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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大革命和当时的法国（第2页）

然而本世纪哲学的最后一部杰作是由孔多塞撰写的。他同吉伦特党人一起被捕和监禁，于1794年写出了《人类精神进步之概述》，对人类可以尽善尽美并无穷尽地进步表现了坚不可摧的信念。他认为，科学领域的进步也是无止境的：

“随着人们对更多事物间众多联系的认识，他们就能用更简单的语言来表达它们，并能用可以举一反三的形式介绍它们。”

在从属于科学的技术领域里，进步同样是无穷尽的。在道德科学里，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同样受一些可认知的规律支配。为了对笛卡儿这位思想和方法的革新家表示最崇高的敬意，国民公会于1793年10月2日通过法令，把他的遗骸迁入先贤祠：“勒内·笛卡儿不愧享受伟大人物应有之荣誉。”

反理性主义的反动潮流和反革命势力勾结在一起。那些因种种原因曾遭受革命冲击或苦于旧社会的瓦解的人很快就把他们的不幸归咎于本世纪的思想。这种对启蒙时代的谴责，从1794年起在流亡者中间表现出来。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神父萨巴蒂耶·德·卡斯特尔在他意味深长的著作《用以了解政府真正原则的道德和政治的思想与观察》里写道：“人民越是受到启蒙就越是不幸。”权威、传统、启示宗教、壁垒或庇护所再度流行起来。归咎于启蒙思想和革命的那些错误被认为来自一种虚假的信仰，即以为原则是由人类制定的，而实际上原则是不能分析，并且是超越理性微不足道的能力的。

这一运动在法国本土还很弱小，而它在国外流亡者中间却越来越大。一些人只满足于非理性地解释事态的发展。巴吕耶尔神父在他1797—1799年发表于汉堡的《关于雅各宾主义史的回忆录》里，把法国革命归结为共济会的一次可悲的阴谋：

“在这场法国革命里，所有事态，以至最骇人听闻的罪行，都是经过事先预谋、策划、安排、决定和规定的。一切都是最卑鄙的行为造成的后果。因为这都是由那些惯于在秘密社团里策划阴谋，并且善于选择时机促使阴谋得逞的人准备并引导的。”

另一些人把灾难的责任归咎于天数或“事物的力量”。夏托布里昂在他1797年发表于伦敦的《革命的历史、政治、道德面面观》里频繁地引述“事件的命定性”，“支配着各帝国的天数”，“这种叫做事物力量的必然性”。但他最终发现自己对此不能理解和无法解释：

“尽管我们百般努力去了解造成各国动乱的原因，但我们仍然感到有些事情无法解释。有一种我不了解的、不知隐藏在何方的因素，而它仿佛是一切革命的动力因。”

加入英籍的日内瓦人马莱·迪庞表现了同样的反理性主义。他用“事件的命定性”、“事物的强制性，即这种独立于人和政府的力量”来解释大革命。从“事物的力量”到“上帝的旨意”只相差一步。

反革命的理论基础首先是由1796年同时出版的、大同小异的两部著作构成的。一部是博纳尔子爵的《论世俗社会里政治与宗教的力量》；另一部是约瑟夫·德·梅特尔的《论法国》。

在《论法国》里，约瑟夫·德·梅特尔肆无忌惮地用神力来解释事件的发展：

“我们大家都被一条看不见的锁链拴在上帝的宝座上。这条锁链拴住我们但并不勒紧……在革命的年代，拴住人们的链子突然缩短，因此人们的行动受到局限，开始感到力不从心……是法国革命牵着人们的鼻子走，而不是人们在进行革命……建立了共和国的人们是不由自主的，并且不知道自己干了些什么。他们被事态的发展推到这一步……他们只是受到某种更英明的力量的驱使而已。”

上帝“惩罚是为了使人再生”；法国违背了基督教的感召，因此必须要接受血的洗礼以获得新生；反革命将在上帝规定的时刻发生。这些系统观点为“圣彼得堡之夜”做好了理论准备，对于战争更是如此。“战争本身是神圣的，因为这是一个世界性的规律”。正统王权派找到了理论家，王位僭望者奖给约瑟夫·德·梅特尔50枚金路易以资鼓励。

在《论政治和宗教的力量》里，德·博纳尔提出了一种超越；事物发展和摆脱偶然性的社会实体的理论：

“人们不能给予宗教或政治社会任何结构，正如他们不能给予物体重力或给予物质体积一样。”

君主制是典型的“法定社会”，它的特点是权力的统一，具有必要的社会区别和等级，笃信基督教。法国君主专制的成功与失败，历来取决于它是否忠于内在的构成法则。《论政治和宗教的力量》尤其以尽力抽象为特点，是流亡者队伍中理论复兴的第一次重要尝试。

这些著作都发表在国外，因此起初在法国鲜为人知。法国国内的反革命势力主要利用顽固的反理性潮流。卢梭颂扬的感情和直觉的潜在力量是人们对付当时苦难的一种手段。此外还有从神秘学和天启论演化而来的秘传学说，以及虽已分裂但仍然起作用的传统宗教。尽管在社会方面很保守的政府和共和派资产阶级继续仇恨天主教，在人民群众里宗教活动已明显减少，但是传统的宗教对许多人来说仍然是一个庇护所和一种安慰，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则是一座壁垒和一种保障。这些态度为波拿巴恢复宗教提供了有利条件。

文学运动也表现出同样的对立。革命的冲击造就了一些新的形式，但是政治的**没有能力更新旧有的古典形式。然而语言经历了深刻的变化，单词被赋予一种新的感情色彩。人们喜欢用的词有国民、祖国、法律、宪法……厌恶的词有专制、贵族……它们仿佛被一种内在力量改变了面貌。

传统的形式——戏剧与诗歌，除了一些反映现实的作品外，由于一味效仿过时的古代模式，僵硬地拘泥于形式和规范而陷入绝境。

在诗歌方面只有一些二流的诗人，如德利尔神甫（1758—1813年）、埃库沙尔-勒布伦（又名勒布伦-潘达尔，1729—1807年）。后者的主要诗作是《“复仇者”号颂》（1794年）。对爱国主义的颂扬和政治的**导致一些更加有力，更加振动人心的作品问世。祖国成为新的崇拜对象。罗热·德·利尔的《莱茵军战歌》（《马赛曲》，1792年4月25日）和玛丽-约瑟夫·谢尼埃的《出征歌》（1794年7月14日）的诗句都是奉献给祖国的。自由和爱国主义激励着安德烈·谢尼埃（1762—1794年）的灵感，他于1791年写出了《网球场誓言》。不久，他的革命热情衰退。由于被怀疑，共和二年风月17日（1794年3月7日）谢尼埃被捕入狱。他写出了《年青的女囚》和《讽刺诗》，它们在形式上借鉴古代诗歌，并且洋溢着个人的狂热感情，开创了浪漫主义抒情诗的先河。

戏剧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到了时代的冲击。形式仍然是古典主义的，但是内容变成了民族的和共和主义的。1791年1月13日，制宪议会废除了王政时代的审查制度和戏剧方面的一切特权，“任何公民都可以开设公共剧院，上演各种形式的戏剧”。巴黎开设了约50座剧院，艺人由旧制度下的贱民变为演员公民，他们在革命运动中经常发挥重要的作用。1793年，剧院成为培养公民责任感的学校。8月2日，国民公会下令在各市政府指定的剧院每星期演出3场“关于布鲁图斯、威廉·泰尔的悲剧以及其他表现革命光荣事件和自由捍卫者高超品德的戏剧。每星期有一场的演出费用由国家支付。任何剧院如上演败坏公众思想，唤起对王政可耻的迷恋的剧本将被关闭。”

共和二年风月20日（1794年3月10日），法兰西剧院改为人民剧院。有些剧本不折不扣地取材于当时的时事，如西尔万·马雷夏尔写于1793年的《对国王们的最后审判》是一部独幕散文预言剧。剧中表现所有的君主都被流放到一座岛上。最多产的剧作家是玛丽-约瑟夫·谢尼埃（1764—1811年）。他的悲剧或取材于古代（《卡依于斯·格拉絮斯》，1792年；《蒂莫莱翁》，1791年），或取材于民族历史（《查理九世》，1789年；《让·卡拉》，1791年），但都洋溢着革命精神，影射时政。然而，除了过时的形式外，这些丰富的应时剧无一能流传后世。

一些与革命运动直接有关联的新形式应运而生。文学艺术为斗争服务，它通过报章杂志和议会及俱乐部的讲坛表现出来。然而这些新形式同历史的关系比文学更为紧密。

如夏托布里昂所说，政治雄辩是“革命的成果，它在革命过程中无需培养就能自动发展起来”。确实，雄辩是革命的一种新的文学形式。雄辩受到启蒙哲学的培育，有时很抽象，充满了对古代的回忆；有时不免富于夸张，而通常又是热烈和燃烧着**的。米拉波到1791年4月2日去世前始终以他那运用自如的力量、他那强壮的体魄和刚劲的丑陋统治着制宪议会的讲坛。他《关于14捐税》和反对破产的演说（1789年9月24日），以及他对控告者的回答（1790年5月22日）一直堪称佳作。韦尼奥的雄辩更加优美、流畅，这位吉伦特派的雄辩家喜欢大段发挥和在公共场合抛头露面，并乐意使用普通的修辞手法，如重复，譬喻，回顾希腊、罗马等。丹东以即兴演说著称，他不太考虑演讲艺术和篇章结构。他的风格类似米拉波（人们给他的外号是“平民的米拉波”）。罗伯斯庇尔的雄辩尽管常常缺少自发性（他总是预先精心准备他的演说），但他却以逻辑性强和原则的坚定性，以及热烈而有节制的**使人信服。圣茹斯特的雄辩术更为有力，他的文体有时更为艰涩，充满了经过精心推敲的句子（如“把自由变得冷酷无情”）。在资产阶级共和国时期，政治雄辩的学院气变得较重，渐渐失去了光彩。到了执政府专制时期，雄辩之风告终。

由于新闻自由，政治新闻业从1789年起得到了巨大发展。1792年以后实际上对报刊有所限制，但仍然阻挡不了其发展趋势。旧制度时期以文学为特色的刊物（《法兰西报》是周刊；《信使》为月刊）由新闻报刊所取代。它们无疑是革命时期真正的文学形式。保王派的报纸被迅速淘汰。里瓦罗尔为之撰稿的《全国政治报》从1790年起停刊；《使徒行传》于1791年10月停刊；鲁瓦尤神甫的《国王之友》于1792年5月停刊。从1789年起，爱国者的报刊在政治和文学上占据统治地位。它们主要是：埃利泽·卢斯塔洛的《巴黎的革命》、马拉的《巴黎政论家报》（从第6期开始改为《人民之友报》）以及卡米耶·德穆兰的《法国和布拉邦特的革命》。此外还有米拉波的《普罗旺斯邮报》（1789—1791年）、孔多塞为之撰稿的《巴黎编年史报》（1789—1793年）、布里索的《法兰西爱国者报》（1789—1793年）以及罗伯斯庇尔在1792年5—8月出版的《宪法捍卫者报》。共和二年霜月（1793年12月），卡米耶·德穆兰创办了后来只出过7期的《老科尔得利报》。在这些政治新闻报刊上可以看到革命雄辩的特点，如对主义执著追求，激烈地论战，比较讲究修辞，引述古代历史。《老科尔得利报》的第3期仿佛就是塔西佗文章的改写。平民新闻的主要代表是马拉的报纸以及1790年11月由埃贝尔创办的《迪歇纳老爹报》。埃贝尔是一位满腔热情、富于想象的优秀记者。他文体色彩浓艳，努力反映人民的愿望并成为其代言人。热月政变后，报刊从整体上看是反雅各宾的和保王的。以上这些大量的政治报刊能保留下来的很少。值得一提的有3份：创办于共和二年花月的《哲学、文学与政治旬报》；潘库克的《民族报》（又名《世界导报》），它创刊于1789年11月24日，至1803年改为官方报纸；《辩论与法令报》，它的第1期出版于1789年8月29日，其后来的历史相当悠久。

如果说大革命在文学创作方面不可否认地受到一些制约，那么在艺术领域里却出现了能够满足伟大时代和广大公众要求的表现形式。在绘画、音乐、国家节日庆典的布置图和壮丽场面等方面，大革命都达到了艺术的最高峰。这些艺术不是以引起少数玩赏家的兴趣，而是以激发团结一致的人民的革命热情为目的的。

经常有人指责大革命破坏了文物。如果说确实有许多文物遭到破坏，那么历届革命议会为保护国家艺术遗产所作的努力却是始终如一的。在制宪议会时期，文物委员会曾派代表到全国各地考察和审定一切值得保护的文物。在国民公会时期，公共教育委员会和临时艺术委员会也起到同样的作用。1791年5月26日，制宪议会责成卢浮宫汇集一切科学和艺术杰作。共和二年雪月27日（1794年1月16日），国民公会决定这一艺术宝库由4个部分（绘画、雕塑、建筑、古代文物）组成的博物馆加以保管。亚历山大·勒努瓦尔把大量艺术珍品，尤其是因民众憎恨王政而摧毁的圣德尼修道院[2]里的雕像，集中到小奥古斯坦修道院。共和二年果月15日（1794年9月1日），国民公会以此为基础创建了法国文物博物馆。

1793年的美术作品展览说明上写道：“庄严朴素的共和派也许感到惊奇，为什么在欧洲联盟包围自由之土的时刻，我们仍然致力于艺术……我们决不同意这句名谚：战火之下无艺术。我们很愿意重提一件往事：在被围困的罗德斯城中，普罗托热纳[3]专心描绘着一幅杰作。”

在最危急的时刻，这短短几行字表明了整个革命时期鼓舞着大多数艺术家的精神力量。艺术不能脱离争取自由的总斗争。1793年3月19日，在向国民公会赠送一幅表现米歇尔·勒佩勒蒂·埃因投票赞成处死国王而被刺杀的油画时，达维德宣告：

“我们每人都应以大自然赋予的才华为祖国尽责。尽管形式不同，但大家的目标必须是一致的。真正的爱国者应该竭尽全力用一切手段启发同胞，不断向他们呈现英雄主义和德行的最崇高表现。公民们，上天把财富赠给了他所有的孩子，他要求我用绘画的手段表达我的灵魂和思想。”

达维德（1748—1825年）作为画家和共和国节日的组织安排者统治着革命艺术。遵循温凯尔曼的教导（他出版于1764年的《古代艺术史》在1766—1793年曾3次被译成法语），达维德转向仿古。他在描绘只能感觉得到的颜色和掌握易于理解的形式上达到了高超的技艺。达维德同法国18世纪的艺术传统决裂。他首先以古代的系列作品出名：《贺拉斯三兄弟宣誓》（1784年）于1791年在美术作品展览中重新和《苏格拉底之死》（1787年）、《布鲁图斯》（1789年）一起展出。此外还有《萨宾妇女》（1799年）以及完成于1800年至1804年的《列奥尼达斯》。达维德一度曾放弃描摹古代形象，让他的艺术为革命服务。他勾画了《网球场誓约》的草图（1791年在美术作品展览会展出），绘制了国家节日庆典的许多布置图，创作了《自由的殉道士勒佩勒蒂埃》和《马拉之死》。在画中，马拉躺在浴缸里，身上盖了一幅被单，胸膛被刺穿，为国殉难。画面上可以看到马拉**的上身和流血的伤口，缠着白色马德拉斯布的脑袋垂在肩上，嘴角仿佛发出了痛苦的微笑，在下垂着地的手里还紧握着他用来写作的笔。地上是凶手的匕首……这幅动人的名画悬饰在国民公会大厅。它颂扬公民的高尚品德，唤醒代表们警惕救国事业所处的危险。从达维德的古代画到他的革命画，其统一性来自高尚的精神和英雄主义气概。

音乐方面也表现出同样的双重性。通过格雷特里（1741—1813年）和达莱拉克（1753—1809年），18世纪的传统得到了继承。但与此同时，革命的**使得灵感和方法为之一新。戈塞克（1733—1829年）、梅于尔（1763—1817年）以及格雷特里创作了大量赞歌，在国家节日时由庞大的群众合唱队演唱，歌颂爱国主义热情和共和国的公民责任感。《7月14日之歌》的曲调取自戈塞克为玛丽-约瑟夫·谢尼埃的《联盟节颂歌》谱的曲，它始终是最优秀的歌曲之一。梅于尔为玛丽-约瑟夫·谢尼埃的歌词谱写的《出征歌》和《马赛曲》一样，都是热月反动时期和督政府时期共和派战士对抗保王派歌曲《人民的觉醒》的战歌。戈塞克首先倡议成立国立音乐研究院，该倡议于共和二年雾月18日（1793年11月8日）被国民公会采纳而得以实现。共和三年热月16日（1795年8月3日）这所研究院改名为音乐学院，以“演奏和教授音乐”为目的，其领导核心由5名督察员组成：戈塞克、格雷特里、梅于尔、勒絮尔和谢吕比尼。这足以说明，在这一领域和其他领域一样，各种形式平分秋色，18世纪的艺术和新的表现形式在一起共处。

因此，知识界和艺术界同整个社会一样，其特点是既有决裂也有继承。理性主义和传统，智慧和感情互相冲突。古典艺术形式始终占统治地位，但是浪漫主义已经开始探索自己的道路。玛丽-约瑟夫·谢尼埃翻译了奥西昂的作品。斯塔尔夫人在1800年申明她偏爱北方文学：“北方人民遭受的苦难比享受到的乐趣更多。但他们的想象力却因此更为丰富。”这时还出现了无视时代苦难，以骑士和行吟诗人为主题的、关于“美好的古代”的传说。这种传说很快又加上了夏托布里昂大力宣扬的对伤感的天主教的追忆。通过这种感觉和思想的更新，贵族和流亡者隐隐约约地寻找使自己融合进新秩序的办法。新的资产阶级同样怀有寻求稳定的愿望。它并不关心思想意识，对原则也很漠然，只考虑享受和往上爬。因此，它特别要求维护既得的新特权：这也是革命事业的主要成果。要求社会稳定的愿望超过了思想意识的对立。富有的资产阶级和平静下来的贵族准备支持能保障他们优势地位（这种优势地位或是新近取得的或是部分地恢复的）的强有力政权。

革命摧毁了旧制度建立在神授权力理论基础上并保障贵族特权的君主专制国家，代之以建立在国民主权和公民平等原则基础上的自由和世俗国家。按照纳税多寡来执行这些原则，从而使新建立的机构和革命后的社会结构协调一致。因此，新国家只能是一个保护新统治阶级特权的资产阶级国家。

1。国家民主权和纳税组织

8月4日夜晚实现了在法律方面摧毁旧的国家机器。所有公民不论出身如何一律平等。“各省、公国、地方、县、市和居民区的特权”也都被永久取消。买卖官职被废除。1789年11月3日的法令决定无限期关闭各级法院，包括最高法院。一切限制国家权力的因素都被扫除，包括特权、中间体；地方主义、旧自主的残余等。旧的国家机器垮台了。经过根本的改造，国家以崭新的面貌出现了。

国家的改造及其权力的削弱源于国民主权这一原则。国家不再是君主的私有产业，当家做主的人民是国家的本源。根据天赋权利的理论，社会建立在其成员之间自由契约的基础上；从此，国家也建立在政府和被统治者之间契约的基础之上。因此，国家必须为公民服务，正如1789年人权宣言第2条指出的，国家应该保证维护人的天赋权利。1791年的宪法把君主置于国民之下，把执行机构从属于立法机构，并把权力严格分开。通过选举，它把国家机器置于公民手中。于是，中央权力因公共机构重新组织而被削弱。在地方，自治也取代了中央集权。1789年12月14日关于市政府组成的法律，12月22日关于初级议会和行政议会组成的法律，都规定了最广泛的权力分散。国家被解除了武装，税收不再由它掌握，维护治安也由各市政当局负责。这是一个自由的国家、然而是资产阶级的国家。国民主权只掌握在纳税人手中，积极公民依附于显贵，国家成为资产阶级的私产。贵族的反抗和内外战争考验了这个新的结构。但它自1792年8月10日后便不复存在。

国家权力的加强是和革命政府的建立与稳固同时实现的。1792年8月10日王政垮台后，执行机构得以在新的基础上重建。不折不扣地贯彻国民主权的原则和实行普选把国家扩大到全民的范围，而恐怖又消灭了敌对分子。在这个新的社会基础上，共和二年的雅各宾民主国家不得不再次成为专权的国家，为了拯救国家必须这样。它的专权主义还因1789年事业的两个特点，即理性主义和个人主义而得到加强。但这两个特点直到1793年才取得了合乎逻辑的后果。根据理性主义，国家机构必须服从于一种严格合乎逻辑的思想。国家是理性的工具。任何人和事都必须服从理性，它的权威大为加强。根据个人主义，中间体、组织与社团都被取消。新国家只承认个人，并直接掌握他。面对权力不受任何限制的国家，公民的权利不再得到保障。“自由的专制主义”建立后，公民就无能为力了。罗伯斯庇尔在共和二年雪月5日（1793年12月25日）关于《革命政府的原则》的报告里，对此作了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