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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论大革命的发生 远因近因和导火线（第1页）

托克维尔论大革命的发生：远因、近因和导火线

琼·厄尔斯特

【编者按】原文题为“Tocquevilleon1789:Pres，Prets，andTriggers”，载切瑞尔·韦尔奇（CherylB。Welch）编《剑桥托克维尔研究指南》（TheCambridgepaniontoTocqueville），剑桥大学出版社，2006，49～80页。作者琼·厄尔斯特（Joer）系挪威社会和政治理论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科学RobertK。Merton讲席教授，此文的特色在于指出了《旧制度与大革命》中一些观点的可能的来源，并着重分析了托克维尔有关如何避免大革命的一些经验性思考。注释中的引文由亚瑟·戈德哈默（ArthurGoldhammer）翻译。出自《旧制度与大革命》（后简称《旧制度》）一书的引文均据1866年的博蒙（Beaumont）版《托克维尔全集》译出，没有注明出处的页码索引都指此版本。为了方便读者，也标注了引文在普雷亚得（Pléiade）版《托克维尔全集》（后简称《全集》）的页码。本文所引《旧制度》第二卷笔记出自普雷亚得版《全集》，第三卷，319～1286页。

一、导言

劳伦斯·斯通谈英国革命原因时，区分了远因（pres，1529—1629）、近因（prets，1629—1639）和导火线（triggers，1640—1642）。远因“使某种形式的政权再分配几乎不可避免……但这些变化究竟将由和平演变、政治动乱或武装力量促成，都没有定数”。稍后，“15世纪30年代的近因使一场政治冲突由可能性变成了盖然性”，而导火线则是由“一连串短期的甚至是意外的事件提供的，这些事件将盖然性变成了确定性”。[1]他区分的那些日期，当然是有点武断，但还是能指示出观察家们——无论是在当时写作的，还是得益于事后认识的——在思考某个革命起因时的一些反思点。

人们可以试着在托克维尔关于法国革命的著作中寻找类似的区分。[2]《旧制度与大革命》第二编讨论了大革命的远因，那是在1439—1750年间发生的过程。近因是该书第三编的主题，发生于1750—1787年间。导火线则是在有关计划中的该书第二卷的第一编和第二编的笔记中讨论的内容，发生于1787—1789年间。尽管大致相符，这种分期却和他的分析不大对得上，因为他的分析指向一个更进一步的反思点，那是在1770年前后。在《旧制度》的第三编第一章中他指向1750（在18世纪中叶），认为这是一个分水岭，标志是某种抽象的哲学激进主义的出现和它的思想霸权。不过在那个时候，舆论的基调还是改革而非革命[3]。事实上，一位开明君主当时就有可能防止革命的发生[4]。但20年以后，舆论基调就变了[5]。托克维尔举了一个例子，即人民对1771年一些高等法院的被废黜事件的反应，并指出从那以后一场激进的事变就不可避免了[6]。

这种不可避免性的说法，总是很难解释清楚的。我们也许可以考虑到两个可能的“反事实”［这里作者在运用1982年美国心理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达尼埃尔·卡尼曼（DanielKahneman）和他的同事阿莫斯·特维斯基（AmosTversky）提出的“反事实思维”原理分析问题。所谓“反事实思维”，指的是一种以与事实相反的另一种可能性为思考对象的心理活动。——译注］，而托克维尔实际上也是以这两个反事实为基础来思考的。按某种弱反事实思维，要是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真实的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谁都本来能做而实际上却没有做任何事情去阻止大革命的话，大革命就不可避免了。按某种强反事实思维，要是即使他俩都有不同的实际表现而革命仍然也会发生的话，这革命也是不可避免的。说到路易十五，托克维尔断言尽管这位国王能在1750年左右发起一场和平的改革并防止革命，他也没有这样行事的性格[7]——这样说来革命的不可避免性在1750年前还是比较弱的。当托克维尔认为激进革命只是到1771年的时候才变得不可避免，他心中一定因此有一个很强的感觉。然而当他也认为路易十六本可以做出一些预防性的决策以使事变进程变得不那么激进，[8]那么他一定是在以那个弱反事实为依据。因为所有这些有远见的选择本来都可以由出了名的优柔寡断的路易十六来做出的。既然他天性如此，大革命就在所难免了。

由托克维尔的解释风格还接着产生了另一个问题。有点类似于马克思，托克维尔在意向解释和功能解释之间（见本文第三部分）、结构解释和事实解释之间（见第五部分）和解释与讽刺之间（见第六部分）摇摆不定。比起马克思来，他一定更喜欢做意向的、基于事实的解释，就像他对那种后来被称为“托克维尔效应”的现象的分析所展示的那样（见第四部分）。

我将这样展开我的分析。在简要谈谈史学史的第二部分中，我将指出托克维尔的一些思想可能来自他的先驱，或它们都来自一个共同的源头。在第三部分中，我要讨论托克维尔关于大革命远因的观点：1750年左右的绝对君主制。第四部分集中谈大革命近因，它们在1787年之前使大革命渐渐变得呼之欲出。第五部分讨论引起大革命的暴烈转向的一些事件。第六部分是阶段的结语。

二、斯塔尔夫人和约瑟夫·德罗兹

托克维尔对大革命及其先导事件的精彩分析有几个先驱。他大概熟悉斯塔尔夫人的《思考法国革命》，并肯定熟悉德罗兹的《路易十六时代》，因为他对德罗兹“非常重视”（setgreatstorebyhim）。[9]两书都长于政治心理分析，而现在我们看到托克维尔的书也是。读过它们，我们可以得知哪些大概是常识，而托克维尔的分析的新意又在哪里。下面是一些托克维尔的观点已经由两位作家说过的例证。还有一些例子可参见注释。

1。《旧制度》第二编的中心思想是法国贵族违背了两个能在公众眼里证明他们的特权的合法性的潜在契约：服军役以享受免税权，[10]为农民提供公益以享受封建税费。[11]斯塔尔夫人十分清楚第一项违约，[12]对第二项违约也知之甚详。[13]

2。第二编的另一个关键论点是旧制度不同等级内部[14]和之间[15]的自下而上的嫉恨和自上而下的轻蔑的弥漫式结合。德罗兹在这个问题上是非常雄辩的，在他谈到旧制度中的“轻蔑的瀑布”[16]的时候，或谈到凡尔赛的贵族们幻想着他们可以用他们的轻蔑态度让第三等级屈服的时候。[17]

3。在第二编中托克维尔说王朝在对待批评的政策方面，在双重意义上推动了自己的垮台：一方面允许各种危险的抽象观念的自由讨论，一方面又禁止对于政府行为的建设性批评。[18]前一项政策，在他看来，像是某种保险阀（safety-valve，缓和紧张状态的手段）或安慰奖。[19]德罗兹在注意到同样的悖谬的时候，还对有关激进思想的宽容政策提出了一个比较简单的解释，说那与其说是因为官员们在搞马基雅维利主义，还不如说是因为他们的轻佻率性。[20]

4。在第二编中的一段引人注目的评论中，托克维尔指出贵族们对官员们通常态度冷漠，但当官员们来求贵族的时候，贵族的态度还是有所不同的。[21]对这一点，德罗兹也有非常相似的评论。[22]

5。尽管在第三编中托克维尔承认高等法院在某些方面是有用的，他也指出这些高等法院有更多的权力抑善而不是抑恶。[23]用德罗兹的（相同的）语言，它们有更多的权力作恶而不是行善。[24]

6。第三编（以及为第二卷所做的笔记中）一个中心观点是在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统治下，行政权力不断地失察，看不到它们的折中办法会适得其反地损害它们设想的目标，这个观点托克维尔运用于让步[25]和镇压[26]政策。斯塔尔夫人谈到在网球场宣誓那天的镇压性的折中办法[27]。德罗兹提到一些因为没有在各自的方向上走得足够远而产生了相反效果的让步[28]和镇压[29]措施。

7。第三编的另一个重要观点是特权阶级对于人民的态度缺乏首尾一贯性，是一种同情和轻蔑的混合物。[30]德罗兹也有同样的看法，并且像托克维尔一样（但涉及的是一种不同的行为），琢磨出这种态度也导致了缺乏首尾一贯性的实践。[31]

8。在为写第二卷所做的笔记中，托克维尔强烈认为人们不能同时勇敢地反对专制主义和无政府主义。[32]成功地抵抗了国王之后，制宪会议就不能同样坚决地与巴黎人民作对了。再一次，我们发现德罗兹也有同样的评论。[33]

我没有直接证据证明这些例证反映了斯塔尔夫人和德罗兹对托克维尔有直接影响，或证明这三人只是表达了当时普遍流行的观念。我感到，在第3点和第8点指出的那些相似性是那样的引人注目和特别，以致说有直接影响而非共同原因是讲得通的。但最重要的是，即使当我们发现他的观察是非常引人注目的，我们仍应该小心，不要说那是托克维尔的首创。他曾是极其富有创新性的，即使拿掉一些不属于他的创新点，还有许多创新点留在那里。而倘若托克维尔的确从他的前辈那里借用了某些观点，谴责他没有做注解也是荒谬的。托克维尔在这里，就像在其他地方一样，是以一位贵族和历史学家的骄傲来写作的，他要掩去他的足迹、拆去他搭脚手架的材料。

三、“我们只依靠可靠的东西

（Onnes'appuisquesurcequirésiste）”

这句话是诗人弗朗索瓦·安德留对拿破仑说的。它可以用来概括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第二编里的一个主要思想。[34]简言之，他认为法国历代国王在削减贵族的政治权势方面做得非常成功，以致当路易十六需要贵族来抵抗革命的时候，他们都无能为力了。只有在法国西部，那边的贵族抵制了国王的召唤没有去宫廷，他们才能驰援国王。[35]事实上，行政权力毁掉了所有中间团体，以至于它连处理一个一般性的危机时都不能指望得到任何人的帮助。[36]

贵族虚弱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他们自己的免税特权使他们与资产阶级产生了隔阂[37]。由于他们不承担同样的税务，这两个阶级就少有共同利益了，也很少有机会采取统一行动[38]。此外，免税是一种可见的特权象征，它能点燃资产阶级的怒火。作为“特权瀑布”的一部分，按德罗兹的意思来说，资产阶级几乎像贵族和资产阶级发生了隔阂一样和人民发生了隔阂[39]。尽管托克维尔没有使用“分而治之（divideetimpera）”这种说法，从他的分析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是他归咎于历代国王的一种策略。[40]然而正像我们从齐美尔（Simmel）那里知道的，[41]C可以从AB之间的负面影响中获益这一事实，并非自动就是蓄意的“分而治之”的证据。某种偶然的第三者获益（third-partybeertiousgaudens（渔翁得利）”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托克维尔提供了任何能说明更蓄意的或马基雅维利式的论点的证据没有呢？

托克维尔对“三合一”结构（如国王—贵族—人民）的兴趣，是他早年就有的。在1828年致博蒙的一封信里，他就提出了一种更常规的三者关系的思想，认为法国国王先是和人民（lesunes）结盟以摧毁贵族，然后自己又在1789年被人民摧毁。[42]《旧制度》中的讨论是比较微妙费解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是令人信服的。对贵族而言，免税特权似乎事实上把物质利益和差异的象征价值结合在一起了。“特权者强烈要求并大体上得到了这一结果：当仍然被征税时，他们将被列在一份与一般人有别的名单里……对贵族而言，希望他们的名字不被和平民列在同一张纸上受玷污，这一点是和让他们承担的相当低的税额模糊化的好处连在一起的。”[43]循着托克维尔的意思，人们可能会说免税的价值主要是象征，因为一个佃农纳的税会减少领主所控制的地租。[44]无论是通过其物质效益还是象征效益或两者一起，免税都很有可能引发“精英碎裂的自杀性后果”。[45]只是问题仍然存在——托克维尔有没有说明，这种碎裂与其说是一些为其他目的而采取的行动的一种无意的副产品，还不如说是国王们有意造成的？

除了分析免税特权对于贵族的影响之外，托克维尔还叙述了这种免税特权的起源——就是说，贵族“怯懦地”将免税特权当做一种贿赂接受了下来，国王通过这种贿赂就可以在不召开三级会议的情况下强征新税。[46]在探讨这一点之前，先让我点出托克维尔赋予国王不想召开三级会议这一点的非同一般的因果上的重要性。捐官制（venalityofoffices）也被归咎于国王的这种愿望，[47]就像高等法院的政治意义一样。[48]在每种情况下，托克维尔也提到国王向法国人隐藏对他们的真实压迫的本质和程度的需要。这个论点不止含有对功能主义的某种暗示，就像他关于政府作为一种“安慰”而允许批评宗教的论点（前面讨论过）和关于免税特权是一种“分而治之”的策略的论点（现在我就来说说它）中有这种暗示一样。

在功能解释里，人们引证某种行为模式（对某人或某事）有益的结果来解释那个模式，既不表明这个模式是用提供这些好处的意向创造的，也不暗示结果可能用以维持其原因的某个反馈环路。[49]当没有得到其中任何一种方式的支持时，那所谓的解释就是错的，因为它不排除好处会以某种偶然的方式产生的可能性。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用“第三者好处”这个用语解释冲突的行为又不排除这一认识，即后者可能属于那种“渔翁得利者”的类别。严格说来，托克维尔没有提供关于免税特权的一种功能解释，因为他的确将一种“分而治之”的意向归咎于国王们了。然而，由于他并没有提供这一意向的证据，这就很难不让人认为，他只是臆想了那种要从事实上的事后（expost）的好处中获益的事前（exante）的意向，把“它在那之后而来，故必然是从此而来（popropterhoc）”和“何人得益（o）？”结合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