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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革命政府的胜利和垮台1793年12月1794年7月03（第1页）

第四章革命政府的胜利和垮台（1793年12月—1794年7月）03

在1794—1795年冬季，即共和三年霜月至风月期间，反恐怖主义和非无套裤汉化运动甚嚣尘上。这实际上是潜在的白色恐怖。这一运动不同于原来意义上的清洗（因为恐怖主义者的骨干分子在热月9日政变的第二天就被撤职了），复仇的因素占据了主导地位。镇压对象首先是知名的恐怖主义者，而后范围逐渐扩大，所有前区级政府人员都受到株连。镇压还带有某种社会色彩：它通过打击原各区活动分子来摧毁整个共和主义价值体系。雅各宾俱乐部被取缔后，巴贝夫在共和三年霜月28日（1794年12月18日）的《人民的保民官报》上，谴责了这种摈弃激进共和主义及其所有标志的倒行逆施。

卡里耶受审后，开始了反恐怖主义运动。卡里耶于霜月3日（1794年11月23日）受到革命法庭传讯，26日（12月16日）被送上断头台。他曾拒绝承担南特溺杀事件的责任，但承担了依据惩治武装叛乱法而进行枪杀的责任。根据梅兰（杜埃人）的报告，75名曾抗议1793年5月31日—6月2日起义的吉伦特派议员于霜月18日（1794年12月8日）被召回国民公会。当年，多亏了罗伯斯庇尔他们才免上断头台。这些议员，加上同时被召回的几名辞职或被开除的议员，共78人（其中有多努一类的温和派、朗热内一类的反动派，甚至有萨拉丹一类倾向于王权主义的人），加强了右派势力。对原两委员会成员的攻击日益增多，于是国民公会于雪月7日作出让步，建立了一个审查巴雷尔、比约-瓦雷恩、科洛·代布瓦和瓦迪耶案件的委员会。康巴塞雷斯曾提议赦免他们，但白费唇舌。在此案悬而未决之际，为了摧毁国民公会温和派议员的抵抗，“金色青年”团伙进一步增强了压力。

与此同时，在巴黎各区发生了非无套裤汉化运动。48个区中至少有37个区成立了专门委员会以审查原区级人员的品行。11个区中有200名活动分子受到起诉（其中有152名革命特派员）。这些人被剥夺了政治权利，遭到“公众的蔑视”，成为名副其实的贱民。政府即使没有支持这场运动，也是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态度。霜月13日（1794年12月3日）法令反映出政府的这种放任态度：该法令要求交出共和二年特别收入（强制性公债、自愿捐款）的管理权。各区反动分子指控无套裤汉的主要内容反映了非无套裤汉化运动的社会性质，说明共和二年的经济、社会制度刺伤了资产阶级的感情。旧日的反囤积专员尤其成为众矢之的。物资征集、强制性公债、对囤积货物的没收，统统成了有损于财产权的罪行。“嗜血者”也被称为“平均主义者”，因为他们鼓吹过“分割财产”。共和二年，资产阶级在政治安全、经济利益和社会特权等方面受到损害。非无套裤汉化运动则是它反攻倒算的表观。

反恐怖主义的狂热情绪在共和三年冬季持续高涨。雨月11日（1795年1月30日），唐普尔区在国民公会控告该区原革命委员会，并请求国民公会“打击这些残暴的家伙”。风月11日（1795年3月1日），蒙特勒伊区的代表又在国民公会叫嚷：

“你们还等待什么？为什么不把这些吃人肉的家伙从地球上消灭掉？他们那苍白的脸色和塌陷的眼睛难道不足以说明他们是谁养大的吗？下令逮捕他们吧！……法律的利剑应当禁止他们呼吸空气。空气被他们污染得太久了。”

这时，花花公子们正在街上追打他们的政敌，进行所谓的“公民散步”（《晚间信使报》语）。他们洗劫被认为是雅各宾派的咖啡馆，并在雨月发动了剧院战，强迫雅各宾派演员当众认错，禁止唱《马赛曲》，要求唱《反对恐怖主义者的人民觉醒歌》。接着又展开了对马拉胸像的围剿。鉴于无套裤汉的抗议和武斗事件增多，各委员会作出让步：雨月21日（1795年2月9日），国民公会议会厅中勒佩勒蒂埃、马拉等自由殉道者的胸像，以及达维德表现他们遇难情景的绘画，在聚集在旁听席上的“金色青年”的掌声中被搬走。马拉的遗骸，以及为祖国牺牲的小英雄巴拉和维阿拉的遗骸，也被迁出先贤祠。杀人的呼声此伏彼起。风月4日（1795年2月22日），罗韦尔在谈到原恐怖主义者时声称：“如果你们不惩罚这些人，那么凡是法国人都有权杀死他们。”第二天（1795年2月23日），梅兰（杜埃人）促使国民公会通过一项法令，规定所有热月10日以来被撤职的公职人员必须回到他们以前所定居的市镇，以便在那里接受市政府的监督。在某些地区，这等于让他们去送死。风月12日（1795年3月2日），国民公会终于退让了，决定立即逮捕巴雷尔、比约-瓦雷恩、科洛·代布瓦和瓦迪耶。议会从此成了“金色青年”团伙的俘虏。“金色青年”的队伍则由于加入了日益增多的不服从征召入伍者、战场逃兵和急切要求收回被查抄财产的归国流亡者而变得更加强大。

在外省，白色恐怖早已开始。共和三年雨月14日（1795年2月2日），在里昂发生了第一起屠杀被拘押的原恐怖主义者的事件。从雪月起，整个东南部都开始发生对个人的谋杀。接着出现了一些帮会，如耶稣会，耶宇[1]会或太阳会，专门迫害恐怖主义者、雅各宾派，和所有“1789年的爱国者”，尤其是国有财产获得者。国民公会特派员，如驻马赛的尚邦或驻瓦尔省的吉伦特派伊斯纳尔，他们即使没有鼓励，也是对此持放任态度。屠杀事件愈来愈多。在里昂，每天都有雅各宾派（当地人称之为“马特冯派”）遭到暗杀。在尼姆，一批囚犯在风月5日（1795年2月23日）被人杀害。被政府击败，且遭到一些议员谴责的雅各宾派失去了任何抵抗能力。

无能为力的国民公会没有干预这些屠杀事件。当时，苦于通货膨胀、饥寒交迫的人民正表现出日益强烈的暴动情绪，国民公会十分担心巴黎无套裤汉发动反攻，因此对过度的反动和白色恐怖不得不持容忍态度。

4。旧富人与新富人，时髦女郎与浪**公子

伴随政治和社会的反动而来的是道德的反动。人民在共和二年被视为天生具有共和美德而备受赞美，现在却到处遭到白眼。“金色青年”的头目朱利昂在他的《回忆录》里说，当人民群众“用个人的美德给自己带来光荣时，无疑是值得尊敬的”；但他们不应插手公共事务，否则他们的“简朴”就会变成粗鲁。“激进共和主义”在牧月足以构成被逮捕的理由。在共和二年受到谴责的奢侈风气现在被恢复了名誉。在一度受到压抑的有产阶级中，共和主义严肃刻苦的精神已被荒****所取代。霜月2日（1794年11月22日），“享乐的资产阶级的喉舌”——《晚间信使报》写道：“被恐怖驱走的优雅与欢笑现在又回到巴黎了。我们戴金色假发的漂亮妇女多可爱！无论是公共的音乐会还是社团界的音乐会都是那么美妙！……那帮嗜血者、比约、科洛之流和那帮疯子竟把这种观念的转变称作反革命。”

风行一时的无套裤汉装束——长裤、工作服，尤其是平直的头发和小红帽，现在已不流行。年轻的有产者穿着奇装异服招摇过市。雪月8日（1794年12月28日），康邦谴责这种风气说：“最近有人穿着破衣装扮无套裤汉，他们的穿戴和语言都是荒诞不经的。”

跳舞之风大盛。到处（甚至在发生过9月屠杀的卡尔默狱和过去的圣絮尔皮斯墓地）都在举行公共舞会。有一种“牺牲者舞会”，只有那些家中有人死于断头台的人才能参加。参加者梳着蒂图斯式的发型[2]，把脖子后的头发剪短（就像刽子手给即将上断头台的人剪的一样），颈部系着一圈红丝线。“你”的称呼被废除，“先生”、“太太”之类的称呼又出现，取代了“男公民”和“女公民”。

沙龙里的社交活动重新活跃起来。在雪月6日（1794年12月26日）成为塔利安夫人的卡巴吕斯被她的仰慕者奉为“热月圣母”。她住在库尔拉雷纳的“茅屋”别墅里，俨然成为“时髦女郎”们的楷模。她穿的那种希腊式的半透明短连衣裙风行一时。阿姆兰夫人、雷卡米埃夫人很快也名噪一时。当贵族、大资产阶级以及后来归国的流亡者恢复旧制度社交传统的时候，一度受恐怖统治压制的金融家、银行家、军火商、投机商占据了社会的首要地位。由此，旧统治阶级和那些在指券、国有财产和军需供应品投机中发财致富的人相互融合，开始形成新资产阶级。这是一个极为混杂的群体，走红的女演员（如拉孔塔）在其中起的作用甚大。许多厌倦道德的国民公会议员不是被人收买，便是随波逐流。蒂博多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就这样，共和派中出现了不少变节分子。其中有些是向王权主义让步，有些则纯粹是卖身投靠。”

时髦女郎和浪**公子，这些为数很少的富人和二流子厚颜无耻的骄奢**逸和怪诞风气激怒了坚持传统风尚的广大民众，也引起少数仍然忠于共和理想的政治家的不满。人民群众的极端贫困和少数人的奢侈腐化形成鲜明对照，突出表明了这场反动的社会性质。进入冬季后，饥荒日益严重，贫富更加悬殊，人民的愤怒情绪更趋强烈。

5。宗教的反动和对旺代叛乱者的大赦

宗教的反动也促进了反革命潮流的发展。

共和二年第2无套裤汉日（1794年9月18日）法令实际上确立了政教分离。这一天，康邦出于经济上的考虑，促使国民公会废除了有关宪政派教士的财政预算。由此，《教士法》被含蓄地废除，国家也完全世俗化了。惩治反抗派教士的措施仍然有效，教堂照旧关闭着。但随着反动的加强，许多法国人怀念往日的宗教仪式，教徒们终于提出了开放教堂的要求。过于理智化的公民崇拜现在已经失去任何爱国民主特征，再也不能激起无套裤汉的热情了。

宪政派教士渐渐恢复了宗教活动。雪月1日（1794年12月21日），卢瓦尔-歇尔省主教格雷古瓦要求完全的信仰自由。然而反抗派教士（在诺尔省绰号叫作“手提箱神甫”）只能秘密地做“瞎弥撒”。

共和三年雨月29日（1795年2月17日），根据拉若内的绥靖协议，旺代叛乱者获得了信仰自由。自此，信仰自由再不会遇到障碍了。风月3日（1795年2月21日），根据布瓦西·当格拉的报告，国民公会准许教士和教徒在他们自己的建筑物里做礼拜。政教分离得到进一步确认，各教堂被用来每旬做一次礼拜。礼拜仍然是个人的事，任何教士，只要向自由平等宣过誓（至少按1792年8月14日的誓词，俗称“小宣誓”），都可以做礼拜。但敲钟、穿教士服和接受公众津贴仍然被严格禁止。宪政派教士的宗教活动立刻在格雷古瓦（他出版过《宗教年鉴》）的指导下重新开展起来。参加过“小宣誓”的天主教教士出版了《宗教、政治和文学年鉴》。反抗派教士的秘密礼拜愈闹愈凶，同宪政派教士发生了许多冲突。1795年3月17日，马莱·迪庞写道：“国民公会重新造就了天主教徒，也就重新造就了王党分子……没有一个教士不向教徒表达他依恋王政的意识。”

天主教徒们仍然不满意。为了平息这种不满，国民公会准备作最后的让步。因为，因经济危机而发展壮大的人民反对派此时已经同国民公会发生了冲突。

对西部叛乱者的让步是本着同样的政策路线作出的。热月9日，夏雷特还占着马莱，萨皮诺控制着博卡日，斯托夫莱仍据守莫热。但是，在一些机动部队的不断打击下，他们的兵马损失惨重。然而，除了旺代叛乱之外，在布列塔尼和博卡日一带又发生了一系列朱安党掠夺事件。热月党既然已经放弃了恐怖政策和镇压行动，便打算用调和政策来平息西部叛乱。果月29日（1794年9月15日），奥什在接受指挥权时强调指出：恐怖统治已经结束。俘虏被释放，逃避服兵役者也得到了赦免。根据共和三年霜月12日（1794年12月2日）的规定，凡在1个月内归顺的叛乱者都可以得到赦免。1795年1月间，同王党首领的谈判开始了。叛乱者受到鼓舞，一边继续进行暗杀和抢劫活动（议员布尔索雨月4日，即1795年1月23日写道：“我们在进行绵羊对老虎的战争”），一边强硬地提出条件。

绥靖协议在南特附近的拉若内和夏雷特经个别商订后，于雨月29日（1795年2月17日）签字。绥靖协议规定大赦叛乱者，归还其财产（若已被拍卖则给予赔偿，即使这些财产属于流亡者），旺代人免服兵役且仍可携带武器。最后，还给予旺代人（甚至给予反抗派教士）宗教信仰自由。花月1日（1795年4月20日）在雷恩附近的拉普雷瓦莱签订的绥靖协议也规定了类似有利于朱安党人的条件。

热月党的投降毫无成效，安抚政策只是虚幻的空想。旺代叛乱者和朱安党人可以不慌不忙地准备重启战端了。不久，朱安党叛乱就蔓延到一些新的省份。虚弱无力的热月党人束手无策。经济危机使人民运动重新高涨，这一现实迫使所有反动分子结成联盟。

Ⅱ。经济危机与货币崩溃

放弃统制经济也是热月党反动政治路线的一部分。当年国民公会迫于人民的压力而接受了最高限价，但整个资产阶级都认为这一政策与他们的利益格格不入。革命政府的解体和恐怖统治的完结必然导致对经济控制的放松以至废除，再不能对主张自由利润和自由经济的工商业者施以“强制力”了。但废除经济限制必然会引起指券崩溃、加剧通货膨胀，其结果势必使人民陷入贫困。由此我们再次看到了热月反动的社会性质。

1。恢复经济自由（1794年8—12月）

1793年9月29日颁布的关于生活必需品的普遍限价法，除了对谷物外，并未严格实行。救国委员会把对其他食物的限价抛到一边，然而也不许公开违犯它。黑市贸易已经出现，但只要还在实施恐怖统治，物价的上涨就只能是有限的。热月政变发生后，尽管国民公会在共和二年果月21日（1794年9月7日）把1793年9月11日的谷物和面粉限价法和29日的普遍限价法的有效期延长到共和三年末，但由于放松了镇压，物价还是飞涨起来。黑市盛行无忌。所有交易渐渐地都自由化了。共和三年葡月20日（1794年10月11日），一份警方报告证实：“市场上已无人遵守限价法，一切交易都在议价进行。”

1793年9月11日，为保证市场粮食供应曾规定由各县实行征集。现在，这一制度已经废弛。农民由于不再担心被看成嫌疑犯，很不情愿交出粮食，开始秘密出售。农民还在国民公会中找到了保护人。雾月19日（1794年11月9日）法令，对他们作了一些让步，主要表现为：对拒交征集品的惩罚仅限于没收原征集定额的物资。农民反抗的加强，使城市的粮食供应日趋困难。既然革命政府已经解体，恐怖统治已被抛弃，就不可能再实行征调和维持限价了。

一部分重要经济部门（如军火工场、国内运输、对外贸易等）的国有化同样遇到很大困难，因为这种国有化只能在普遍限价的条件下发挥效能。在兰代的杰出领导下，这一体制在热月后仍继续运行了一个时期。兰代虽于葡月15日（1794年10月6日）离开了救国委员会，但又作了商业、农业和工艺委员会的主席。

军火工场的国有化激起了许多人的强烈反对。手工业者和工业家对于国家管制、限价标准、尤其对于国家工场夺走他们的活计难以忍受。救国委员会把一些工场还给私营企业，作为最初的让步：图卢兹铸造厂和莫伯日铸造厂分别在果月和霜月里转为私营。更重要的是，它还逐步废除了巴黎的大兵器工场——先使之处于整修状态，然后把它担心会成为政治反对派的工人疏散到外省各工场。到了雨月间，该工场只剩下1000名计件工了。

外贸国有化损害了船主、批发商、金融家的利益。对他们来说，海外贸易和金融投机是利润的主要泉源。共和二年第4无套裤汉日（1794年9月20日），兰代在他关于共和国形势的报告中承认搞活外贸的必要性。农业收成不好，春天将发生饥荒，因而救国委员会打算以批准批发商人从中立国自由进口的方式搜罗粮食。国民公会让步了：葡月26日（1794年10月17日）法令批准制造商自由进口他们工场所需要的产品；霜月6日（1794年11月26日）法令使未被查禁的商品都可以自由进口。然而，进口自由和限价法的实施是无法协调的，何况雾月25日（1794年11月15日）法令还允许在法国港口同中立国进行自由贸易。

反对统制经济和最高限价的活动在秋末普遍展开。共和三年雾月14日（1794年11月4日），国民公会要求就“最高限价法的弊病”提交一份报告，国营经济官僚化的现象和管理上的失误（由于没有任何统计组织，官吏们缺乏关于资源和需求的精确概念）尤其遭到攻击。并且，由于这些官僚机构充斥着共和二年制度的拥护者，这种攻击便更加凶猛。通过抨击这些机构，统制经济的原则本身，尤其是对军需供应的管制便都成为攻击的目标。金融家们想恢复以前的做法，重新迫使国家接受军火商和金融公司的服务，由此他们可以牟取暴利，大赚其钱。经济自由的拥护者发起的这场运动终于获得成功：霜月19日（1794年12月9日），商业委员会（兰代不久便被排挤出去）的一份报告作出废除最高限价的决定。

共和三年雪月4日（1794年12月24日）法令终于撤销了最高限价和统制经济。共和国内部的粮食流通完全自由了。商业和供应委员会虽保持着军需品优先购买权，但必须按时价购货。最高限价的废除带来了可怕的危机。

2。指券的崩溃及其后果

废除最高限价的直接后果是指券的崩溃，价格扶摇直上，令人目眩。粮食投机肆无忌惮，愈闹愈凶。纸币成了废纸，汇率暴跌。指券的价值在1793年12月曾回升到面值的50%，到共和二年热月（1794年7月）又降为面值的31%。随后，由于人们不再遵守限价法，指券价值继续猛跌：在共和三年霜月（1794年12月）为面值的20%，在芽月（1795年4月）为8%，在热月（1795年7月）为3%。价格上涨迫使国家实行大规模通货膨胀，而且，捐税不是收不上来，就是只能收到贬值的指券。指券发行似流水，到1794年12月其总额已增至100亿锂，其中有80亿锂在市面流通。从雨月到牧月（1795年1—5月），发行了70亿锂指券，流通的指券已超过了110亿锂。农民和商人都不再接受指券而只要硬币。指券受到拒绝后贬值得更加厉害：在1794年11月到1795年5月间，指券的流通增长了42。5%，而指券的价值丧失了68%。在此期间，100锂纸币最初值24锂硬币，后来只能值7。5锂硬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