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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02（第1页）

导言02

也正因为与农民有了这种前所未有的距离感，这些乡居贵族在对农民的态度上渐渐变得像自己的管家一样可恶：“他认为佃农不过是债务人，对这些人他们百般勒索，凡是按法规或惯例属于他的东西都不放过，结果这些封建残余权利的勒索竟比封建时代还要苛刻”，以至于农民要用“燕隼”——猛禽中身量最小的一种——这一绰号来咒骂这些穷酸刻毒的家伙。[50]

托克维尔这里说的情况已经牵涉到一个后来被人们称作“领主反动”的法国历史现象，只是在他那个时候学界还没有这种说法。所谓“领主反动”，按法国当代著名学者勒内·雷蒙（RenéRémond，1918—2007）所言，指的是乡居贵族在大革命前三十来年里为摆脱他们的经济困境，提出要恢复他们过去曾经享受过的种种早已被废弃了的封建权利，主要是各种税费；结果一些过时了的旧封建法规又重新生效，已经被遗忘了好几代的封建税费又被发掘了出来，并强迫农民不折不扣地缴纳。[51]

但当时法国农民所实际遭受的苦难还远不止于此。托克维尔进一步发现，不光是贵族抛弃了农民，资产者也抛弃了他们，其实整个国家都抛弃了他们：知识突飞猛进农艺却被忽视，政府只知加派军役徭役，饥荒袭来他们无人赈济，外出行乞还有骑警追缉……而这一切，在托克维尔看来都是法国贵族的“种姓化”或“寄生化”的后果，因为，“如果在农民身旁有一些既有钱又有教养的人，他们即使无意保护农民，至少有兴致、有权力在掌握穷人和富人命运的那个共同主宰面前，替农民求情，那么所有这些新的压迫能制定吗？”[52]

而且农民“除使用暴力外，对于压迫几乎始终处于无法反抗的境地”。[53]所以美国学者多纳尔德·马莱茨要说，法国农民在旧制度下“只能成为前革命者”。[54]厄尔斯特甚至认为法国贵族的那种“种姓化”或“寄生化”是导致大革命爆发的最重要的动因，因为“没有农民的仇恨，单凭资产阶级的嫉妒本身是不可能闹起一场革命的”。[55]

普遍的嫉恨情绪，导致了社会的普遍碎裂。托克维尔分析道：“这些可悲的特权使那些被剥夺了特权的人心中充满嫉妒，而使那些享有特权的人更加自私自利，趾高气扬”；首先是资产者与农民分离了，“在整个18世纪，没有什么比城市资产者对郊区农民的敌视和郊区对城市的妒忌更为显而易见的了”；其次是城市中资产者和下层市民也“几乎成了敌人”，因为前者一贯地勾结政府剥夺后者的政治权利，并从经济上残酷地剥削他们；而资产者本身也分裂成“无穷无尽的片片块块”，这些不同的团体尽管极端微小，仍在不断向细微分化，同时还变得越来越有个性，越来越好争吵，常常为一些无聊的地位、荣誉问题打得不可开交，比如箭城假发师团体会为让面包师居首位而拒绝出席会议，一个城市的部分显贵会因为会议接纳了几个手工业者而拒绝履行职务——“在这些小团体因自尊心而不断相互摩擦中，法国人固有的虚荣心变得更强、更敏锐，而公民的正当的自豪感却被遗忘”。[56]

法国社会就这样碎裂了，出现了千千万万只顾自身利益的小团体，盛行起一种托克维尔称之为“集体个人主义”的东西——之所以还没有出现导致社会原子化的真正的个人主义，那只是因为那时的法国人还囿于传统，不懂得在不隶属任何团体的情况下该如何生活。而这种“集体个人主义”，作为现代个人主义的“精神准备”，在托克维尔看来危害性极大，实际上是“所有侵蚀旧制度机体、迫使旧制度灭亡的弊病中最致命的弊病”。[57]

这种由于嫉恨情绪的泛滥导致的社会碎裂，这种在几个世纪间一直形同路人或仇敌的紧张关系，终于使法国人无法在大革命时代真诚合作。托克维尔慨叹：1789年三级会议召开时，聚集到一起的三个等级“首先触到的是他们的伤痛处，他们的重逢只不过是为了厮杀”；甚至到19世纪中叶（即托克维尔写此书的时候），“他们虽已不在人世，但其嫉妒与仇恨还留在人间”。[58]

（二）“文学政治”的兴起与泛滥

《旧制度与大革命》第三编的前三章主要讨论的就是这个问题，涉及的主要是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一些在托克维尔看来对法国大革命产生了负面影响的内容，它们构成了法国大革命的一些较为晚近的原因，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所谓“文学政治”的兴起。托克维尔发现，18世纪法国社会的一个既不同于法国以往时代也不同于其他国家的重要特点，是文人（也叫哲学家或哲人）表现异常活跃，地位迅速上升，最终竟发展为政坛的舆论领袖。

这种法国文人的特点，托克维尔认为有三：一是文学修养极高而且社会影响也大（因为法兰西民族是欧洲最有文学天赋的民族）；二是从不卷入日常政治、毫无政治经验，却又特别关心同政府有关的各种问题；三是他们讨论的问题全都大而空，什么社会的起源和原始形式、公民和政府的原始权利之类，直至政治体制的基础，而且意见分歧严重，根本无法统一，唯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他们都认为，应该用简单而基本的、从理性与自然法中汲取的法则来取代统治当时社会的复杂的传统习惯”，也就是要用最简单的方法来解决最复杂的问题。结果，一种被托克维尔称作“文学政治”的东西就四处泛滥开来，不仅程度不同地散布到当时的所有著作里，而且渗进了民众的头脑。[59]

托克维尔接着分析了这一现象发生的原因。[60]首要的原因是现实社会景象的荒谬：到处都是稀奇古怪、令人厌恶的特权和传统习惯，令作家们自然而然地向往古老的人人生而平等的思想，向往以理性为唯一依据去勾画新社会的蓝图。其次，作家们从无政治参与权，没有政治自由的社会也没有给他们接受最基本的政治教育的机会，因而他们根本不懂现实政治，无知者无畏，他们就敢于大胆创新，并热衷于搞一些普遍的体系。最后，民众也一样没有机会参政和接受政治教育，一样不懂政治，加上他们饱受种种封建特权的侵害、对现实社会极为不满，故而极容易接受作家们抽象的反特权思想，于是——

对文学政治的爱好一直深入到那些由于天性或社会地位而远离抽象思辨的人心中。凡是受到不平等的军役税摊派损害的纳税人，无一不为人人均应平等的思想感到振奋；遭贵族邻居的兔子祸害的小所有者，听说一切特权都应受理性的谴责，无不为之雀跃。这样，每种公众热情都乔装成哲学；政治生活被强烈地推入文学之中，作家控制了舆论的领导，一时间占据了在自由国家里通常由政党领袖占有的位置。

下层社会已被文学政治所裹挟，上层社会又如何呢？托克维尔看到：本来应该是舆论领袖的贵族阶级，因为失去了政治上的统治权而不再有领导舆论的信誉，结果眼睁睁地看着作家们夺走了他们在精神领域一向占有的统治地位；而更令人吃惊的是，贵族在被作家夺去了精神领导权之后，却反过来懵里懵懂地追随作家而去——

贵族完全忘掉了，一旦普遍理论受到承认，就不可避免地转化为政治**和行动，因此贵族居然把与他们的特殊权利，甚至生存水火不相容的种种学说视为巧妙的精神娱乐；他们情愿埋身其间，消磨时光，一边稳稳当当地坐享豁免权与特权，一边平心静气地论述所有根深蒂固的习俗如何荒谬。

可见贵族也已为文学政治所裹挟了。何以贵族变得如此麻木不仁？托克维尔将此归咎于“自由的体制”的阙如，而这所谓的“自由的体制”，其实就是公共自由或政治自由，就是公众自由讨论现实政治问题的权利。不让人们享有这种政治上的言论自由，人们就无法了解自己面临的危险。托克维尔对此提出了这样一个相当有力的论证：

但是，我们已亲眼见到那么多场革命的残迹，就更觉奇怪：在我们的先辈的头脑中竟没有暴力革命这一概念。人们既没有讨论过也没有设想过暴力革命。公共自由不断给稳如泰山的社会一次次轻微震动，每天提醒社会可能覆灭，必须保持警惕；但是，在就要落入深渊的这个18世纪法国社会，却毫无即将倾覆的警告。

翻阅1789年三级会议召开前三个等级的陈情书，又令托克维尔进一步确信：由于根本意识不到社会即将倾覆的危险，整个法国社会这时都已经被文学政治裹挟而去，因为所有的等级都在主张用最简单的办法来解决最复杂的社会改革问题，都在主张对旧世界来一个彻底的决裂：“有史以来一场规模最大最危险的革命”已经在所难免。

其次，18世纪法国文人的另一个在托克维尔看来特别有害的特点，是他们对宗教怀有极其强烈的敌意。

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托克维尔再次显示了他的那种无与伦比的洞察力。他发现，18世纪法国文人的非宗教精神，较之流行于同时期欧洲其他国家的非宗教精神，乃至较之法国以往各时代对既存宗教的攻击，都要显得狂热和彻底得多，而且还赢得了群众的广泛支持。他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一情况，其一，是因为教会构成了法国文人酝酿中的革命事业的特殊障碍：教会的治理原则和作家们要在世俗政府中实行的原则相抵触；教会尊崇传统而作家们反传统；教会承认一种高于个人理性的权威而作家们只信赖个人理性；教会讲究等级制而作家们要平等。由于当时还远远做不到让政治社会和宗教社会分别用不同的原则来治理，所以要变革国家制度，首先必须摧毁教会制度。其二，教会本身当时还是首要政治权力，而且由于它和专制王权沆瀣一气，总以宗教的神圣性来掩护王权的罪恶，所以它也是所有政治权力中最令人厌恶的，攻击之肯定会令民情激奋。其三，教会是旧制度法国书报检查机构的中坚力量，一直是作家们的仇敌。其四，法国国王保护教会的热情远不如保护自己政府的热情，对反教会作家的迫害常常只是走走形式，“仿佛不是为了勒令他们停笔，而是激发他们继续写作”。[61]

总之在文学政治浪潮的冲击下，法国教会饱受磨难，终至所有的宗教信仰普遍威信扫地。这一现象令托克维尔深感震惊，他慨叹：所有的人都懂得尊重宗教是国家稳定和个人安全的最重要的保障，唯独18世纪的法国人对此毫无意识。他感到非宗教运动在法国产生的后果，与其说是使人心堕落或风尚败坏，不如说使人精神失常，以至于竟做出了大革命那样“奇特的极端行为”。[62]

最后，托克维尔还把大革命“以平等压自由”的弊端归咎于18世纪法国文人的著述活动——不过这里涉及的“法国文人”，在他看来已不是“哲学家”，而主要是一批常常被称作“重农学派”的经济学派——“经济学派在历史上不如哲学家有名；他们对大革命发生的贡献大概少于哲学家；然而我认为，正是在他们的著作中，才能最好地研究大革命的真正本性。”[63]

托克维尔认为同哲学家比起来，经济学派的理论显得“更接近事实”一些，但在要和过去彻底决裂这个理论的基本点上，他们和哲学家并无二致：

经济学派对往事抱着极大的蔑视。“多少世纪以来，国家一直被错误原则统治着：好像一切都是偶然造成的，”勒特罗纳说道。从这一思想出发，他们投入了工作；任何古老的、在法国历史上似乎牢牢扎根的制度，只要它稍微妨碍他们，不利于他们计划的匀称，他们便要求一律废除。[64]

事实上，“大革命后来废除的一切制度都是他们攻击的特定目标，在他们眼中没有哪种制度可以得到宽容。相反，可以作为大革命本身创造的所有制度，都是他们预先宣布并热心鼓吹的；人们很难从中举出哪怕一种制度，其萌芽未曾在他们的某些著作中孕育；在他们身上可以找到大革命所有最基本的内容。”[65]

但经济学派的理论仍有自己的显著特色，这个特色在托克维尔看来，就是极端强调平等，并不惜以平等压自由：“在他们的著作中已经能够看出我们如此熟悉的那种革命民主气质；他们不仅憎恨某些特权，分等级也令他们厌恶：他们热爱平等，哪怕是奴役中的平等。”[66]

我们知道，法国启蒙运动中的重农学派本是以倡导对工商业活动“自由放任”著称的，在这一点上他们其实还是亚当·斯密经济自由主义理论的启示者，只是在经济自由时代政府应采取什么形式和起什么作用的问题上，他们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尖锐对立：重农学派主张政府不应干预经济，但应在政治上维持某种“中国式”的“合理专制”，而亚当·斯密他们则认为唯有代议制政府才能反映和促进市场自由。[67]托克维尔在这一点上则是和后者完全一致的。他承认重农学派在推动贸易自由方面的贡献，但紧接着就批评道：“严格意义上的政治自由，他们却丝毫未加考虑，甚至当政治自由在他们的想象中偶尔出现时，他们第一个反应是予以排斥。”[68]重农学派对政治自由的排斥，在托克维尔看来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反对设置任何对于中央政权的“平衡力量”，比如相关的“评议会”和地方自治政府；二是主张以公共教育为防止政府滥施权力的唯一手段——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托克维尔看到了这些经济学家言说的文学政治本质：

……按照魁奈的说法，“如果国民有教养，专制制度不可能存在”。他的另一位弟子说道：“人们对政府滥施权力招致的灾难感到震惊，便想出了无数全然无用的手段，却忽视了唯一真正有效的手段，即有关基本司法和自然秩序的普遍、持续不断的公共教育。”他们就是想借助这些文学性的胡言乱语，来替代所有政治保障。[69]

重农学派比起哲学家来还是注重实际一些的，因为他们当中有不少达官显贵，那都是些实际的参政者甚至当权派，比如重农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杜尔哥（Turgot，1721—1781），就曾在1761—1774年间做过利穆赞省总督，后来还当过海军大臣、财政总监。那么为什么他们也这样稀里糊涂、不懂政治自由的重要呢？托克维尔认为这当然还是王朝长期错误的行政集权政策导致的恶果：

政治自由在法国久已废除，政治自由的条件与效果是什么，人们差不多已忘得一干二净。况且，那些遗留下来的不成形的残迹，以及似乎用来代替政治自由的种种制度，都使政治自由遭到怀疑，并常常产生对它的种种偏见。那时尚存的大部分三级会议形式陈旧，思想仍停留在中世纪，因而远远不能有助于社会进步，只能起阻碍作用；各高等法院是唯一负责取代各种政治团体的机构，也不能防止政府作恶，却常常阻止政府行善。

在经济学派看来，想依靠所有这些旧工具来完成他们想象的革命，是行不通的；委托已经成为这一革命主宰的国民来实现他们的计划，这个想法同样不能使他们满意；因为怎样才能使如此庞大、各部分之间联系如此紧密的改革体系为全体人民所采纳和履行呢？让王朝政府为他们的计划服务，这在他们看来更容易、更适当。[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