纳夫、加代等等。“吉伦特派”的名称便由此产生。50年后，拉马丁使这一名称家喻户晓[1]。布里索派多为新闻家、律师、教授，他们组成了第二代革命者。这些人中大部分出身于中等资产阶级，他们与波尔多、南特、马赛等海港的船主、银行家、批发商等工商业大资产阶级联系紧密，并保护他们的利益，就出身和所受哲学教育而言，布里索派倾向于政治民主；就其社会关系和气质而言，他们则倾向于尊重财富并为之效力。

议会的极左翼是几个主张实行普选制的民主派，如罗贝尔·兰代、库通、卡诺。3个亲密无间的议员——巴齐尔、夏博、梅兰（蒂翁维尔人）组成了“科尔得利三人帮”。他们在议会中影响不大，但在各个俱乐部和人民团体中却相当起作用。

中间派处于斐扬派和布里索派之间，由345名议员组成。这是一个不稳固的群体，他们被称为“独立派”或者“立宪派”。这些人真诚拥护革命，但是缺乏明确观点，也没有杰出人物。

在巴黎，俱乐部和沙龙既能够反映议会的观点也能够促使政治斗争激化。

沙龙中云集了各派的首领，并为他们提供了协调意见的方便。斯塔尔夫人是内克之女，纳博纳伯爵的情妇。她的沙龙成了拉法夷特派的活动中心。韦尼奥则把他的朋友们汇集在旺多姆广场附近多登夫人豪华的餐桌旁或沙龙里。这位多登夫人是一位包税商的遗孀。布里索派在罗兰夫人的沙龙中集合。她是一位富于正义感和感情丰富的妇女，是吉伦特派的灵魂。通过其好友和其丈夫的斡旋，罗兰夫人发挥了巨大影响。她的丈夫正直而平庸，曾任工场视察员。

俱乐部的作用越来越增强，它们把各种倾向的活动分子都组织起来。出入斐扬俱乐部的只有那些属于温和资产阶级的立宪派。雅各宾俱乐部会费较低，具有民主性质。小资产阶级、小商贩、手工业者经常不断地出席它的会议，成为它的支持力量。他们最欢迎的演说家是罗伯斯庇尔和布里索，这二人的观点不久便对立起来。雅各宾俱乐部通过其分会把影响扩展到全国，把所有革命保卫者和国有财产购买者组织在一起。科尔得利俱乐部是由更下层的人民分子组成的。

最后还有巴黎的48个区，它们使积极公民能了解政治事件的发展情况，并在某种程度上控制这些事件。这些区定期召开全体大会。从1792年7月起，当消极公民大量进入后，大会便成为人民积极参与政治生活的场所，对民主与平等思想的传播作出了贡献。

2。国王与议会的第一次冲突（1791年底）

国民制宪议会有许多难题未能解决。它把这些难题留给了立法议会。这导致了国王与立法议会的冲突，而这种冲突不是以宪法方式所能消除的。这些难题涉及各个方面。

首先是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困难。1791年秋天，城市和农村中的动乱再度兴起。在城市，动乱首先是由于指券贬值和生活必需品涨价引起的。由于圣多明各黑人不堪忍受奴隶制而举行起义，殖民地出产的食品，如咖啡、糖、朗姆酒的价格上涨尤为显著。1792年1月底，巴黎的一些食品杂货店周围发生了混乱，人群强迫商店降低商品价格。巴黎各区也开始检举囤积居奇者。在农村，小麦价格上涨和在赎买前依旧保持的封建租税激起了骚乱。从1791年11月起，几乎到处都发生抢劫运粮车和市场的事件。博斯地区的各个市政府迫于人民骚乱的压力，对粮食和必需的生活品实行规定价格。1792年3月3日，埃唐普的市长西莫诺——一个富有的皮革商，因拒绝实行规定价格而被杀死。斐扬派把他奉为殉道者。1792年3月，在中部和南部地区，流亡者的城堡连遭抢劫和焚毁。农民群众要求彻底取消封建制度。在这种社会威胁下，立法议会举棋不定并出现了分裂。

其次是宗教方面的困难。反抗派教士继续进行煽动，致使一部分信奉天主教的群众投向反革命一边。1791年8月，反抗派教士在旺代挑起了动乱。1792年2月26日，他们把洛泽尔的农民煽动起来反对芒德的爱国者。反抗派教士与贵族之间的勾结处处可见。1791年10月16日，贵族们在阿维尼翁策动了一次叛乱，并且杀害了激进派的首领——市镇文书莱斯居耶。爱国派则以拉格拉西埃尔的屠杀进行报复。

最后还有来自国外的困难。普罗旺斯伯爵加入流亡运动后，流亡者的挑衅活动大为增加：他们发布宣言叫嚷入侵法国，并猖狂地对立法议会进行猛烈抨击。孔代亲王命令军队集结在特雷弗选侯领土上的科布伦茨。对大革命的威胁逐步具体化了。

立法议会的政策在社会方面是犹豫不定的，但在反对革命的敌人方面却坚决得多。

在社会方面，资产阶级以武力镇压了农民起义后便不再像1789年时那样团结一致了。富有的资产阶级慑于社会**，越来越与贵族阶级同流，它打算与王权取得和解。但是，中等资产阶级在瓦雷恩事件后失去了对国王的任何信任。它首先想到的是其自身利益，并且懂得只有依靠人民才能保卫这些利益。中等资产阶级的领袖们竭力防止资产阶级与人民各阶层之间出现裂痕。1792年2月6日，佩蒂翁在给比佐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资产阶级和人民团结一致才完成了这场革命，只有他们的团结才能保住这场革命。”多姆山省的议员，后来成为罗伯斯庇尔至友的库通在同一时期也宣称：应该制定公正的法律以使人民同革命结合在一起。还应该“坚信人民的精神力量比军队的力量更为强大”。1792年2月29日，他提出建议：除了领主有原始文件证明的权利外，其他一切封建权利都予以无偿废除。斐扬派反对表决这项措施。战争使资产阶级的困难加重，从而使农民的彻底解放有可能实现。

在政治方面，布里索派在拉法夷特派的支持下把议会鼓动起来对抗革命的敌人。拉法夷特派对战争的前景毫不担心。立法议会通过了4项针对流亡者和反抗派教士的法令。1791年10月31日的法令限普罗旺斯伯爵在两个月内返回法国，否则将剥夺他的王位继承权。11月9日的法令对流亡者们发出了同样的警告，否则他们将被作为阴谋嫌疑犯，他们的财产收入也将被收为国家所有。11月29日的一项法令要求反抗派教士进行一次新的公民宣誓，并授权地方行政部门在发生骚乱时将他们逐出住地。11月29日的另一项法令请国王“要求收留法国逃亡者的特雷弗和美因兹的选侯以及帝国其他诸王公不要再在边境聚集和招募军队”。

吉伦特派借助这些主动措施一步步激发起民族感情，他们认为这样可以使国王失去回旋的余地，迫使他明确表示对革命是赞成还是反对。

此时，宫廷也开始采取破釜沉舟的政策。11月，在巴伊辞职后举行的巴黎新市长选举中，宫廷使拉法夷特的竞选归于失败，结果雅各宾派的佩蒂翁于1791年11月16日当选。国王和王后暗自庆幸这一结果。玛丽-安托瓦内特在11月25日写道：“我们甚至可以从过了头的坏事中更早地得到好处。对此，一般人是料不到的。”这是推行“物极必反”的政策。11月的几项法令以及布里索派的好战主动性使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瓦内特不胜欢喜。国王对制裁反抗派教士和流亡者的措施行使了否决权，但他却批准了涉及他兄弟的法案和请求他向德意志诸侯发出最后通牒的法案。这样一来，议会便中了国王的圈套：诸侯受到攻击，他们就会投入战争。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瓦内特以绝妙的两面三刀之术挑拨敌对双方，进而使战争不可避免。向外国求援成了挽救君主制的唯一办法。

3。战争与和平（1791年冬—1792年）

大革命和旧制度之间在利益和思想方面的冲突造成了困难的外交局面。布里索派和宫廷出于对国内政治的考虑，对这种冲突不但不加缓和，反而逐步将其引向战争。以罗伯斯庇尔为首的极少数人反对战争，但未能如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