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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社会危机02（第2页）

因此，18世纪末，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生存无任何保障。由于缺少收入转让制度，救济事业仍很不发达；1786年贸易条约引起英国制成品大量流入；1788年的坏收成和1788—1789年的严寒冬天。所有这些在当时并不是特别的灾难，也许比1709—1710年的程度要轻，但是，此时正值经济结构的危机，新思想正在四处传播，国家镇压工具也陷于危机。这些情况是路易十四王朝时期，即便是末期也未曾有过的。再者，17世纪以后人们的心态已发生了变化。在一部分人民群众中，尤其在大城市和贸易活跃的农村地区，1720—1770年间生活条件的改善和初等教育的发展使他们开始不大遵从教会的道德箴言（1760年后避孕开始出现，虔诚读物减少），并不安于逆来顺受了。在许多农村越来越多地出现了农民与领主间的敌对事件（这些事件本身往往是无足轻重的）。农民与僧侣之间的敌对甚至也出现了，只是较少些。三级会议的咨询活动开始后，人们感到幸福有可能得到，前途充满希望，同时也越发不能忍受经济情势方面的危机了。

Ⅲ。资产阶级的哲学

社会的经济基础正在改变，意识形态同时也在变化。大革命的思想源流应该从17世纪以来资产阶级所创立的哲学中去寻找。笛卡儿曾指出用科学驾驭自然的可能性。作为他的继承者，18世纪的哲学家公开地阐明了一个新秩序的原则。哲学运动与17世纪教会、国家的专横和禁欲思想背道而驰。它深刻影响了法国思想界，唤醒并激发了批判精神，同时提供了新的观念。无论在科学、信仰和道德方面还是在政治与社会组织等各个领域，启蒙思想都以理性原则取代了官方与传统的原则。

德·朗贝尔夫人（1647—1733年）说过：“研究哲学就是使理性恢复其全部尊严和权利，就是把一切事物与它们本身的原则联系起来，并摆脱舆论与权威的桎梏。”

狄德罗在《百科全书》中对“兼收并蓄”条目作了这样的解释：“兼收并蓄者作为哲学家，他打碎偏见、传统、古法、普遍认可和权威，即一切束缚群众精神的东西。他敢于独立思考，敢于探索最明确的普遍原则。他对任何事物的承认都必须经过感觉和理性的证实。”

伏尔泰在1765年写道：“真正的哲学家，他们开垦荒地，促进耕犁和居民数量增加，他们使穷人有事做，能致富，他们鼓励婚姻，安抚孤儿，对必要的捐税毫无怨言，并力图使耕作者有条件愉快地缴纳，他们对人无所求，而是鞠躬尽瘁，为其谋福。”

1748年后，该世纪中最伟大的著作相继问世：从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1748年）到卢梭的《爱弥儿》和《社会契约论》（1762年）。在此期间出版的还有比丰的《自然史》（第1卷出版于1749年）、孔迪雅克的《感觉论》（1754年）、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1755年）、摩莱里修士的《自然法典》（1755年）、伏尔泰的《论各民族的风俗与精神》（1756年）和爱尔维修的《论精神》（1758年）。在1751年这一年中，出版了狄德罗主持的《百科全书》第1卷、伏尔泰的《路易十四时代》和重农学派的刊物——《经济杂志》第1集。伏尔泰、卢梭、狄德罗和百科全书派以及经济学家，他们都以不同的特色为哲学兴盛作出了贡献。

18世纪上半叶有两大思潮在发展：一股是具有封建色彩的，以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为代表。各高等法院和特权者们从该书中汲取了反对专制主义的论据。另一股是具有哲学色彩的，它敌视僧侣甚至宗教本身，但在政治上是保守的。这两股思潮在18世纪后半期固然还存在，但是更为民主和平等的观念开始出现了。哲学家们此时从涉及政府的政治问题转向涉及财产制度的社会问题了。尽管重农学派在一种保守思想指导下提出了经济问题。但是他们毕竟推动了时代思想向这个新方向发展。伏尔泰自1750年至他去世前是哲学运动无可争议的领袖。如果说他所主张的是在绝对君主制范围内实行改革，把政府交给富有的资产阶级，那么平民出身的卢梭则表达了小资产阶级和手工业者的政治理想。

重农学派认为，国家的组成是为了保障财产权，法律是自然的真理，它独立于君主并凌驾于君主之上。“立法权只能是宣布法律而不是创造法律的权力。”（杜邦·德·内穆尔语）“法律对财产的任何侵犯无异于社会本身的颠倒。”重农学派要求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它的力量仅限于保卫财产，国家只应该行使镇压的职能。这样，重农学派的运动便发展为一种有利于地产主的阶级政策。

伏尔泰同样主张政治权利归富人所有，但不是只归地产主所有。在他看来，土地并不是财富的唯一来源。但是，“在社会中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人，他们是否应该享有发言权？”（尊敬的波利卡普神甫信札）伏尔泰在《哲学辞典》（1764年）的“平等”条目中写道：“如果不永远保持成千上万有用的、同时又一无所有的人，人类便不可能生存下去。”他在这个条目中还写道：“平等是最自然，又是最虚无缥缈的东西。”伏尔泰企图把大人物压低，但丝毫不想把人民提高。

作为平民灵魂的卢梭却反其道而行之。在第一篇论文《论科学和艺术是否败坏或增进道德》（1750年）中，他批判当时的文明，为贫苦人申诉：“在城市里养活100个可怜虫的奢侈品使得10万个穷人为之丧生。”在第二篇论文《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1755年）中，他对财产制度予以抨击。在《社会契约论》（1762年）中，卢梭发展了人民主权的理论。在这方面，孟德斯鸠主张权力归贵族；伏尔泰主张权力属于上层资产阶级；卢梭则主张解放卑贱者，把权力赋予整个人民。卢梭为国家规定的职能是惩治对个人财产的滥用，以继承法和累进税保持社会的平衡。这种社会和政治领域的平等论点在18世纪是独步一时的。它使卢梭与伏尔泰及百科全书派之间产生了不可避免的对立。

开始，这些不同思潮几乎是完全自由地发展的。蓬帕杜尔夫人从1745年起成为宠妃，并得到财界的支持。她由于保护哲学家而遭到由主教团和高等法院支持的王后、王太子亲信集团的对抗。他们把哲学家视为敌人。1745—1757年，马肖·达尔努维尔试图通过开征念一税来废除财政特权，建立纳税平等。他依靠了哲学家的支持，因为这也是他们的要求之一。这样便结成了开明大臣和哲学家的联盟。同时，对特权和宗教本身的攻击也展开了。1750—1763年，政府没有出面干预。马尔泽尔布主持着图书编审机关。作为哲学家他并不认为他所领导的书刊检查部门有何用处。正是由于他，《百科全书》的头几卷才没有夭折。

在中立态度的鼓舞下，哲学运动逐步扩展开来。尽管后来当局改变了态度，但它已经是所向披靡了。1770年后，哲学宣传已大获全胜。此时，最伟大的作家已开始沉默并纷纷逝去（卢梭和伏尔泰于1778年去世）。二流的一些作家却开始把新思想在资产阶级的所有阶层以至整个法国普遍传播开来。思想史上的重要成果《百科全书》于1772年完成。它在社会和政治方面是温和的，但它强调对科学无限进步的信仰，为理性树立了宏伟的丰碑。马布利、雷纳尔、孔多塞继承了前辈的业绩。哲学成果在路易十六统治时期虽有所减少，但不同体系的综合却开始形成，革命理论便应运而生。雷纳尔修士所著的《欧洲人在两印度定居和贸易活动的哲学与政治史》在1770—1780年间再版不下20次。狄德罗参加了该书很大一部分的编写。雷纳尔在书中把哲学宣传的所有论题都再次提出来：对专制主义的仇恨与对教会的不信任，主张教会应受世俗国家严格控制，以及对经济和政治自由主义的赞扬。

书籍和小册子把这些思想传播到各个社会阶层。1775年马尔泽尔布在当选法兰西学院法兰西学院院士的演讲中宣称：“在每个公民都能用印刷品向全民族发表意见的时代，那些对别人具有教育才能和激励天赋的人们，即那些文人，他们处于分散的人民中间便犹如罗马和雅典的演说家们处于集合起来的人民中间一样。”

18世纪的书籍出版量有很大增加。1731年前后，全国每年出版400—500部著作，1789年前后达到1000—1200部。旧制度末期的报刊也增加了。在法国北部里尔的第一份报纸于1749年创刊，瓦朗西安、阿腊斯和亚眠的第一份报纸出版于1788年。

口头宣传扩大了印刷品的影响范围。沙龙、咖啡馆数量大增，各种社团也纷纷建立起来，例如：农业学会、慈善协会、各省学院、阅览室等。讨论哲学和社会问题的学术团体成倍增加。1780年以后，在40多个城市建立了上述各类团体，其中有波尔多这样的大都市，也有像巴耶这样的小镇。从1770年起僧侣会议便看到，没有任何一个城市或乡镇能够“免于这种亵渎宗教的言行的传染”。

共济会助长了哲学思想的传播。自1715年从英国传入后，共济会便无保留地支持哲学宣传。在身份平等、宗教宽容等许多问题上它们的观点是一致的。然而这种作用不宜过分夸大。作为贵族阶级和富有资产阶级相互融合的场所，共济会不过是众多传播哲学思想的团体之一。同时，中等教育的发展，中学和寄宿学校的大量增加，使有条件对新思想感兴趣的公众广为扩大了。在鲁昂（1789年有7万人口）有两所男校和两所女校，较小的勒阿弗尔（2万人）也有了一所学校。

传统的权威并非无动于衷。僧侣会议从1770年就开始担心：随着信仰的丧失，“对君主本人的爱戴和忠诚感情也会永远消失”。对教会的攻击动摇了君权神授的基石，正如对特权的批评动摇了旧制度的社会基础一样。1775—1789年，巴黎高等法院查禁了65部著作。对于邦塞1776年出版的《论封建捐税之弊端》，高等法院宣称：“作家们开始研究如何反对一切，摧毁一切，推翻一切了。假使这名作者写作的系统思想不幸惑及民众，王法将被彻底动摇，臣属将起而反叛主人，人民就会反抗君王。”

在哲学宣传的主要论题中，理性至上最为突出：18世纪时，理性主义的影响遍及各个领域，它已所向披靡。其次是对进步的信仰，理性把它的光明传播得离人们越来越近了。

“终于，一切阴暗都消逝了，大地光芒普照，各类伟人辈出的壮景出现了！人类理性是何等尽善尽美啊！”（杜尔哥《人类精神进步的哲学画面》1750年）

各个领域都出现了对自由的要求，从个人自由到经济自由。18世纪所有伟大著作都把自由作为主题。哲学家们行动的主要表现（尤其是伏尔泰）是为宗教宽容和信仰自由而斗争。在平等问题上存在的争议比较大，大多数哲学家只要求在法律面前的身份平等。伏尔泰在《哲学辞典》中认为，不平等是永恒的和命中注定的。狄德罗把特权区分为基于实际服务的正当特权和非正当特权。然而，卢梭把平等的观念输入当时的思想中，他要求一切公民的政治平等。他赋予国家的作用是保持某种社会平衡。

这些构成哲学思想共同基础的观念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资产阶级各阶层呢？反对贵族阶级是所有人联合的基点。18世纪，贵族越来越企图保住特权和贵族地位。但是，随着财富的增长和文化的发展，资产阶级的雄心与日俱增。然而此时一切晋升的道路都对它关闭了，使它不能担任重要的行政职务。资产阶级认为自己比贵族成员更适合担当这些职务，因而它的荣誉感和自尊心时常遭到伤害。在布耶侯爵这位绅士的《回忆录》中或在罗兰夫人身上，资产阶级的这些不满淋漓尽致地反映了出来。罗兰夫人明确认为自己的才能和资产阶级尊严远非贵族妇女所及。

资产阶级面前主要有两个问题：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

政治问题就是分享政权的问题。18世纪中叶以后，尤其是从1770年起，舆论越来越关注政治和社会问题。资产阶级宣传的内容显然是哲学运动的论题：批评神授君权，仇恨专制政府，抨击贵族，反对特权，要求身份平等与纳税平等和任人唯贤的人事制度。

资产阶级对经济问题同样感兴趣。上层资产阶级意识到，资本主义的发展要求对国家进行改造。什一税、农奴制、封建捐税和不公平的税收制度妨碍农业的发展，影响着一切经济活动。只有废除长子继承权和永久管业权财产才能得以流通。工商业资产阶级还想得到劳动自由和企业自由。多种类型的司法习俗、国内的种种关卡、度量衡的多样化，这些都影响了贸易活动的发展，阻碍着全国统一市场的建立。资产阶级在管理其企业时所奉行的原则，即秩序、精简、统一，也应该被用于国家治理。最后，资本主义的企业精神还有赖于科学领域的研究自由：资产阶级要求科研工作与哲学思辨一样，都不受教会和国家的审查。

驱使资产阶级行动的不只是自身利益。当然，贵族的排他性以及资产阶级经济和智力方面上升与身份下降的矛盾加强了它的阶级觉悟。然而，意识到自身力量和价值的资产阶级从哲学家们那里汲取了某种世界观和大公无私的文化。它不仅仅认为改变旧制度符合自身的利益，还相信这样做是符合正义的。资产阶级确信自己的利益与理性是一致的。

当然，我们对这种断言要具体分析。资产阶级包括各种阶层，它并不是一个清一色的整体。许多资产者从未受到哲学宣传的触及，有的则出自于宗教虔诚和传统主义，反对进行变革（在恐怖时期的死难者中第三等级的成员占大多数）。我们不应该忘记，宗教书籍虽然在18世纪出版物中的比例大为减少，但仍然为数可观。多数报刊在概述新书内容时都表现得谨小慎微。学术团体同样是非常温和的，因为贵族往往在其中有很大势力。哲学传播中遇到的这些限制使得资产阶级内部出现了抵制哲学宣传运动的力量。资产阶级固然希望变化和改革，但它并无丝毫革命之意。整个第三等级都敬仰国王，这几乎是一种宗教性的感情。正如马尔蒙在他的《回忆录》中所证明的：国王代表了民族观念，任何人也不打算推翻王政。资产阶级，尤其是上层资产阶级更多地是想与贵族融为一体，而不是摧毁它。资产阶级对于拉法夷特的迷恋很能说明这个问题。总之，资产阶级远不主张民主，它主要是想保留社会差别，使自己区别于下层阶级。库尔诺在《回忆录》中讲道：“在这个资产阶级的社会中，没有任何东西比身份的从属关系更引起注意的了。代理人或公证人的妻子被称为‘太太’，而参事的妻子则毫无争议地被称作‘夫人’”。

贵族与资产阶级关系的危机

18世纪，贵族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具有竞争性质。的确，贵族已陷入不可克服的矛盾之中。在不断进步的生产力和知识的推动下，社会劳动变得多样化了，促使富裕和有知识的资产阶级壮大起来。与此同时，第二等级为保住自己的旧有优势，拒绝相应地满足不断壮大的资产阶级成为贵族的要求。总的看来，18世纪加封的贵族比以前减少了，因为从路易十四以后取消了拥有采邑便自封是贵族的做法。这种做法虽不合法但在此之前一直较普遍。1728年后，有爵位的官职不再开设，贵族证书的颁发也不轻易进行了，只是在1770年前后出现过一阵**。

贵族在社会和文化方面的支配权远不如17世纪了。新设的经济或军事职务及主要的机构开始有一部分摆脱了它的控制。因为掌握这些职位必须有技术能力，这使官员的招募超出了贵族范围。对此，贵族的反动也无济于事。王家要塞建筑师团体已稍向平民开放，这是因为梅齐埃尔工程学校的招生范围较广，专业培养所需的数学水平很高，因而录取不能在社会方面过分限制。中央行政部门办公处的成倍增加引起“办事员”数量的上升，这些人多数是非贵族。

在文化方面，那些学院、学术团体和报刊，尽管受到贵族和国家的控制，尽管它们大多数并无颠覆思想，但还是对旧制度的社会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它们促进了思想世俗化和“功利”情趣等资产阶级准则的传播。这些准则与陈旧的宗教感情和古老贵族的荣誉感是背道而驰的。一直是贵族阶级社会主要思想支柱的教会在18世纪末越来越不能满足新的社会要求。私人寄宿学校和市政教育设施增加后，教育便不再是教士们的一统天下了。救济事业同样也开始世俗化。监察官或地方当局建立了乞丐收容所和慈善堂。方兴未艾的非基督教化运动最终对贵族政权是个打击。对普罗旺斯省遗嘱的研究表明：外省的大批贵族对于传统宗教的笃信程度比人们以前所想象的要高。这一点很说明问题。此外，同样意味深长的是，1789年以后的反革命流亡成了宗教思想意识的强烈复发中心。

[1]10世纪法国编年史作家，修道士。著有882—995年间的《历史》。——译者

[2]法国辅币名，相当于1锂的120。——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