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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家族文化商业文化建筑文化（第2页）

掩盖、逃避经济利益原则的商业道德，在现代人的眼里是虚伪的。多数情况下，它以“勤俭”、“诚信”等等并不体现商业特性的一般道德规范掩盖了商业行为的实际愿望。京味小说作者往往也在这里，与古城的古旧传统、风习认同。

传统道德明于义、利之辨，这使得孜孜以逐利的商业活动不能不在道德上处于窘迫境地。而上述道德传统确也造成过重义（信义、信誉）轻利的诗意文化。你又不能不承认，京味小说作者对古老商业文化的眷恋有极其现实的根据。萧乾的《邓山东》写老北京小贩与买主间的一份“交情”：“俺眼没都长在钱上。朋友交的是患难。”《钟鼓楼》中的老修鞋匠“心平气和地”对取货而不付钱的女顾客说：“你拿走吧。我一分钱也不收你的。”因为“他希望人们尊重他的劳动。他并不需要施舍。他收的不是料钱而是手工钱”。他指望的是对他那技艺的赞美与肯定，他看重那点“玩意儿”（技艺），而不是它的商业价值。这是古老北京、古老中国小手工业者、小工匠的职业心理，其中有小生产者建基在技艺自信上的自尊。这种古朴风习和传统商业中的人情味，使北京商店、北京商贩足以激起本节开头写到的那种温暖亲切的文化感情，令你不便以传统、现代、前进、倒退的二分法去一味指责京味小说作者的文化认同。在承认价值多元的现代社会，传统文化中的诗意部分将被认为是有永恒魅力的。

同时，正是京味小说使你看到，作者们给以温情脉脉的描绘的那种富于尊严感的庄重古朴的商业活动，决不是生气勃勃、充满活力的现代商业的对手。它们过于道德化了，其中缺乏的，是富于刺激力的经济思想。“老字号”三合祥凭借其“许许多多可宝贵的老气度，老规矩”，以拒绝广告、“减价半月”维持其金匾的“尊严”，写在作品中，这“官样大气”却给人以滑稽感。旧式商人的信念（“咱们作的是字号”）在小说提供的商业环境中也给人以滑稽感。既然三合祥只能是“老”三合祥，别的什么也不是，什么也不能是，三合祥就只能“倒”给那些不讲规矩的商号，活像个从容赴义的英雄——但在作者笔下也不只悲凉，而且透着滑稽。正直规矩的钱掌柜是一个人，也是一个商业时代。他“带走了一些永难恢复的东西”。字号还在，老字号“已经没了”。老舍仍然有他的深刻。他在写到被置于这种境地的“老字号”时，悲怆中有对历史境遇的意识，对于古老商业本身缺乏生存能力的意识。因而他的悲剧感就不只出于对古旧事物行将消逝的哀挽，其中有对历史与道德的二律背反的觉察与思考。这儿汇集了老舍作品中极富历史感的部分，集中思考现代与传统，城市化、现代化过程的文化含义的那一部分。这些作品对于现代商业文化的道德化的批判固然包含有明显的肤浅，以至市民意识的狭隘性，同时又含有民间智慧，普通人对于历史文化复杂现象的观察。其实老舍笔下的“老字号”又何尝真的是老北京商业文化的代表!其更深刻的真实也许在于体现了一种商业理想，对于富于人性的商业的理想。这理想或许会在经济发展的更高水平上实现的？

建筑文化

苏珊·朗格以近于浪漫的诗情写到建筑艺术所可能有的文化蕴涵与美感境界：“建筑家创造了它的意象：一个有形呈现的人类环境，它表现了组成某种文化的特定节奏的功能样式。这种样式是沉睡与苏醒、冒险与稳妥、激励与宽慰、约束与放任的交替；是发展速度，是平静或跌宕起伏的生命过程；是童年时的简单形式和道德境界充满时的复杂形式，标志着社会秩序神圣和变化莫测的基调与虽然进行了一定选择却依然被来自这种社会秩序的个人生活所重复的基调的交替。……”〔24〕

“京师屋制之美备甲于四方。”京味小说作者，尤其当代作者，在对于北京文化外在形态的呈现中，往往禁不住要津津有味地写北京人的宅院，宅院中的布置，描写不厌其详。这固然是一种知识，有关北京生活不能不备的知识，不同作者间命意又有不同。《少管家前传》写京都大宅门的庭院，除知识趣味外，旨在表现清末民初王公贵族的生活情调；《钟鼓楼》写四合院，如上文所说，兴趣更在北京民居建筑形制及其文化功能的综合考察、分析。

以四合院作为北京民宅的一般样态，出于对胡同文化作为北京文化基本方面的肯定。胡同、四合院文化，是中产及下层市民的文化。倘若考察由居住环境体现的北京建筑文化，是不能略过清代留下的那些显赫宅第的。《旧京琐记》记“京师屋制”即由大宅门说起：“户必南向，廊必深，院必广，正屋必有后窗，故深严而轩朗。大家入门即不露行，以廊多于屋也。夏日，窗以绿色冷布糊之，内施以卷窗，昼卷而夜垂，以通空气。院广以便搭棚，人家有喜庆事，宾客皆集于棚下。正房必有附室，曰套间，亦曰耳房，以为休息及储藏之所。夏凉冬燠，四时皆宜者是矣”（第40页）——正是《少管家前传》所写的那类宅院，只不过豪华程度互异，“因时因地，皆有格局”而已。这种“屋制”才更充分地体现着高度发达的建筑艺术对于生存合理性的注重，和实现于建筑格局的极其完备的生活艺术。

“中下之户曰四合房、三合房。贫穷编户有所谓杂院者，一院之中，家占一室，萃而群居，……”（《旧京琐记》）“四合房、三合房”是平民化的，是世俗生活秩序及其理想。京味小说中，除《少管家前传》一篇关于显赫府第近于铺张奢华的描绘，写得最多也写得更为亲切的，是四合院、三合院一类中下之户的院落。这也是被目为最具北京风味的民居，以至“四合院”几乎拥有了“北京文化”代称的身份。刘心武的考察四合院所体现的伦理结构、文化结构，不能不说是北京文化考察中不可少的一项工程。《钟鼓楼》的有关章节写四合院，由院门而影壁而小偏院，而前院，而里院与外院（即前院）间的垂花门，而里院的“抄手游廊”等等，叙说力求详备；更由建制到功能到文化内涵，层层推究。比如院门：“这院门的位置体现出封建社会中的标准家庭（一般是三世同堂）对内的严谨和对外的封闭。”至于“四合院的所谓‘合’，实际上是院内东西南三面的晚辈，都服从侍奉于北面的家长这样一种含义。它的格局处处体现出一种特定的秩序，安适的情调，排外的意识与封闭性的静态美”。

四合院是伦理秩序的建筑形式化，其建制的形成，有功能性的，亦有伦理原则出发的考虑。四合院更是传统文化“和合”境界的象征体现，因而《四世同堂》写祁家宅院的非标准化，不妨认为含有关于全篇内容（“四世同堂”式家庭的式微）的象喻。四合院的建筑格局不消说合于传统审美规范，只不过比之大宅门的掩映迂曲回环层叠，是较低层次上的。正如其中住家是古城的基本居民，其所体现的，亦“基本美感”。

并不困难地，陈建功由四合院读出了类似的含义：“据一位建筑学家考证：天坛，是拟天的；悉尼歌剧院，是拟海的；‘科威特’之塔，是拟月的；芝加哥西尔斯大楼，是拟山的。四合院儿呢？据说从布局上模拟了人们牵儿携女的家庭序列。……”（《辘轳把胡同9号》）四合院式的家庭组织形式和家庭生活秩序在传统社会最具普遍性〔25〕——正如凝结于建筑形式的，严整刻板而又充满人际依存与人情慰贴。其轩敞明净处，与北京生活（包括北京方言）的明快豁朗合致。上文谈到了京味小说作者善于借一胡同一院落置阵布势，他们意识到并利用了建筑形制所体现的伦理意义。谁又能说胡同、四合院的被作为北京文化标志，不也多少由于文学艺术的上述阐释呢。

殷京生在《老槐树下的小院儿》、刘心武在他的作品里，则写到了这种建筑—生活形态的被破坏。这是由“文化革命”大规模地开始的文化破坏与重构过程的一部分。“‘小厨房’在北京各类合居院落（即‘杂院’，包括由大王府、旧官邸改成的多达几进的大杂‘院’，和由四合院构成的一般‘杂院’）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大大改变了北京旧式院落的社会生态景观。”这也应当是对于四合院作为文化表达式的意义阐释的一部分。“变动”从来有助于对原有意义的发现或确认。不论意味着什么和预示着什么，北京建筑文化的变异都不可逆转，大批四合院、杂院的拆迁，和大片规格化楼群的拔地而起，是最刺眼的事实。居住方式、居住环境的改变，终将改变北京人的生活方式，尤其人际关系、人际交往形式——这胡同文化中最足自傲的部分。由四合院式的封闭，到公寓大楼里单元房的封闭，体现着全然不同的文化。对于一个如北京这样的古城，再没有什么比之这种居住条件的大规模调整，更足以强制性地改变其文化形态的了。这是生存的空间形式极大地影响着人的文化性格、城的文化面貌的例子。至于其间得失，也让人如对商业文化变异那样一下子说不清楚。

下面将谈到北京的文化分裂与文化多元。有关北京文化分裂的最尖锐的描写是由非京味小说作者提供的，他们却也同京味小说作者一样并未深涉最有可能掘及文化深层的那一方面，即胡同生态的变动，胡同、四合院文化的消失，公寓楼取代四合院这一注定要影响深远、最终改铸北京文化性格的重大事实。这也许才是最有北京特性的文化变动。写这份生活，本应是京味小说的专利。未“深涉”，在京味小说，如前所说，出于文化眷恋；在其他作者，则因其被庞大、炫目的现象吸引住了。这也是近期城市小说的特点。最强烈、刺激的视觉印象掩没了其他一切，新异可惊的形态掩没了平凡微小的生活事件。要到一度被认为新异的失去其新异性，视觉兴奋消失后感官恢复了对寻常世相的感应，那些虽细小却将影响长远的文化变异才有可能在人们的眼光下渐次显现出来。

于四合院之外，刘进元的《没有风浪的护城河》还写到了北京城墙，其中的慨叹多少回应了瑞典人所著之《北京的城墙和城门》中的议论。小说写到已不复存留的永定门：“……除去冬天，每到傍晚晌，成千成万只燕子和蝙蝠在城门楼四周的上空叫着，飞着，绕来绕去，衬着五彩斑斓的晚霞，给北京罩着一层神秘庄严的气氛。在这种氛围里，你不得不承认，城门楼子本身就是一种灿烂的文化。”瑞典人奥斯伍尔德·喜仁龙由城墙上读出的，则要复杂得多。

“纵观北京城内规模巨大的建筑，无一比得上内城城墙那样雄伟壮观。初看起来，它们也许不像宫殿、寺庙和店铺牌楼那样赏心悦目，当你渐渐熟悉这座大城市以后，就会觉得这些城墙是最动人心魄的古迹——幅员广阔，沉稳雄劲，有一种高屋建瓴、睥睨四邻的气派。它那分外古朴和绵延不绝的外观，粗看可能使游人感到单调、乏味，但仔细观察后就会发现，这些城墙无论是在建筑用材还是营造工艺方面，都富于变化，具有历史文献般的价值。……”（《北京的城墙和城门》第28页）作者还在他这部写于20年代的建筑学著作中说：“如果对于北京城墙能够予以适当审查，使其无声的证据变成语言，它们无疑会比北京的任何记载道出更有趣、更准确的故事来。它们是一部土石作成的史书，内容一直在不断更新和补充，直接或间接地反映自其诞生以来直到清末的北京兴衰变迁史。……”（同书第30页）不能不惊叹于作者文化—历史感受的深邃。他以异国人的眼睛，甚至由北京城市建筑中读出了身在此中者未必能读出的微妙意味。〔26〕

刘心武把四合院作为过去时代的文本，力图从中读解那个时代的经验和这种经验经由建筑语言的表达方式，读出四合院建造者的设计思想和生活意愿：瑞典人将中国的城门城墙也作为历史文本读解，极力去诠释那些灌注在砖石中的中国人的文化思想、他们的生存愿望和这种愿望的具体呈示，以至这建筑语言的哲学语义。他们在面对北京城市建筑时，都把发现凝结其中的历史生活与文化心理作为目的。也像常常绕过大宅门，京味小说在如城门城墙这样巨大的体量面前或许感到威压，或者只是觉其太远于世俗生活。但胡同文化只有置于这庞大背景上或其投影中，才足以充分呈现其凡俗性——这却又多少会是刘心武构思《钟鼓楼》时的思路。

京味小说在发掘北京文化时，仍嫌囿于胡同世界，格局太小，难以有喜仁龙对于城门城墙那样的北京文化发现。商洛山中的贾平凹说过：“……在整个民族振兴之时振兴民族文学，我是崇拜大汉之风而鄙视清末景泰蓝一类的玩意儿的。”〔27〕我疑心人们对清代文化有太多偏见。清代又何尝只有景泰蓝!于宏伟坚厚的学术文化建筑外，也有构造精美规模宏大的园林寺观，可媲美于前此朝代的宫殿庙宇，充满了民族与历史中内蕴的力。

《立体交叉桥》、《封片连》等，还写到近几十年的居民楼建设。灰败单调千篇一律也是一种文化。其粗糙笨重也罢，寒酸也罢，都是以砖石书写的北京文化史。砌入了建筑物的，往往也是文化史中难以修改重写的部分。

无论城门楼还是普通民宅，北京建筑总让人无端地怅惘。是因其中的历史太厚，含义太曲折，还是因其所暗示的让人捉摸不定？

《封片连》写到尾巴处，想站在高处看看北京。要看的首先还是寻常屋宇，因为那是人世间的最可亲近的北京人的生活世界。

眼下，一个个的屋脊，大大、小小、高高、矮矮，竖的，横的，有的是双脊，有的一个大脊带一个小脊，仿佛灰色的宁静的浪。……

数十年前，当那个瑞典人由清晨的城墙上俯瞰时，连绵的屋宇恰恰也被想象为波浪。一个外国人，竟为自己的历史想象和其中包含的严重意味震撼了：“当晨雾笼罩着全市，全城就像一片寒冬季节的灰濛大海洋；那波涛起伏的节奏依然可辨，然而运动已经止息——大海中了魔法。莫非这海也被那窒息中国古代文明生命力的寒魔所镇慑？这大海能否在古树吐绿绽艳的新的春天里再次融化？生命还会不会带着它的美和欢乐苏醒过来？我们还能不能看到人类新生力量的波涛冲破那古老中国的残败城墙？抑或内在动力已经凝固，灵魂业已永远冻结？”（《北京的城墙和城门》第11～12页）

这些叩问今天听来依然动人心魄。也许只能用新的城市建筑及其体现的健康清新的文化来回答。那么，我们能使几十年后登临俯瞰北京者看到、想到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