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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立法议会战争和王座的倾覆1791年10月1792年8月（第2页）

主战派是由布里索派和宫廷联合组成的，这乍看起来不能不令人奇怪。

宫廷主张战争是因为它把获救的希望全部寄托在外国干涉上，它一贯使用着两面三刀的手法。1791年12月14日，国王通知特雷弗的选侯，如果他在1792年1月15日之前仍不解散流亡者，路易十六只能将他视为“法国的敌人”。宫廷在请求外国干涉落空后便企图借制造事端达到目的。路易十六在威胁特雷弗选侯的当天便通知帝国皇帝：他希望自己的最后通牒遭到拒绝。路易十六在给“他的代理人布勒特伊”的信中写道：“这将不是一场内战，而是一场政治战争。那时一切事物都将大为改善，法国的物质和精神状况使它连半个战役也支持不了。”

在12月14日这同一天，玛丽·安托瓦内特在给她的朋友费尔桑的信中写道：“这帮蠢材，他们没有看到这是为我们火中取栗！”宫廷心怀鬼胎，它指望战局对法国不利，战争的失败使专制政权得以恢复。为此，它急于把法国推入战争。

布里索派主张战争是从国内和国外政策考虑的。在政治方面，布里索派想用战争迫使叛国分子和路易十六暴露出真实面目。1792年1月14日，加代在立法议会讲坛上大声疾呼：“我们要事先给叛国分子指明去处，这个去处就是断头台。”布里索派认为战争是符合国民利益的。1791年12月16日，布里索在雅各宾俱乐部宣称：“遭受了10个世纪奴役后终于获得自由的人民是需要战争的，必须以战争来巩固自由。”

12月29日，布里索还在立法议会中讲道：“法国在欧洲面前展示其自由民族特征的机会终于来到了。它要保卫和坚持自由。”他在这次演说中更加明确地指出：“目前，战争对国民是一种善行，唯一令人可怕的灾难是没有战争……只有国民的利益才是促进战争的力量。”

但是，他这里的国民指的是什么呢？对于这个问题，1792年1月5日伊斯纳尔在立法议会的演说是最明确的回答。仅仅“坚持自由”是不够的，还应该“完成革命”。伊斯纳尔赋予即将发生的战争一种社会内容：“这将是权贵与平等之间的一场斗争。”权贵指的是贵族阶级；而平等则只是“宪法所规定的平等”，是由基于纳税额的选举组织方式所确定的。按照伊斯纳尔的说法，“社会中最危险的阶级是由那些在革命中败落的许多人组成的，其中最主要的是那些众多的大产业主、巨商和一群富有和骄横的人。这些人对平等不能容忍，他们对贵族等级无限惋惜，梦寐以求……总之，这些人痛恨创立平等的新宪法。”

这里所指的当然是1791年的宪法，所谈到的平等“只是权利方面的平等”，正如韦尼奥后来所强调的。吉伦特派所希望的战争只符合资产阶级国家的利益。

经济方面的忧虑也同样严重。工商业资产阶级及其政客希望彻底消灭反革命。他们的主要目的在于恢复指券的信誉，这是企业正常运行必不可少的条件。另外，工商界一向能在军需供应中获取巨额利润，因此战争并不令他们讨厌。这场战争将主要是针对奥地利的大陆战争，而不是针对英国的海上战争。因为海战会损害法国与海外诸岛的贸易和港口的繁荣。吉伦特派于1792年4月发动了大陆战争，直到第二年2月他们才向英国宣战。

在外交方面，布里索派实际上把主要攻击目标集中在旧制度的象征——奥地利身上。他们在各国政治难民的支持下准备发动一场解放被压迫人民的战争。布里索在1791年12月31日宣布：“进行一场新的十字军征伐的时刻来到了。这场十字军征伐是为了实现天下自由。”伊斯纳尔在此之前曾向欧洲发出过警告，并提出发动“各国人民投入反对君主的战争”。战争成了一切政治问题的核心。有一名议员在1792年1月写道：“战争！战争！从帝国各地传到我耳朵里的都是这个呼声！”

主和派使战争的发生推迟了一些时间。三巨头和他们一派的大臣反对宫廷和议会的好战政策。1792年1月，巴纳夫和迪波尔向莱奥波德二世发出了一份备忘录，劝告他遣散流亡者。

在战争政策的反对者中，数罗伯斯庇尔头脑最清醒，态度最坚决。罗伯斯庇尔最初只得到丹东和几份民主派报刊的支持，他几乎是单枪匹马地抵制不可抗拒的潮流。这股潮流把全体革命者随着布里索派卷入了战争。在3个月中，罗伯斯庇尔在雅各宾俱乐部的讲坛上以惊人的远见展开了一场反对布里索的激烈斗争。这场斗争使革命派从此陷于分裂。他深知宫廷主张战争并非出自善意。1792年1月2日，他在雅各宾俱乐部的演讲中指出，战争使流亡者、宫廷和拉法夷特之流感到庆幸。祸害的根源不仅仅在科布伦茨。“祸害的根源难道不在巴黎吗？在科布伦茨与离我们不远的另一个地方之间难道没有任何联系吗？”毫无疑问，完成革命和巩固国家都是必须做的事。但是，罗伯斯庇尔把轻重缓急的次序重新作了安排：“你们应该首先把目光转向你们在国内的立场，在向外输出自由之前应该先把国内秩序整顿好。”

罗伯斯庇尔还指出，在进行战争和打击外部的贵族之前，应该首先消灭内部的贵族，制服宫廷，清洗军队。战局有可能变坏，因为贵族军官的流亡瓦解了军队，部队缺少武器、装备，要塞没有粮食弹药。“一旦将战争加在人民头上”就不能不对人民有所补偿：必须武装消极公民，振奋民众精神。而且，即便取得了胜利，自由也可能会葬送在某个野心勃勃的将军手中……然而，罗伯斯庇尔对战争所持的清醒分析和勇敢的反对态度还不足以阻挡这股潮流。

4。宣战（1792年4月20日）

战争曾一度因罗伯斯庇尔的反对态度而推迟到来，但在1792年初的几个月中又加快了步伐。1791年12月9日，拉法夷特派在布里索派的支持下成功地把纳博纳伯爵安插为军政大臣，使他成为内阁中主战政策的工具。1792年1月25日，在特雷弗选侯被吓得让了步，解散了流亡者的聚合之后，立法议会就请求国王向皇帝询明“他是否放弃了旨在反对民族主权、独立与安全的任何条约和公约”。这意味着要求他正式收回皮尔尼茨宣言。外交事务大臣德莱萨尔力图制止好战政策，结果，纳博纳被免了职。

布里索派内阁的组成是对免除纳博纳职务的反击。吉伦特派火冒三丈；韦尼奥也谴责国王身边“居心叵测的顾问们”。布里索向主和的大臣提出了严厉的控诉状。1792年3月10日，德莱萨尔在大理院受到指控。其他大臣惊恐万状，辞官而去。路易十六在迪穆里埃的建议下召布里索的朋友和吉伦特派组阁：克拉维埃尔任国家税务大臣；罗兰为内政大臣；塞尔旺在5月9日出任陆军大臣；迪穆里埃任外交事务大臣。迪穆里埃曾作过密探，是个名副其实的冒险家。他怀着野心投身革命，与拉法夷特有同样的企图：进行一场速决战，然后班师回朝以便恢复君主政权。为了堵雅各宾派的嘴，迪穆里埃给了他们几个职位：勒布伦-通迪和丹东的朋友诺埃尔进入外交事务部；帕施进入内政部。吉伦特派的报刊立刻停止了对宫廷的攻击。罗伯斯庇尔抓住这一把柄，严厉揭露“阴谋家们”的狼狈为奸。于是，在他的支持者和吉伦特派之间发生了无可挽回的决裂。

从此，宣战已势在必行。3月1日，莱奥波德猝死，他的继承者弗朗索瓦二世反对任何让步，决心一决雌雄。他对3月25日给他的最后通牒置之不理。1792年4月20日，国王亲临立法议会，建议向“匈牙利和波希米亚的国王”宣战，这即是说只向奥地利而不向帝国宣战。只有十几个议员对宣战投了反对票。

战争并没有使其发动者如愿以偿：宫廷和吉伦特派的各自打算都落空了。战争却促进了民族感情的激昂高涨，并给吉伦特派增添了持久的威望。这种威望在相继而来的灾难中也难以磨灭。吉伦特派最终垮台的原因并不在于它企图进行一场导致国民自我发现的战争，而在于它不会驾驭这场战争。

米什莱写道：“他们是共和国的创建者。他们主张进行92年的十字军征伐和实现全球的和平。因此，他们受到全世界的感激是当之无愧的。他们需要洗净93年的污迹，经过赎罪后永垂青史。”

Ⅱ。王座的倾覆（1792年4—8月）

这场震撼欧洲的，几乎不间断地持续到1815年的战争，使法国的革命运动重新活跃起来。王权则成为它的第一个牺牲品。

1。军事的失利（1792年春）

按照布里索派和宫廷的打算，这场战争应该是速战速决的。

然而，从战争一开始，军队和军官的不足就导致了接连失利。法国军队陷于完全瓦解的困境。在1。2万名军官中至少有一半已流亡国外。兵力减员严重，前线部队和1791年征募的志愿兵共有15万人左右。政治和社会冲突也波及到军队。爱国派的部队与贵族的指挥官相互对立，军纪因此受到影响。高级统帅平庸无能：曾在北美战争中战功卓著的罗尚博元帅现已衰老，对其部队缺乏信心；老于世故的德意志人吕克奈尔元帅指挥无方；拉法夷特只不过是个政客式将军。

初战很快便告失败。迪穆里埃曾命令集结在边境的3个军发起进攻，奥地利军队只有3。5万人与之对垒。发动一次突然攻击本可以使法国人占领整个比利时。但是，4月29日，当奥地利军队刚一露面，对自己部队缺乏信心的狄龙和比隆将军便下令后撤，士兵们感到被人出卖而溃不成军，狄龙则被人杀死。于是，边境失去了防御。拉法夷特在阿登山脉始终按兵不动。将军们把失败归咎于部队目无军纪和对此容忍的内阁。1792年5月18日，汇集在瓦朗西埃纳的将领们不顾内阁的命令，自行宣布进攻已不可能，并且建议国王立即媾和。高级统帅持此种态度的真正原因并不在军事方面，而是在政治方面。一贯富有远见的罗伯斯庇尔早在5月1日就在雅各宾俱乐部中指出了这种危险：“不，我丝毫不信任将领们。除了个别几个可敬者外，我认为他们几乎都对旧秩序和宫廷的恩宠怀有惋惜之情。我诉诸人民，只有人民。”

拉法夷特此时彻底向拉梅特派靠拢，以便对付民主派。他声称随时准备率部开向巴黎，驱散雅各宾派。

2。国王和议会的第二次冲突（1792年6月）

军事失利、将领的态度以及他们与宫廷的勾结使民族情绪高涨起来。这种民族情绪的高涨与革命冲动密不可分，其矛头指向嘲弄民族的贵族。

4月26日，鲁热·德·利尔在斯特拉斯堡推出了他的《莱茵军战歌》。众所周知，这首歌充满了民族和革命的**。无论在歌曲的作者还是歌唱者的心目中，革命和民族是融为一体的。阴谋使法国回到“古代奴隶制”的“无耻专制者”和暴君受到了鞭挞。贵族阶级、流亡者“这帮奴才、叛贼、大逆不道之徒和布耶的同谋者”也统统未能幸免。歌曲赞颂对祖国神圣的爱，发出了保卫祖国的召唤（“你们可曾听到：在田野里，凶残的士兵在咆哮……”）。这祖国是1789年后在反对贵族阶级和封建制的斗争中诞生的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