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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生活的艺术（第1页）

五生活的艺术

说“北京文化”，上述“家族文化”、“商业文化”、“建筑文化”等等自是大端。但你也已看到，对于“大端”，京味小说所提供的，是一些较为浅近的说明。京味小说展示北京文化，所长必不止在这上头。所谓“文化”，即人类各种外显或内隐的行为模式及其符号化。文化热的热点向在哲学，素所冷落的是更为基本的人的生存形态及其演化。“文化”在人们习焉不察的衣食住行中，在最不经意的“洒扫应对”、“日常起居”之间——尤其注重人伦日用的中国。北京文化的凡俗性质，或许能启示一种文化探索的眼光的吧，京味小说的北京文化发掘，正体现了这种眼光。因而当我们由那些大题目转向诸如北京人“生活的艺术”、北京人的“方言文化”这些更为平易俗常的方面，我们突然发现了京味小说易于被忽略的那一部分文化蕴涵。这些也属于使京味小说获得独特性的东西。

即使简单的梳理也不难使你发现，当代京味小说往往取材于闲暇中的北京人，或曰北京人生活中的闲逸场合：遛弯儿的北京人，会鸟儿的北京人，泡茶馆、小酒馆的北京人，票戏的北京人，下棋的北京人，神吹海哨（或用了时新的说法“侃大山”）的北京人，等等。当代作者似乎爱写也善写“闲情”，这一点上即不同于老舍。老舍所写虽然也常常是日常生活情景中的北京人，对于情境的选择却没有上述的严格和明确。对于北京人生活的各种场合，他几乎无所不写。这种不同，可以解释为两代作者的不同功力，也可以解释为不同意图、心态，即上文已经提到过的，老舍对于北京文化的批判倾向，和当代作家的展列以至把玩、鉴赏态度。说白了，当代作家较之老舍，更珍爱的是“风格”而不尽是“思想”。老舍的一支笔极能传达北京人的生活情趣，却又只是在当代京味小说这里，情趣才成为值得抽出细细地咂摸品味的东西，独立的被认为有特殊价值的审美对象。这不消说是当下文化热所鼓励的一种态度。作为创作心理背景的，则有大动乱后哲学人生观的微妙变化。

虽然不能说闲暇的北京人更是北京人，北京文化的造成却的确更赖有闲暇以至逸乐。即使北京话的漂亮，又何尝不是有清以来京都文化空气的特殊产物呢!有趣的是，北京人的某些消闲方式已被作为一种文化姿态，一种特定的文化表达式了。提笼架鸟绝非北京人的专利，却总像是由北京人来提，来架，才恰合身份似的。

写闲暇情境，便于寻找北京人有别于他地他乡人的特殊情态、人生态度、风度气派、行为以至生活的艺术，寻找为一种文化形态所特有的颜色；同时寻找京味小说的风格可能性，更充分的北京方言的功能发挥。当然，这“寻找”也为了便于传达作者本人的人生理解、影响新时期文学的文化哲学。文学选择受制于形式条件，有此制约才有特殊的价值创造。当代京味小说作者想必比老舍更明了其中道理，因而不惜自设篱墙。风格意识的强化是一种进步。有关的一系列作品让你看到，为老北京人传神写照，确也在阿堵之间。

注重文化，铺写世态，以北京为对象的其他作品亦然，而写此种情境此种神态，此种情态中的文化历史与文化心理涵蕴，则为京味小说诸家专擅。写闲情，题旨未必就小，更无须解释的是，写消闲未必为了消闲。平心而论，有些作品的旨趣还太显着“严重”，以至令人有强拽出主题、抻长意义之感。更何况当代诸家间互有区别呢。因而上述选择非即注定了要淡化意义。写闲暇情境能否入深，能否及于深层文化，要看各家的思想力，艺术功力，“风格”并不一切负责的。且不说“深度”，作为风格，当代京味小说的确凭借了自设的限制，使得北京方言的功能得到进一步开掘，作品诸形式构件得以精细地锻造。由这一点说，“闲逸”未始不可以认为是当代京味小说作者为求风格的优雅而特选的情境。

世俗生活的审美化

《诗经》不曾如印度的《梨俱吠陀》一样成为宗教圣典。虽然儒家之徒、迂腐文士强加给它有关风教的题旨，千载之下读来，它们仍是生活的诗，没有因岁月而磨损掉其所由产生的生动情趣。在中国，有时也只有这种生活情趣，才是对抗“风教”的真正力量。它属于现世，充满种种欲望的活生生的人，其中有道德律令不能拘限的生命创造，证明了人虽在重压下其生机亦未死灭。

同属东方文化，日本的生活艺术追求幽寂境界，以茶道、花道、书道等为典型体现。其中有禅味。日本著名俳人松尾芭蕉论俳句，以为冷寂是美的最高境地。高山辰雄、加山又造的画，川端康成的小说，都善能创造上述境界，极清雅冷寂之致。用了中国人的眼光看去，即少了世俗人间气息。日本特有的审美概念“物之哀”，据说“表述着一种对自然、人生的深深眷恋和淡淡伤感的意境”。中国古典诗文即使传达类似意境也终没有形成特殊的美学范畴。

北京人的生活艺术最为京味小说注重的，是其世俗品味。较之同时代别的作者，更尊重市井里巷生活的凡庸性质，更能与凡庸小民的人生态度、价值感情认同。闲暇中的北京，并非即是属于雅人的。小公园、小酒馆，也从来不是京城雅人高士的聚集之所。京城中有雅人的闲逸，也有市井小民的闲逸，其间有层级，又有沟通。京味小说作者如前所说，大多并不熟悉那个奢华的上层世界，胡同里的普通人、庸常之辈，中产及下层市民，更是他们的经验世界。他们写来最自然有味的，也是这种层次上的物质文化的饮食起居的北京人。

中国的文化传统注重人伦日用。中国知识分子若非受了理学禁欲主义的训练，自有一种人生理解的通脱，行为的洒脱，且能欣赏这通脱与洒脱，以之为“名士风流”。这也是一种精神传统。因而古代哲人有“食色性也”的明达见识，不讳言“饮食男女”（“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尤其“饮食”。郁达夫以“饮食男女在福州”为文章题目，亦出于以俗为雅的洒脱。

北京的文化魅力，固然在崇楼杰阁，在无穷丰富的历史文物，却也在普通人极俗常的人生享用。这里或有更亲切更人生化的北京文化。梁实秋遗作《丁香季节故园梦》所梦到的，是这样的家乡：“我生在一个四合院里，喝的是水窝子里打出来的甜水，吃的是抻条面煮饽饽，睡的是铺席铺毡子的炕，坐的是骡子套的轿车和人拉的东洋车，穿的是竹布褂、大棉袄、布鞋布袜子，逛的是隆福寺、东安市场、厂甸，游的是公园、太庙、玉泉山。”〔30〕这“故园梦”全由寻常衣食服用构成，其中也就有北京的闲逸情调。林语堂《京华烟云》上卷第十二章，用了洋洋洒洒的大篇笔墨，极写北京生活之美，也在写到“家居生活的舒适”时最见深情。《京华烟云》成书在海外，其间散发出国粹气味，那些十足夸炫的形容，表达最真切的还是乡情吧。

在世界性大都会中，或许只有巴黎，文化的悠久与世俗化，可与北京相比。北京最令人经久难忘的，正有“吃”——饮食文化。这也是老北京人文化优越感的一份实实在在的根据。清代有人作“俳谐体”咏都门食物，把一时名肴佳酿、菜蔬果品、各色小吃罗列无遗。经学大师俞曲园在他乡作《忆京都词》〔31〕，中曰：

忆京都，茶点最相宜。两面茯苓摊作片，一团萝卜切成丝。不似此间恶作剧，满口糖霜嚼复嚼。

忆京都，小食更精工。盘内切糕甜又软，油中灼果脆而松。不似此间吃胡饼，零落残牙殊怕硬。

此中亦大有“京粹”气味。

“吃”竟是如此有魔力的文化，以至梁实秋晚年还在为别人未能吃到“故都小食”而“怅然若失”。“我问：‘吃到糖葫芦么？’答案是摇摇头。‘吃到酱肘子夹烧饼么？’答案又是摇摇头，曰：‘不知此味久矣!’没有糖葫芦酱肘子夹烧饼可吃，北平人岂不枉为北平人？”（《丁香季节故园梦》）〔32〕

这里确有不以“吃”为粗鄙嗜欲的中国知识者的通脱。鲁迅曾说过这种意思：人生是要有余裕的。战士也吃饭，也**，并非一味战斗。他还嘲笑过吃西瓜不忘“抗敌”的那种矫情。出自与普通民众相通的生活感情，京味小说作者不曾放过“吃”这种最足表现北京人生活情趣的场合。张大哥说：“我就是吃一口，没别的毛病。”“男子吃口得味的，女人穿件好衣裳”（《离婚》）。旗人贵族出身的金竹轩“有个祖传的缺点，爱花零钱”，无非为吃两口（邓友梅：《双猫图》）。《辘轳把胡同9号》中的旗人老太太虽在浩劫中饱受惊吓，仍不能忘“北京人的讲究：夏天，吃烧羊肉；冬天，吃涮羊肉；正月初二，吃春饼；腊月二十三，吃糖瓜儿……甭管怎样，决不能亏了口”。种种食物，并不取其贵重。麻豆腐就“不值俩钱儿”，因而才更是俗人的一点嗜欲。

《钟鼓楼》的作者切实地调查了一番北京城新旧饭馆的今昔变迁，以此作为关于北京的一种知识。李陀笔下蒙昧颟顸的七奶奶（《七奶奶》）残留的人生记忆中，老北京的馄饨、芸豆饼的滋味是依然生动的。味觉记忆似乎比之其他记忆在个人更经久，更耐得时间的磨损。乡情往往即系在这些寻常的感官印象上。《四世同堂》第一部第十四章开篇写“北平之秋”的诸种应时果品，笔触愈细密，状物愈生动，愈见出乡愁的深。这才是以其全部感性生动性在记忆中复活的北平。这类笔墨中，有最亲切的“文化认同”。〔33〕

於梨华以类似方式，表达文化认同——一种特殊亲切、实在的认同感。在美国的傅如曼想到回家，“家”对于她不只意味着她那间“窗子朝南的小房间”，而且意味着路摊上的烧饼油条，中和乡“热腾腾的豆腐脑”（《傅家的儿女们》）。《又见棕榈又见棕榈》多处写到留美归来的主人公在台北各处搜寻小吃。“光是为了这点吃，也该留下来。”文化怀乡的基础固在所食的味，更在味中的情感以至观念积累。〔34〕

“文化热”使人们发现了荆楚巫卜文化的流风余韵，发现了吴越文化的浪漫空灵，发现了东北边地山林文化的雄放犷悍。备受青睐的是民间性文化，“饮食男女”中的“男女”。这天然是诗，又合于文学惯例。京味小说也发现了民间文化，却因少了两性间的浪漫而显得鄙俗。厨房永远比之两性野合的草地俗气——这却又是典型文明人的偏见。在真正的原始人类那里，饮食男女是不会被区分等次高下的。《骆驼祥子》有几处写祥子在吃中体验生命，朴素而深切。“……热汤象股线似的一直通到腹部，打了两个响嗝。他知道自己又有了命。”“吃了一口，豆腐把身里烫开一条路；……半闭着眼，把碗递出去：‘再来一碗!’”“站起来，他觉出他又象个人了。”那时还未见有另一位作者，对人的类似经验体察到如此细致入微的，以至人们半个世纪后读《棋王》的有关描写时感到新奇。这生命感不惟不浪漫，也不庄严。惟其不庄严，才见得朴素，朴素如生命的原色。

朱光潜《谈美书简》说“艺术和美也最先见于食色。汉文‘美’字就起于羊羹的味道”。〔35〕据说对这种说法有异议。此种学术是非自有专家澄清；在我看来，倒是上述诠释本身更有意味。

京味小说肯定人生，当然不限于写北京人的食欲。中国的艺术，中国式的人生，注重小情趣。因而有国画题材的小鸡、虾、白菜萝卜。即使画崚嶒巨岩，也不忘以一小花一小虫，点染出人间气息。宗白华关于国画静物有极富启发性的见解。人生本琐细。宏大完整的，是人生的抽象，浓缩，诗化。实际人生总是片段，破碎，充满着琐屑事物。中国艺术以小情趣寄寓朴素温暖的生活感情，出于对生命的珍重——以掌捧水，一点一滴都不想让它漏掉的那种珍重。中国的传统工艺品，其小巧者自不便与古希腊雕塑、汉代石刻比气魄，作为艺术，它们却可以是等价的。当然，历史生活中也有不暇顾及小情趣的时候。鲁迅30年代有对于被雅人们当作“小摆设”摩挲把玩、“将粗犷的人心，磨得渐渐的平滑”的小品文的批评。〔36〕那也是时代现象。

《离婚》写张大哥的“趣味”，从“羊肉火锅，打卤面，年糕，皮袍，风镜，放爆竹”，到木瓜、水仙、留声机：“‘趣味’是比‘必要’更文明的。”作为生活情趣，本不回答必要与否的问题。在普通人，也要有羊肉火锅与水仙，使生活减却几分枯索。老舍以讥诮神情谈张大哥的生活艺术，亦出于那一代知识分子人生及人生理解的严肃与沉重，虽然老舍在其他场合也难免自己陶醉于所写小小情趣里。只是到当代作家笔下，这种情趣才又成为堂而皇之的东西，像是羊肉锅子作成了大酒筵上的主莱。

《朱子语类》卷十三：“问：‘饮食之间，孰为天理，孰为人欲？’曰‘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倘若由此引向“存天理灭人欲”，就是某个理学家的思维逻辑，并不能为小民认可。北京市民不仅以饮食维系生存，而且追求美味；所追求的又不止于味，还有鉴赏“味”之为“美”的那一种修养、能力。食物在有教养的北京市民，有时是类似他们手中的鸟笼子那样精致的玩艺儿，其趣味决不只在吃本身，“味”更常在“吃”外。“吃”在这种文化中，就不止于生理满足，不出于简单粗鄙的嗜欲，而体现着审美的人生态度，是艺术化的生活的一部分。京菜在中国现有诸大菜系中地位并不显赫，为北京人所乐道的，又是不登大雅的零食小吃。这里真正特异的，无宁说是知味的北京人，和他们的“饮食文化趣味”。

“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中庸》）典型的北京人是知味者。吃是生物性行为；如北京人那样对待味，则是文化，出于教养。人人都在生活；不但生活着，而且在生活中咀嚼、品味这生活的，或是更有自觉意识的人。你看，京味小说所写，境界无不寻常。坛墙根儿，槐树小院，寻常皆是。不寻常的只是人物对那境界的感受。同处一境，知其为乐的固然与浑然不知者不同；知其为乐又能出之以品味、鉴赏态度的，自然又不同。“美的客体在这里可以说只是产生愉快的机会；愉快的原因存在于我自身，存在于想象力和理解力的和谐之中，也就是说，存在于遇到每一客体时都要发挥作用的这两种功能的和谐之中。”〔37〕由较之饮食更寻常平淡的情境中体味到美，要的是更为精细的审美素养。“口之于味，有同嗜焉。”能在坛墙根儿、槐树小院得到审美满足的，必是更有“文化”的人吧。

老舍《正红旗下》写北京的冬。

西北风不大，可很尖锐，一会儿就把大姐的鼻尖、耳唇都吹红。她不由地说出来：“喝!干冷！”这种北京特有的干冷，往往冷得使人痛快。即使大姐心中有不少的牢骚，她也不能不痛快地这么说出来。说罢，她加紧了脚步。身上开始发热，可是她反倒打了个冷战，由心里到四肢都那么颤动了一下，很舒服，象吞下一小块冰那么舒服。……

情形常常是，北京人以其教养，把自己的内在境界客体化、对象化了。这几乎可以看做一种艺术本能。能由北京冬季的苦寒（往往还有漫天尘沙）中品味到美的，北京风物还有什么不能令他们快意!写出这种快意的，自然又是审美感觉特殊细腻的北京人。

享受生活，且有“享受感”，有享受的自觉意识，已近于审美态度。不止于品味，而且品味自己的品味，陶然于美味的同时，陶然于自己的审美行为——不妨认为是双重的满足，其中或许更有近于纯粹的审美态度。他们未能忘情无我，却也因此更是中国人，中国人与对象的审美关系。功利又非功利，入而能出，陶醉却不泥醉：这里不正有传统中国人的情态？

审美修养较之其他，或许是文化水准的更敏感的指示器。当然，也必须说，帝辇之下，京畿之地，生活一向较别处丰裕，虽然其间亦有差等。“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生活的美化、艺术化，是先有可供艺术化的生活才能谈及的。

“审美的人生态度”不能不是很泛的说法。同是归隐田园山林，王维与陶渊明人生境界不同，诗境亦不同。对于东方式的“美的人生”，周作人本最知味，但一经了他的文字，那人生即染上了太浓重的士大夫色彩。“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之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喝茶之后，再去继续修各人的胜业，无论为名为利，都无不可，但偶然的片刻优游乃正亦断不可少。”〔38〕“一口一口的啜，这的确是中国仅存的饮酒的艺术：干杯者不能知酒味，泥醉者不能知微醺之味。中国人对于饮食还知道一点享用之术，但是一般的生活之艺术却早已失传了。”〔39〕

尉天聪序陈映真著作，讥林语堂著《生活的艺术》引《茶疏》意见的贵族气。〔40〕北京街头的茶馆文化与《茶疏》之类不相干，大碗茶更是十足的“平民文化”。只不过茶而大碗，与“艺术”就隔得远了。普通北京人对所享用的固不能如周作人似的挑剔，他们的审美情绪也不至纤细到须有诸多条件才足以维持；当然，他们也不能把所体验的与所以体验的，表达到如上引文字那般明晰。他们并不须享用到如周作人所说那类“茶食”，才以为可乐。一碟豆腐干二两烧刀子（或如陈建功所写两毛钱开花蚕豆、二两“老白干”）是一乐，提一只不贵重的红子（鸟名）或小黄鸟，也是个乐子。他们甚至能由说话（他们称作“练嘴”）中寻出乐趣来。亦游戏亦认真，亦世俗亦风雅，既实用又艺术，介在功利与非功利之间——懂得这“亦”，这“之间”，才懂得北京人。这里埋藏着“毋固毋必”一类中国式的行为艺术与生存之道。你可以对这“道”表示不屑，却也不妨认为上述审美的人生态度中，有中国人生存的艰难，和他们于生存的诸种限制间为自己觅得的一点“自由感”。

享用生活，本身并无关乎道德的善恶。在一种对于人性、人的需求的基于情理的较宽阔的理解中，生活会为自己找到更多的权利，无聊混世者自然也会为自己寻出些辩解。上述生活的艺术在实际人生中的意义，毕竟是因人、因时、因地而不同的。老舍极敏感于其间的区分——正是道德区分。他注重人物身上“北平人”的文化印记，写出了文化姿态看似相像而品类极为不同的各色北京人。他无法像当代作家这样超然。他对于人物的文化评价，在写《离婚》、《四世同堂》的三四十年代，反映着知识界中优秀者的价值取向。至于有关尺度被极端地使用，则是以后的事。

中国现代史上，政治风云与时代痛苦，都使人生沉重；到近几十年，人生更其粗放化，以至小情趣在一种眼光下，竟像是对革命的腐蚀、破坏，一时“小摆设”类的文化被统统革去。却又因此，令人不禁惊讶于一些胡同居民的平静的执著；虽然沉溺于小情趣，也透出对现实政治的淡漠。人生艺术化，市民人物或许只得其粗，远未臻精微，其世俗性格也有妨于入精微，这“艺术”仍令人感到亲切，是枯寂生活中的甘泉与丰草，实际地润泽了无数人的人生的。

因宽缓通达的人生理解，在有可能诉诸道德评价的地方，北京人会由审美的方面不止原宥，而且欣赏，从而将评价温和化了。这通常也是幽默出现的时候。京味小说作者的态度亦近于此，比如《正红旗下》写大姐公公、大姐夫的那些充满谐趣的文字。对于生活的由审美方面的理解，化解了道德眼光的武断性，使批评温婉。这也是你由作品中实际读出的情感内容。情感判断溢出了理性判断。

有限享受与精神的满足

上文已经说到普通北京人的找乐所欲不奢，所费不靡。不但讲“迎时当令”，也讲因陋就简。他们的满足并不必建立在庞大坚实的物质基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