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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山岳党的胜利（第2页）

格拉维叶区

1457人

玻宾库尔区　970人

在总数22000多名的申请人中，圣安东郊区差不多就占6000名，实际上居于首位，而圣马瑟勒郊区——天文台区的申请者为907名，菲尼斯太勒区为660名——似乎起的作用比较小。但是在这方面无须深究，因为这些统计数字缺陷很大[36]。诚然，通过它们我们可以大致估计出各区募集的无套裤党人的数目；但我们无法知道他们在全部武装人员中占多大的比例。

我们固然有理由肯定以上列举的数字指的都是无套裤党人——虽然不一定就能肯定他们分别属于哪些分遣队，但我们不能分清哪些是作坊老板，哪些是帮工或工资劳动者，也不能分清哪些是城市贫民，哪些是店主和独立的工匠。不错，在少数情况下，我们看到了这种区别：在新桥区13个申请者名单中，在工匠和店主中间发现了一个烟草工和一个店员；我们看到，在伤兵院区第五连中，有一个农场主（作为一个巴黎人这是很少见的职业！）为他自己和他的两名助手安排了一个轮流服军役的日程表[37]。此外，在团结区所召集的武装力量中，至少也有相当数目的帮工，因为5月31日黎明它曾经决定所有作坊一律停工，并命令“全体工人”分别向他们所属各连报到；不过，这里面自然也包括小雇主和普通工人[38]。

然而，亨利·卡尔弗认为从这些数字中可以看出各区武装公民中无产阶级所占的比例[39]。他的论点是根据下列假设：要求工作损失赔偿的申请者一定是手头无钱的人，因而也就是无产阶级。中央革命委员会在国民大会中提出这项计划的用意，无疑是每日40苏只发给那些如果不发，参加革命就会给他们带来困难的人[40]；并且，公社在要求各区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提出名单的时候，强调只限于确实需要补助的那些人[41]。有些区严格遵守了这项指示[42]，但有些区——由于种种原因——竟没有这样做；我们发现这些区统计的名单中不仅有“贫穷的义勇军”“不太宽裕的公民”或者“每天做工的公民”，而且还有店主和雇主——包括伤兵院区的农场主葛勒，甚至不加区分地开出整连的名单[43]。

在这同时，食品和物价问题仍然存在。5月到6月的革命并没有解决这些问题，物价的上升与指券价值的盘旋下降和从前一样在继续。6月，指券降低到票面价值的36%，8月又跌到22%[44]。从革命初期以来，熟练帮工的工资可能增加了一倍，可是食品和其他必需品价格的上涨却超过了这个数目——在6月和9月之间，上涨的速度越来越快，下面的比较数字可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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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价目表所不能显示出来的是引起群众突然爆发出愤怒的物价陡涨。六月革命刚过一星期，就有对杂货商和肉商再发动一次总攻击的风声。几天以后，面包房门前又排上队；甚至警察局密探也说有必要对富有的店主和批发商的贪得无厌加以制裁：“广大群众才是唯一应该从革命当中获得利益的阶级。”[45]6月25日和28日之间发生了肥皂**：这类事件之一是，在25日，圣拉扎尔街的群众截住了一辆载有10箱肥皂的大车，按20苏一磅的价格在街上出售肥皂，警察只有站在一旁看着，无力进行干涉[46]。同一天，雅各·卢代表哥德利埃俱乐部向国民大会呈递一份请愿书，攻击山岳党不能让穷人吃饱饭，因此在国民大会中被哄下台来。虽然面包缺乏情况在7月间稍稍稳定了一些，但8月和9月又继续发生：这几个月里，在因破坏公共秩序而被捕的各类人中，我们发现有若干由于辱骂国民自卫军或在面包房闹事而被拘押的工资劳动者和小店主[47]。

9月4日和5日的“暴动”接续发生，巴黎公社为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而将其置于卵翼之下[48]。早晨5点，“暴动”开始于市政厅北边的大教堂区和圣阿瓦区，工人们是从工场和建筑工地被招呼出来的。同时，另一起示威游行似乎发生在陆军部附近的林荫大道，艾贝尔的一个助理——万森的办公处就设在那里。示威者一面高呼着要面包，一面向格累夫广场前进[49]。公社的领导人艾贝尔和硕默特最初想用一套动听的言辞把他们骗走；但在艾贝尔的提议下，大家同意他们可以在第二天上午11点重新集合，到国民大会去，要求对囤积者和政治嫌疑犯采取严厉措施；雅各宾派也答应参加。当天下午，公社命令所有作坊于第二天停工，以便老板们和帮工们都能参加游行示威。但是，假设我们因此就和丹尼尔·古林一样认为9月4日的“暴动”主要是工人阶级的事情[50]，那我们应当注意到，公社在同一次会议里还下令集合一部分军队来驱散为面包和增加工资而游行示威的建筑工人[51]。

虽然4日最初**的主要动因是物价和物资供应问题，可是在5日示威游行时发表的许多演讲中，它们似乎又一次被轻易地忘掉了。不过却作出了一些重要的决定：各区一星期内只能开会两次，贫穷的无套裤党人每次到会可以领40苏的补助金；要拘捕嫌疑犯；要把拖延已久的“革命军”建立起来，这支军队作为恐怖时期的有力工具，要保证巴黎附近乡村对这个城市充分供应食粮和肉类。但是，当前的问题仍然存在，危机一直没有平静下来[52]。国民大会在试行了并且讨论了各种其他办法之后，终于在群众压力下屈服，于9月29日通过了有名的普遍实行最高限价的法律，限制大批生活必需品以及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各种服役的价格[53]。

因此而产生的新问题是将来的事情。就目前说，店主、师傅和帮工们都热烈欢迎他们自己一手造成的最高限价。一个内政部的密探这样写道：“人民都欢迎国民大会关于重要生活必需品限价的法令。”[54]雅各宾派和无套裤党的联盟似乎很顺利，至少在巴黎，这种联盟是共和国第二年建立革命政府的基础。

[1]然而，直到1793年5月到6月的革命以前，住在由别人供应家具的房屋以及公寓中的工人和其他人似乎还不能参加选举（国家档案馆文件：F7*2520，对开本第53页）。妇女和家庭仆役当然仍然没有选举权。

[2]弗·布莱希：《1792年8月10日的公社》（Launedu10ao?t1792），第267页；汤普逊：《法国革命》，第297—298页。

[3]图埃特伊：《法国大革命时期巴黎历史手稿资料总目》，第8卷，第395期。

[4]斯·埃·哈里斯：《指券》（S。E。Harris，TheAssignats），1930年哈佛大学版，第102页。

[5]关于详细记载（主要是根据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中巴黎各区的警察报告），参看乔冶·鲁德：《1793年2月25、26日的**》（“Lesémeutesdes25。26février1793”），载《法国革命史年鉴》，第130期，1953年，第33—57页。

[6]亚·马迪厄：《恐怖时代之物价高涨与社会运动》，第145—146页。

[7]不幸的是，这三个区属于在整个**时期没有保存下任何审讯记录的30个区之列。但是，从警察局和监狱登记处以及警局督察处的一般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到其中14个区的一些情况。

[8]参看1793年2月27日巴黎公社给国民大会的报告：“骚乱突然猛烈地爆发了；从发生骚乱的中心以闪电一样的速度蔓延到本市各边缘地区。财产遭到了侵犯。”（国家档案馆文件：C247，第360号，对开本第36页）。

[9]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205，对开本第265页。

[10]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59，对开本第92—94页；153，对开本第78—81页。

[11]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220，对开本第240—241页。

[12]有证据表明被捕的人数实际上要多得多；但是有关文献（和市政厅以前保管的大量其他资料一样）一定是在1871年大火中焚毁了。

[13]我们在1775年的粮食**中也看到了同样的情况，当时，许多小农利用“群众平价”的机会，以只有市价五分之二左右的低价从较富裕的“农户”手中购买便宜麦子。

[14]《高等法院档案》（Archivesparlementaires）（第1集），1789年至1799年、1868年至1914年巴黎版，80卷本，第59卷，第272—274页。

[15]马迪厄：《恐怖时代之物价高涨与社会运动》，第139—161页。

[16]国家档案馆文件：AFⅣ1470。

[17]皮·卡隆：《恐怖时代的巴黎》（ParispendantlaTerreur），第1卷，第9页，注1。从此以后，面包价格一直到1795年冬天都不再成为问题（参看后文第十章）。

[18]国家档案馆文件：AFⅣ1470（关于1793年3月1、4、7、18日的报告）。

[19]国家档案馆文件：AFⅣ1470（4月4日，4月5—8日，4月15—16日，5月2—3日，5月14日的报告）。

[20]《高等法院档案》，第64卷，第56—57页。

[21]勒菲富尔：《法国大革命》，第340页。

[22]国家档案馆文件：AFⅣ1470（3月11—16日和4月16日的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