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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国民制宪议会和国王的出逃1791年（第1页）

第四章国民制宪议会和国王的出逃（1791年）

从1791年开始，国民制宪议会的制度结构在矛盾发展的压力下出现了裂痕。贵族阶级仍在负隅顽抗，拒绝任何妥协。这使巴纳夫、迪波尔、拉梅特三巨头再次提出的和解方案不可能实现。向外国求助的行为已众所周知，对外国入侵的恐惧使人民心目中产生了贵族在搞阴谋的看法。这样，民族问题逐渐上升到首位，它加剧了原第三等级内部的紧张气氛，并打破了纳税资产阶级的政权赖以建立的脆弱平衡。

Ⅰ。反革命的猖獗与人民的奋起

从1790年夏天起，由拉法夷特推行的政策已经破产。贵族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之间的和解已无实现的可能。宗教分裂和反抗派教士的骚乱助长了贵族阶级的反抗。指券贬值和经济危机促使人民运动重新高涨起来。

1。反革命：贵族、流亡者和反抗派教士

流亡者、贵族和反抗派教士的力量加在一起，汇成了一股反革命敌对力量。

流亡者在国境地带制造的骚乱逐渐明显起来。他们主要集中在莱茵地区（科布伦茨、美因兹、沃尔姆）、意大利（都灵）和英国。流亡者们从事阴谋活动的目的在于挑动外国对大革命进行干涉。1791年5月，阿尔图瓦伯爵与莱奥波德二世皇帝在芒图进行了一次会面。然而，皇帝对问题持回避态度。

贵族阶级的动乱已在全国范围展开，涉及的领域不仅限于宪法方面。贵族、“黑帮”们想方设法使指券丧失信用，极力干扰国有财产的出售。武装阴谋活动大量增加。1791年2月，“短刀骑士”们曾试图在杜伊勒利宫劫持国王。1790年8月，在韦瓦雷南部有两万名保王派国民自卫军组成了雅莱营，一直到1791年2月才被武力取缔。1791年6月，莱扎迪埃尔男爵在旺代策动了一次叛乱。总之，贵族到处都在蠢蠢欲动。

反抗派教士的动乱为反革命的敌对活动增添了动力。他们与贵族同舟共济，成为反革命的积极分子。他们照旧主持祭礼，管理圣事。国家出现了分裂，许多老百姓不愿意抛弃“好教士”，是由于担心灵魂不能获救。这样，反抗派便把一部分群众拉进了反革命的敌对派阵营。由于混乱局面扩大，国民制宪议会在1791年5月7日允许反抗派教士搞宗教活动，将其作为一种可以容忍的活动对待。宪政派教士对此大为恼怒，他们担心不能抵制反抗派教士的竞争。宗教战争爆发了。

2。人民的奋起：社会危机和政治要求

革命方面的反对派也在发展，这使得国民制宪议会的中庸政策难以推行。

反教会的骚乱是对反抗派教士动乱的报复。宗教斗争不仅使贵族党派的力量成倍增加，也促进了一个反教会党派的形成。雅各宾派为了支持宪政派教士，对罗马天主教进行猛烈的抨击，谴责宗教迷信和狂热崇拜。

开展这种宣传的《乡村报》写道：“有人责备我们对天主教不太宽容，责备我们对永恒的信仰之树没有始终关照。但是，当他们仔细观察一下这棵不容侵犯的树时便会发现：所有枝杈上都交错横生着狂热崇拜。因此，断其一枝必然会触动其他枝干。”

反教会作家的勇气更大，他们提出取消宗教预算，主张建立一种爱国的与公民的信仰，盛大的全国联盟节便是这种信仰的前兆。

民主派的骚乱也是对反抗派教士的动乱的报复。国王和拒绝宣誓的教士们互相勾结起来，这反而促进了民主派的壮大。从1789年起，罗伯斯庇尔便提出了普选制的主张。人民俱乐部的大量涌现使民主派势力有所发展。在巴黎，教师当萨尔在1790年2月2日创立了第一个“两**国者联谊社”。这些接纳消极公民的人民团体，在1791年5月组成了一个中央委员会。在1790年4月建立的科尔得利俱乐部是名副其实的战斗组织。它监视贵族，监督行政部门，组织调查、募捐、请愿、示威等活动，必要时还举行暴动。因此，这个俱乐部是运动的主导。马拉在《人民之友报》上，博纳维尔在《铁嘴报》上都鼓励这一运动的发展。一些民主派甚至自称拥护共和，他们集合在罗贝尔的《国民信使报》周围。

社会骚乱自1791年春天起再度出现。在尼韦尔内、波旁内、凯尔西和佩里戈尔都发生了农民的骚乱。巴黎的工人也跃跃欲试。失业有增无已，奢侈品工业濒临破产，生活费用上涨。一些职业团体，如排字工、马蹄铁匠、木工等联合起来要求规定最低工资额。联谊团体和民主报刊对工人的事业予以支持，谴责企业主和批发商利用经济自由大搞“新的封建制”。社会骚乱助长了民主派的活动。

3。国民制宪议会的资产阶级与社会的巩固

面对上述两种威胁，国民制宪议会制定了强硬的政策。资产阶级对人民运动发展的恐惧丝毫不亚于对贵族反革命阴谋的害怕。拉法夷特的威望以及他对国王的影响现已消失殆尽。米拉波一时间成为头面人物。

米拉波曾被1789年11月7日的法令排除在内阁之外。他被宫廷所收买，转而报效国王。他向国王呈递第一份奏章是在1790年5月10日。米拉波主张国王拥有实权，他极力促使议会赋予君主宣战权和媾和权。他向路易十六提供了一项庞大的宣传和贿赂计划，旨在建立一个党派，让国王离开巴黎，解散国民制宪议会和向国民求助。在整套计划中，宫廷只采纳了贿赂一项。王室费总管塔隆通过积极行贿，使王室的同谋者和代理人为数大增。路易十六对米拉波同对拉法夷特一样不信任。米拉波于1791年4月2日猝死。他的政策由于中断而免于失败，他的死亡使革命舞台上失去了一个主要演员。

巴纳夫、迪波尔、拉梅特三巨头马上取代了米拉波的位置。民主派的壮大和人民的骚乱比贵族的阴谋更使他们警觉。他们也主张现在停止革命。三巨头靠宫廷给的钱发行了一份新报——《文史学家》。他们开始与拉法夷特接近，逐步向右转。他们控制着国民制宪议会，也迫使它作同样的转变。消极公民被排斥在国民自卫军之外；集体名义的请愿遭到禁止；禁止结社和罢工的勒夏普利埃法于1791年6月14日通过。左翼当时的表现便是在这样一种反动的政治背景下作出的。罗伯斯庇尔当时闭口不言，然而他曾经在所有场合英明、果断地保卫了人民的权利。1791年4月27日和28日，在关于国民自卫军组织的辩论中他发言：“是谁进行了我们这场光荣的革命？难道是阔佬们，是有权势的人吗？唯有人民有愿望并有能力进行这场革命。同样，唯有人民现在能支持革命。”

勒夏普利埃法的社会后果连马拉也未完全估计到，他把它看成一项限制集会和请愿的反动政治法律。他在1791年6月18日的《人民之友报》上写道：“他们剥夺了无数劳工和工人阶层在一起名正言顺地商议自己事务的权利……他们一心只图把公民们互相孤立起来，防止他们共同管理国家事务。”

与贵族阶级实行妥协的政策又冒头了。由于害怕民主，三巨头和拉法夷特主张修改宪法，提高选举的纳税标准和加强王权。但是，这种政策必须得到“黑帮”和贵族们的支持以及国王的同意才能成功。贵族负隅顽抗使之不能实现。国王的出逃充分显示出这种政策的虚浮。

Ⅱ。大革命与欧洲

在1791年当中，国内的动乱加上在国外的困难使国民制宪议会的处境越加艰难。新生的法国与旧制度的欧洲针锋相对，正如封建贵族阶级与资本家阶级、君主专制与自由政府之间的对立一样。各国之间的敌对有时会转移它们对法国事务的注意力。流亡者和路易十六求助外国恢复其专制权力和社会优势地位，这便使冲突不可避免。

1。革命的传播与贵族的反动

各国的君主从一开始便对革命思想的宣传和扩张力深感不安。大革命的一系列事件和1789年原则本身就具有足以发动各国人民和动摇各君主专制权力的影响力。在法国发生的事件激发了世界各地的极大好奇心。外国人纷纷涌向巴黎，成为名副其实的“向自由朝拜者”。他们中有美因兹的乔治·福斯泰尔、英国诗人沃兹沃恩、俄国作家卡拉姆津等等。他们参与政治斗争，出入俱乐部，成为大革命思想的积极宣传者。他们中最狂热的应属来自萨瓦、布拉邦特、瑞士、莱茵地区的政治难民。从1790年起，瑞士难民，尤其是日内瓦人和纳夏泰尔人便组成了“海尔维第[1]俱乐部”。

在法国之外，启蒙思想在资产阶级和贵族中的传播发展，使德意志和英国对大革命的影响尤为敏感。

在德意志，教授和作家们兴高采烈，例如在美因兹大学图书馆任管理员的福斯特，汉堡的诗人克洛普施托克、普鲁士的哲学家康德和菲希特。在杜炳根，大学生们种植了一棵自由树。这一运动还超出了知识分子的小圈子，扩展到资产阶级和农民中间。在莱茵河地区的伯爵领地，农民们拒不缴纳领主捐税；在萨克森的梅桑爆发了农民骚乱；汉堡的资产阶级在1790年7月14日举行了庆祝活动。这一天，参加者们身佩三色绶带，女孩合唱团讴歌自由的诞生，克洛普施托克还朗诵了他的颂歌《是他们而不是我们》：

啊，高卢的自由，

我纵有千万张歌喉，

也难以将你赞颂：

我的声音是那样的微弱，

啊，神奇的自由，

她无所不能……

在英国，辉格党的首领之一福克斯、奴隶制的反对者威尔伯福斯、哲学家边沁和化学家普里斯特莱都公开声明自己赞同大革命。英国的统治阶级在大革命初期曾持赞许态度。但是，随着革命事态的急剧演变，它的态度逐渐冷淡下来。只有激进派和异端分子坚持同情大革命，要求在本国实行改革。1790年在曼彻斯特建立了一个“宪法社”；在1791年，“伦敦推动宪法情报社”重新建立。诗人们长期忠实于自己最初的**，他们是布莱克、彭斯、沃兹沃恩和柯勒律治。1789年，柯勒律治在《法兰西》赞歌中表达了他如醉如痴的喜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