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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论大革命的发生 远因近因和导火线02（第1页）

托克维尔论大革命的发生：远因、近因和导火线02

六、结论

《旧制度与大革命》是托克维尔最大的学术成就。《论美国的民主》虽然也充满了引人注目的有持久价值的远见，结构却很糟糕，而且常常自相矛盾。才气纵横、辞藻华丽但也散漫无形，这终究是一位年轻人的第一本书。而他的这部法国革命研究就不一样了。这本书很成熟，思维练达。托克维尔用讲细节的方法来说明一般性思想的本领是惊人的，表现得就像是旧制度的一个字符阅读器。德罗兹在时代上更近些，所以他可能对旧制度是怎样运行的有更好的本能理解，但他终究没有托克维尔那种强大的概括能力。

托克维尔分析的主要毛病是它常常过于主观。在意向解释和功能解释之间摇摆不定，他费尽心机地要在一些更可能是政治斗争的偶然或附带结果的东西里发现意义。这种倾向的最重要的例子就是有关国王怎样通过给贵族免税权来获益的分析，但在他关于各种为“抚慰”这个或那个集团或向被压迫者“隐藏”压迫的现实而设立的制度的表述中，也能看到这种倾向。托克维尔有一种敏锐的讽刺感和一种对社会解释的高超的感悟，但当他将两种东西混淆起来的时候就会摔跤。

[1]《英国革命的原因，1529—1642》（伦敦，劳特利奇出版社，1986），127、135页。

[2]托克维尔对1640年革命与1789年革命之间关系的简评，参见《全集》，第三卷，343页。

[3]“临近1750年，全体国民对政治自由的要求还表现得不如经济学派那样迫切。由于国民们已经不再运用政治自由，他们对政治自由的兴趣以至观念也已消失。他们盼望改革，甚于盼望权利。”（243页；《全集》，第三卷，192页）

[4]“假如当时有个见识和性情皆如腓特烈大帝的君主在位，我毫不怀疑他会在社会和政府中完成许多大革命所实现的重大变革，不仅不会丧失王位，而且会大大增加他的权威。”（同上书）

[5]“20年后，形势改观：政治自由的形象已呈现在法国人的精神中，而且一天比一天更加吸引人。”（同上书）

[6]“我想，从这个时刻开始，这场彻底的革命就不可避免了，它必然使旧制度所包含的坏东西和好东西同归于尽。”（245页；《全集》，第三卷，193页）

[7]“有人说路易十五最能干的大臣之一德·马肖尔先生曾模糊地预感到这一思想，并向他的主上建议。但这类事业是不能根据建议决定的；只有当人们能够想出这类事业时，才能去完成它们。”（243页；《全集》，第三卷，192页）

[8]托克维尔至少列出了五项预防性决策。第一，在第一次显贵会议上就主动宣布赤字，而不是等到被要求这样做。托克维尔将此列为路易十六的主要错误之一：“他召集显贵会议以求解决财政问题，却没有预见到显贵们会要求了解财政信息，并且他还认为不需要透漏赤字的数量也可以得到帮助以消除这笔赤字。”（《全集》，第三卷，1135页）第二，在召开三级会议时，“使第三等级（的代表人数）翻倍并让三个等级共同表决”。在这种情况下，“各领导阶级本来会提前适应他们不可避免的命运。在同时感受到王朝和第三等级的压力之后，他们会从一开始就领悟到他们的无助。这时他们就不会再拼命战斗以维护一切，而只会做些努力以争取不失去一切了。”（同上书，497页）第三，全面推广多菲内省采取的三级会议代表选举方式，即“三级会议代表全由选举大会选举产生，这样每个贵族的选举人中都有资产阶级，而每个资产阶级的选举人中也有贵族，而且三个代表团中的每一个，在保持自己的等级特性的同时，也在某种意义上同质化了。通过以这种方式选举代表，三个等级就有可能达成某种和谐，即使不至于融合成一个单一的会议，至少也会在未来的三级会议里议事的时候不会有太激烈的冲突。”（同上书，497～498页）第四，从一开始就采纳一院制原则和普遍适任资格（uy）。“倘若从一开始就只有组成一个任何人都可以当选议员的单一的议会的意向，就有理由相信会有许多贵族和教会土地所有者在农村当选议员，这样就会产生一个安全得多的议会了。”（同上书，561页）第五，在三级会议开幕式上提出一个改革方案，而这个方案直到7周后才宣布。“若是这件事是在两个月前做的，事情肯定会朝这个方向发展一段时间，于是大革命——我相信它是不可避免的——就会以某种不大一样的方式发生，而且不会带有阶级斗争的狂热印记。”（同上书，570页）有关那种“不可避免”的东西的两处引证暗示的是，深刻的变革是不可避免的，但大革命的暴力却并非不可避免。

[9]安德烈·雅尔丹（AndréJardin），《托克维尔传》（纽约，法勒、施特劳斯与吉鲁出版社，1984），484页。

[10]“贵族已经免除了为战争支付的大量钱财，但是贵族保持免税权，而且这种权利大为增加，这就是说，他们在失去职务的同时，保住了补贴。”（118页；《全集》，第三卷，119页）

[11]“如果法国农民仍归领主统治，他们便会觉得封建权利并非不能忍受。”（45页；《全集》，第三卷，78页）

[12]“如果法国贵族仍然是纯粹的军人，人们可能会出于崇敬和感激而更长时间地容忍其优势地位。”热尔曼娜·德·斯塔尔（Germaia?l，即斯塔尔夫人），《关于法国革命的思考》（巴黎，塔朗蒂埃出版社，2000），145页。

[13]“法国贵族既非英国的那种靠贵族出身担任的治安法官，也非德国那样的封建领主。”（同上书）

[14]“这些可悲的特权使那些被剥夺了特权的人心中充满嫉妒，而使那些享有特权的人更加自私自利，趾高气扬”（138页；《全集》，第三卷，131页）。在关于德国的笔记中，托克维尔自忖：“法国不同起源的贵族之间存在着鄙视和嫉妒的情绪，这里有吗？”（《全集》，第三卷，321页）

[15]“贵族授封制度丝毫没有减少，反而无限地增加了平民对贵族的仇恨。新贵族引起了从前和他地位平等的人的嫉妒，从而加剧了仇恨。”（133～134页；《全集》，第三卷，128页）

[16]“有……某种‘轻蔑瀑布’似的东西，在等级之间自上而下地流泻，到了第三等级也没有停止。拥有一个小法庭的法官蔑视商人，恰如商人蔑视工匠。”约瑟夫·德罗兹（JosephDroz），《路易十六统治的历史——一个可以预防或引导革命的年代》（“路易十六”原文误为“路易十四”），（巴黎，雷努阿尔出版社，1860），第一卷，81页。

[17]“宫廷贵族满脑子都是伤害第三等级的自尊和压服第三等级这两种轻佻的念头。”（同上书，第二卷，129页）

[18]“只要人们不恶意评论政府的芝麻小官，政府甘愿容忍他们攻击社会当时赖以存在的基本原则，或者甚至讨论上帝的问题。”（95页；《全集》，第三卷，106页）

[19]“必须让法国人尝一点放纵的甜头，以慰藉他们所受的奴役。”（同上书）

[20]“散播对某些行政行为的明智的评论比出版犯罪的文字要困难得多，因为前者冒犯了有权的人，而后者则为他们提供了消遣。”（德罗兹，第一卷，63页）

[21]“贵族自己常常就是一些热切的求恩者……一般来说，贵族称呼总督为‘先生’，不过我注意到，在求恩书中，他们也像资产者一样，总称总督为‘大人’。”（104页；《全集》，第三卷，112页）

[22]“佩剑贵族与起源不那么古老的穿袍贵族之间有一条清晰的界限，前者总以他们曾为国家洒过热血而自豪，对于行政官员和平但也体面的职能则只报以少许的敬意。但是，当有必要乞求法官的恩惠时，谁都会当即向法官点头哈腰，无论法官的头衔是什么。”（德罗兹，第一卷，79页）

[23]“高等法院是唯一负责代替各种政治团体的机构，但它非但不能防止政府作恶，反而常常阻止政府行善。”（238页；《全集》，第三卷，189页）

[24]“作恶的时候高等法院很有权势，因为它的抵抗常能煽起民众的狂热情绪；但行善的时候它就软弱无能了，因为‘御临法院’和流放总能击败它最公正的努力。”（德罗兹，第一卷，109页）

[25]“在一场革命的开端，这种（不给真正的自由，只给点自由的影子）的做法无不失败，它不能使人民满意，只能激发人民的怒火。”（213页；《全集》，第三卷，175页）

[26]“当时对教会敌人的那种不完全的约束，不仅没有减少他们的力量，反而使之增长起来……作家受到的迫害只能引起他们的抱怨而不能使他们战栗；他们被束缚了手脚，但这种束缚只会激起抵抗，却不能令他们屈服。”（224～225页；《全集》，第三卷，181～182页）另参见《全集》，第三卷，483页，此处将政府与高等法院斗争的特征概括为“暴力的使用只限于激怒而从无意于引起恐惧”。本文第五部分还举出了更多的例证。

[27]“危险只明显得足以令他们感到鼓舞，而非真实得令人们胆怯而投降。”（斯塔尔夫人，148页）

[28]“布勒特伊……高调宣传了一些微小的改革，其效果不但不能平息人们的诉求，反而使这些诉求变得更加强烈。”（德罗兹，第一卷，315页）

[29]当路易十六试图禁止内克1784年关于财政管理的著作时，政府“采取的折中办法并不能阻止读者去满足其好奇心，而只是向他们证明了能够取悦他们的东西令政府不悦。”（德罗兹，第一卷，369页）1789年8月4日采取的措施，“试图平息人民的怨愤，结果却更加激怒了他们”。（同上书，第二卷，312页）

[30]“〔人民〕已经成为他们同情〔即贵族会议的同情〕的对象，但仍然是他们蔑视的对象。”（271页；《全集》，第三卷，209页）

[31]“在早期不阻止团体的形成……反而允许集会规模扩大……事情越发展越过分，直到引起对劫掠的恐惧。而后军队得到了开枪的命令，这让民众大吃一惊，因为他们不断被告知军队不会被用来对付他们。这种维持秩序的奇特方式源自那时十分常见的对人民的蔑视，这使人难以相信这种被称为慈善活动的**是害怕的理由，这也阻挠了强硬措施的实施。”（德罗兹，第二卷，71页）

[32]“每个议会都受制于产生它的思想环境。1789年的制宪议会被赋予了与贵族制和专制斗争的任务，它精力充沛地对付这些敌人，却不能对抗无政府状态，它并没有准备好与之斗争……个人很少具有交替向两个相反的方向做出巨大努力的能力，而议会则几乎不具有这种能力。向一个方向猛烈发动的能量妨碍它在另一个方向的进步。”（《全集》，第三卷，610页，也可参见该书604页）他还犹犹豫豫地声称，1848年的制宪议会“专为对抗无政府主义而召集”，大概是为了解释为何这个议会没能阻止路易·拿破仑攫取权力。然而，他断言其曾外祖父马勒泽布曾为路易十六抵抗人民，又为人民抵抗路易十六。参见弗朗索瓦丝·梅洛尼奥（Fran?oiseMélonio），《托克维尔与法国人》（巴黎，奥比埃出版社，1993），9页。在其他地方，他采取了一种说教的态度：采取拉里-托朗达尔（Lally-Tolendal）的解析来标明1789年7月议会的失败，谴责大众暴力是“制宪议会最大的错误，或者说，是其首恶”；他还说，“从那一天起，它就注定只能服从而不能下令；巴黎人民变成了君主。权力迅速转移到制宪议会手中，却仅仅是为了与人民一起终结……如果（实际上不可能！）它曾感受到人民的势力和影响力，它应该既抵制君主也抵制人民，将革命的领导权保持在自己的手中。”（《全集》，第三卷，576页）

[33]“许多人都是半个勇士：一些人勇敢地对抗专制，另一些对抗无政府主义。很少有人能够怀着同样的献身精神同时进攻这两个祸害。”（德罗兹，第二卷，271页）然而他也注意到“拉里-托朗达尔既同专制斗争，也同样与无政府主义斗争”（同上书，269页）。他也可能同样引用克莱蒙-托奈尔（t-Tonnerre）的说法：“你们不愿意服从武装起来的专制主义，那你们就服从混乱？”《旧导报重印本》（巴黎，1840年后），第一卷，4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