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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论大革命的发生 远因近因和导火线02（第3页）

[72]R。G。利普西（R。G。Lipsey）、K。兰凯斯特（K。Lancaster）：《次优理论》，载《经济研究评论》，第24卷，11～12页。

[73]“正是出于这种对金钱的需求，加之又不愿向三级会议索取，于是使卖官鬻爵制度应运而生，这种现象世所未见。由于这种出于理财思想的捐官制，第三等级的虚荣心遂在三个世纪当中得以保持不衰，他们唯一的念头就是获取官职。”（155页；《全集》，第三卷，140～141页）

[74]“1771年，高等法院被废除，这同一公众，以往经常为高等法的判例所苦，这时看到它的死亡却深感激动。仿佛高等法院一倒，这最后一道能够约制国王专权的障碍就倒塌了。”（244页；《全集》，第三卷，193页）

[75]参见R。布东（Boudon）：《相对受挫感的逻辑》，见J。厄尔斯特编:《理性选择》，牛津，布莱克威尔出版社，1986。

[76]“大革命的特殊目的是要到处消灭中世纪残余的制度，但是革命并不是在那些中世纪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发，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对此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的；因此在这些制度的桎梏实际上不太重的地方，它反而显得最无法忍受。”（33页；《全集》，第三卷，71页），接下来通过对比法国和德国而解释了这个论断。

[77]“后来成为这场革命主要发源地的法国那些部分，恰恰正是进步最明显的地方。”（257页；《全集》，第三卷，201页）

[78]“人们如果研究法兰西岛旧财政区留下的档案，定会很容易断定，正是在临近巴黎的地区，人们对旧制度进行了最早也最深刻的改革……相反，没有什么地方的旧制度像卢瓦河流域及河口处、普瓦图沼泽和布列塔尼荒原那些地方保存得更完整了。恰恰是在那里点燃并滋养了内战战火，那里对大革命反抗最激烈，时间最长久。”（257～258页；《全集》，第三卷，201～202页）

[79]“以至于有人会说，法国人的处境越好就越觉得无法忍受。”（同上书）

[80]“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259页；《全集》，第三卷，202页）

[81]参见本文139页注①。

[82]“1776年1月21日的法令是关于消灭野兔的。这份敕令的绪言和主体都是路易十六本人所写，他将此敕令拿给杜尔哥看，并说，‘你认为我自己不工作吗？’这个可怜而杰出的国王，就在他被送上断头台之前17年的同一天，在这样一场大革命的前夕，从野兔着手开始改革。”（《全集》，第三卷，407页）

[83]“18世纪的君主制统治下，刑罚虽然形式骇人，几乎总是温和的。人们宁愿使人畏惧，不愿使人受罪；或不如说，人们由于习惯和冷漠而专横强暴，由于气质而温和。”（283页；《全集》，第三卷，215页）。虽然这段评论是针对刑事司法而言的，但它也同样适用于对温和镇压的偏好。

[84]“国王……召回了高等法院，取消了印花税和土地税……如果国王希望保持旧王朝的国王权威，这正是他所不应该做的。从那一刻开始，各种形式的让步就不可避免了。”（《全集》，第三卷，1141～1142页）

[85]“人们耐心忍受着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难时，它就变得无法忍受了。当时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觉察到尚有其他流弊存在，于是人们的情绪便更激烈：痛苦的确已经减轻，但是感觉却更加敏锐。”（259页；《全集》，第三卷，202页）

[86]“人民，从来没有想象过一个另外的社会状态，从来没有希望与他们的领袖平起平坐……如果那些上等人仁慈而公正，人民会热爱他们；人民会顺服于他们而不觉得艰辛、屈辱，就好像俯首于上帝所加诸的那些困境一样。”（《论美国的民主》上卷，戈德哈默译本，8～9页）

[87]“与政府有金钱关系、对政府借款颇感兴趣、靠政府薪金维生、在政府市场投机的人数惊人地增长。国家财产和私人财产从未如此紧密混合。”（261～262页；《全集》，第三卷，204页）

[88]“1789年，国家欠债近6亿里佛，那些债权人本身又是债务人，正像当时一位财政家所说，他们和同受政府财政管理不善之苦的一切人联合起来，将他们的怨恨一齐向政府发泄。请注意，随着这种不满者人数的增多，他们更加愤怒。”（同上书）

[89]“人们的心智已经变化了，他们对所缺乏的东西有了更加清醒的意识并因此而更加难受，即使他们的苦难的总量比以前更少。他们的敏感程度增长的速度比苦难缓解的速度更快。这同样适用于对自由平等的渴望和对金钱的欲望。”（《全集》，第三卷，1073页）

[90]“当一切条件都不平等时，任何不平等都不会令人厌恶；然而在普遍均质化的情况下，即便最轻微的不同也令人震惊。均质化越严重，不平等迹象就越不可忍受。”（《论美国的民主》下卷，戈德哈默译本，795页）

[91]“有这么一个老生常谈：权利的不平等没有随着大革命的临近而变得更严重，但由于实际条件平等的凸显而显得更不可容忍。对此我还要补充一句：较之以往任何时候，这时的权利不平等在某些方面都变得严重了许多，而且其性质也变得可怕了许多。”（《全集》，第三卷，1110页）。最后这一条评论或许就是针对1781年那条关于军官职位的更严格的限制性法令而说的。

[92]“应当承认，在法国，社会上层阶级开始关心穷人命运时，穷人尚未使他们感到畏惧；这一点在1789年以前十年当中尤为明显。”（269～270页；《全集》，第三卷，208页）

[93]“这等于是通过叙述各人所受的苦难使他们激愤起来，向他们指出罪魁祸首，并告诉他们这些人为数很小，不足为惧，从而在他们内心深处燃起贪欲、嫉妒和仇恨。”（273页；《全集》，第三卷，210页）

[94]“但是很奇特的是，就在他们关心人民的明显表示中，他们却不时加进公开蔑视人民的话语……上基耶内省议会热烈地为农民的事业申辩，但称这些农民是无知粗野的人，是好闹事、性格粗鲁、不顺从的家伙。杜尔哥曾为人民做了不少好事，但他讲起话来也是如此。”（271页；《全集》，第三卷，209页，也可参考377页）

[95]“所有这些措施与时代精神都是一致的，却都为贵族所反对或延误。然而政府不受欢迎，贵族却得到了公共舆论的支持。”（《全集》，第三卷，469页）

[96]“尽管做了这样巨大的妥协，国王和大臣们却极其不受欢迎；而反对这个决定的高等法院，却得到了人民的狂热支持。还有一个事实值得注意，虽然这个巨大的妥协可能会使第三等级成为政务的绝对主人，做出了这个巨大妥协的大臣却被人民所厌恶；而高等法院反对实施这个在当时来说十分民主的法律，却得到了人民的热烈欢迎。”（同上书，507页；着重号为原文所加）

[97]“在政治中，通过一项措施的本质价值来判断其给人的印象，无论动机如何，这种做法总是错误的。一项措施的影响力首先取决于提出它的境遇，尤其取决于提出这个措施的个人。这就是为什么政治学不会成为一门科学，甚至不能成为一门艺术的原因。在政治中，无法找到固定的规则，甚至不能找到取悦人民的规则，人们只能做那些他们自认为有用的事情。当机缘巧合使得政府受欢迎时，人们则乐意在其治下遭受苦难。但当政府不受欢迎时，即使它做好事也会让人觉得痛苦。”（《全集》，第三卷，1136页）

[98]“在某种意义上，维齐尔会议是向所有人发出的一个实实在在的可以看见的信号，表示这种新型议会已经发生了，以及它可能产生的效果。由此，阿尔卑斯一个渺小省区的遥远角落里发生的事情，对整个法兰西都具有了决定性的影响，一个微小事故突然成为主要事件。它使那些曾经只被一小部分人所看见的事受到普遍关注，向每个人展现了权力的实际所在，并由此在一瞬间决定了成功。”（同上书，485页）。最后一句话不见于普雷亚得版《全集》，出自《旧制度》，见《托克维尔全集》，伽利玛尔出版社，1951，第二卷第二册，78页。

[99]“在多菲内，军役税是按地产而非按人头核算的。因此贵族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像其他许多地方那样与第三等级为敌，也不需要在那么多问题上让渡平等。”（这一条评论在普雷亚得版《全集》不得见，出自《旧制度》，见《托克维尔全集》，伽利玛出版社，1951，第二卷第二册，74页，注释一）

[100]J。厄尔斯特：《交叉投票》，载《政治哲学期刊》（待刊）。

[101]“如果一定要采取共同投票的方式，多菲内的做法没有在其他地方推广是很不幸的，因为在那里，所有等级的代表都由三个等级共同选举，这种做法可以促进达成一致。”（《全集》，第三卷，531页）。也可参考本文139页注②所引497～498页的引文。在另一个地方，他注意到在《什么是第三等级？》中，西耶斯“拒绝了所有人选举各个等级代表的想法。这个在多菲内得到了实施并且可能被视为一个可以接受的、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整个国家很快地混合成一个共同的大众的交易的想法，被西耶斯有意地拒绝了。”（同上书，541页；着重号为原文所加）

[103]“当我谈到阶级战争时代、清楚地阐明这种分裂是多么的令人眩晕的时候，直到大革命简化了这种阶级区分，并在同一社会区隔的各种各样的居住者之间重建和谐为止，不仅资产阶级与贵族为敌，小贵族也在攻击大贵族，低级教士也在攻击高级教士……”（《全集》，1147页）

[104]“没有什么比各种阶级之间的仇恨、嫉妒更能……助长专制。但其前提条件是，这种仇恨和嫉妒只不过是一种苦涩的、平静的情感，它刚好足以阻止人们互相帮助，但还不足以刺激他们揭竿而起。一旦阶级之间的剧烈冲突爆发了，没有哪个政府不会倒台。”（同上书，497页）

[105]“这份文件也明确显示了紧随这份奏折而颁布的选举法是被蓄意设计出来的，其目的是让本堂神甫成为教士等级的主要代表，并在主教与其教士之间制造一场分裂性的内部战争。但这个选举法没产生很大的影响，因为对教士的攻击很快就使得这个团体加强了内部团结。”（同上书，546页）

[106]“三个来自普瓦图的本堂神甫寻求对其代表资格进行身份验证。其中一个代表其团体发言：‘我们来到这里，由理性之炬引导，由对公共利益的热爱指引，与我们的公民同胞一起就职。’（很明显，这些本堂神甫的年龄比他们的教堂年龄还大）。他们受到热烈欢迎，这是从拱顶上掉落的石头。”（同上书，567页）

[107]“最终，最重大的错误，即按人头投票的问题，正好浮现为主要问题，按照一种有利于第三等级的方式辩论，引起了他们的希望和**却又悬而未决，换句话说，这是所有可以想象的进程中最糟糕的一种。如果国王事先已经明确地指定了按人头投票的规则，平民就很难再提出这种要求。如果国王事先已经下令按等级投票，特权等级也很难产生扭转潮流的希望。大革命还是会发生的，但很有可能会带着一种平静的精神，经历平稳的转变。然而，激起了按人头投票的希望却又不批准它，这肯定会引发第三等级的攻击和特权等级的抵抗。换句话说，它必定会突然使改革转变为暴力革命。”（《全集》，546页；着重号为原文所加）

[108]“同样的权力姿态与不完全的暴力和鄙视混合在一起。”（同上书，569页）

[109]“政府的温和压力非但没有消融国民议会的意志，反而激怒了他们，使他们逐渐地采取了自己做主的态度。”（同上书，570页）

[111]“我们发现穆尼埃专门用了一章来消除人们的担心。人们担心的是，即使第三等级代表人数增加一倍并按人头表决，贵族和教士仍然能够统治议会。既然贵族的对手们也被贵族的重要性和力量蒙骗了，我们怎么能奇怪贵族的自欺欺人呢？”（《全集》，550页）。然而，这个说法与他自己关于将三级会议转变为国民议会的辩论的下面这种论述是不一致的：“当时有人要求（就三级会议转变为国民议会的主张）进行投票表决，60或80个反对者强烈地坚持（将此表决）推迟两天。在这个会期，会厅里的辩论已经渗入了暴烈的行为方式。那些要求推迟表决的人被大声斥责为叛徒……由此看来，即使在独立的第三等级内部，也存在着一个少数派，他们虽然人数很少却非常坚决，这本可以使两类等级，即使在共同投票的情况下，也保持权力的平衡；或至少可以减缓（大革命的）速度并减轻其后果的严重性。”（同上书，567～5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