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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财产犯罪02（第1页）

第一节财产犯罪02

2月2日，王才与刘顺、李玉山、毛七、周永和五人商量往北抢劫，五人在朝阳门外大桥东北王爷坟地方会合。毛七持手枪，周永和持尖刀，行至东直门外西八间房地方，见一住户房屋整齐，商妥可抢，惟彼时天气尚早，五人仍向北游行，商定夜间到该住户家抢劫。日落时，五人由北返回，行至六一大道上见由西走来一个携拿白布包袱的行人。五人一起上前将他拦住，用枪、刀威吓不准声张，将事主揪至道旁内将包袱抢夺到手，从事主身上搜出一个青布褡裢，内有现洋一元，铜圆数十枚。将事主身穿的蓝布大褂、大棉袄、白布小褂剥下，将鞋帽、腰带、围巾等物搜抢完毕后将事主用麻线捆绑，用他的腿带将双目勒系，待半夜时才放事主离开。五人至西八间房路西住户门首，拥开篱笆街门，进院踹开西房屋门进入屋内，见一个年老女事主和一个小孩从**惊醒，毛七、周永和用枪、刀威吓并踢打事主，逼要钱财。五人搜翻箱柜抢得衣饰、棉被、锡器、米面等物，分携逃走。原计划第二天在刘顺家分赃，等到上午十点多时还未见毛七、周永和回来，情知有异，刘顺与王才商量逃避。二人及其妻子携带赃物在崇文门外巾帽胡同隆庆西栈住宿，不料周永和因当赃犯案，侦探在巾帽胡同将二人抓获。毛七、刘顺、王才、安亭山、李玉山被捕后，经警备司令部审讯，判处死刑，1930年4月1日执行枪决。[76]

王才从1929年10月开始迭次在四郊抢劫，其生活用度完全依赖抢劫的收入。从抢劫的过程看，一般抢匪抢劫的时间多是在三更时分，抢匪在入室后，首先用武器威吓事主，将事主捆绑后，索要钱财。抢匪在抢劫时会用伤害事主身体的方式来使事主屈服，但是王才的案例表明，即便是搜抢到财物后，抢匪也会对事主进行身体上的伤害。王才等人的抢劫有时会提前确定目标，有时抢劫目标是随机的。抢劫完后，抢匪会很快分赃，一般会采取平均分配的形式，但是握有手枪的抢匪会拥有更大的话语权。鲍殿忠在早期的抢劫中，扮演了头领的角色，由他来对抢来的赃物进行分配，鲍殿忠显然没有按照平均的原则分配赃物，他的这种分配原则引起了其他人的不满，所以在之后的抢劫中，鲍殿忠被排出这个抢劫团体。抢劫团体对成员的管束是很松散的，即使是更大的抢劫组织，也是如此，这种松散的组织虽然降低了匪徒之间的合作，但在对抢匪的清剿中，起到了“保护”作用。抢匪是合则聚，不合则散，此处清剿，即改投别处，成员和成员之间往往不知根底，即使将其抓获，也很难将其余的抢匪姓名审获。由于钱财得来容易，大部分劫匪过的是一种得过且过的生活态度，一旦钱财花光，很快就会再次行抢。我们可以看到尽管抢劫者以求财为目的，但是暴力已经成为一种主要的威吓手段。

因抢劫而杀人的案件日渐增多。王德新在内六区当警察，家住德胜门外四道口，有妻子吴氏及儿女三人。1929年12月28日凌晨4时，有一个匪徒从东墙越墙而入，手持木棍逼索财物。吴氏开门，匪徒进屋后举棍示威，吴氏呼救，匪徒情急，持棍向吴氏头部便打，当时倒地身死，匪徒抢去现洋两元，衣服三件，首饰四件。[77]北平曾发生过多起恶性的抢劫案件，著名的有美人盈亨利案。盈亨利为美国人，时年75岁，来华10余年，曾充医士，近10余年专门研究考古。盈亨利在平西石景山西坟地方四方顶山有住宅一所，1934年6月14日，盈亨利在此避暑，夜内12时许，有六七名持有手枪的匪徒，闯入家中，因向盈亨利索款未遂，用枪将他击毙。[78]盈案发生后，由于其影响较大，还惊动了汪精卫。北平市政府限令西郊区署会同得力警察侦缉队，限期三日破案。平军分会还悬赏1000元奖金。经过公安局全力缉凶，到7月间，主要案犯已相继落网。[79]

由于韩人多以贩毒为生，家境富裕，针对韩人住宅的抢案也多有发生。如1934年8月9日，宣武门内石驸马大街门牌甲五十一号住户许明杰家中，深夜12点有匪徒4人，以购白面为名，抢去支票、钞洋千余元。匪徒中一人曾在此购买过白面。[80]

三、诈欺取财

诈欺取财就是诈骗，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假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他人财物的一种犯罪行为，北平的诈欺取财手法多样，令人防不胜防。

1。打虎

打虎指的是利用女性骗取彩礼钱。在中国要结成婚姻，必须遵循一套约定俗成的礼仪标准，即“六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六礼中的“纳征”就是送聘财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彩礼。民国时期的北平彩礼对于一般家庭来说，所费不菲，彩礼钱少则几十元，多则上百元。彩礼的数额之巨，导致以骗取彩礼为目的的打虎成为民国时期北平的主要诈骗形式。

《北平日报》在1929年11月22日至11月28日间，连载了署名秋生的文章，他将打虎做了区分，有软打虎、硬打虎、坐地虎、胭脂虎之分。

软打虎最为普通者为软打虎，夫妻伪称兄妹，必云其妹急待找主出嫁，凡是外省商人欲安家者，往往坠其术中，说妥时先使彩礼若干，再要衣饰若许，过门后操理一切殷勤已极，其丈夫不是常来瞧看，必是改作小贩常至门前，随时偷窃物件，交其带走，几时趁隙得手，即可席卷一空，连人一并逃走。

硬打虎皆是妇人访明某人手有积蓄，即设出种种勾引之法，结果赁屋而居，或是接至家中度日，日久施行种种敲诈手段，购衣制饰，游逛挥霍，最末或以重婚挟制，或以霸占为词，哭闹喊警告势必离异，经人调解必须要求赔偿，不但明敲明诈，尚占充足理由。

坐地虎坐地虎近年极多，被骗者多半是青年学子。有求婚者必先言明，父母仅止此女，必须招赘其家，并言定代养其父母，及至有人入赘，必要渐渐骗钱，不是还账即是赎当，然后置买物件，何时骗得无钱供给，于是终日吵闹不休，结果离婚再骗别人。

胭脂虎多为一般青年之**少妇，或引登徒子至其家中，或以聚赌引人入胜，何时达到陈仓暗度，此时其父必归。骤然入门故作撞见，痛骂其妇毒责登徒，以杀砍示威，以喊警恫吓，结果有第三者出为调和，必致勒罚巨款。[81]

秋生的报道真实地反映了打虎骗财的种种伎俩，除夫妻合作外，软打虎还有别的合作形式。宁褚氏住朝阳门外豆各庄门牌六十号，其夫弟宁禄尚未娶有妻室。宁褚氏经素识人杨玉、连英、英杨氏、王胡氏、杨赵氏等五人为媒，使彩礼70元，说妥周万清之妹孀妇李氏为妻，李氏带有一个3岁幼女。过门后宁禄始悉李氏是周万清的姘妇。李氏阴历八月初十过门，八月二十一日即出走不见。宁褚氏向媒人杨玉询问，杨玉认为她对此不负寻找责任。为了给弟弟娶妻，宁褚氏事先已经给五个媒人每人洋3元，连同彩礼共用去85元。为此宁褚氏到公安局报案，经过调查原来是周万清因无以为生，与姘妇李氏商定，由她带女儿另嫁，二人商妥如有彩礼钱，须分给周万清20元。媒人杨玉曾要求周万清立有字据，字据上写有立字人王耀东，将其胞妹王氏许与宁二为妻，并无周万清与李氏字样，实是周万清假托伪名王耀东，令李氏伪为王氏捏称与其为兄妹关系，骗取宁褚氏的彩礼钱。[82]

一女双聘也是打虎常见的方式。例如，大木仓住户李子明，以剪发为生。李子明有一个17岁的女儿红儿，经姨母赵氏为聘，许给樊姓为妻，李子明得彩礼42元，樊、李两家已商定过门的日期。岂料李子明因经济困难，又暗自将女儿许给别家，又得财礼数十元。事情被赵氏得知，赵氏向李子明询问，李子明只称无法生活，将来拼出去打官司，绝不连累赵氏。赵氏闻听此言，已知李子明指女骗财，与他争论。李子明羞恼之下，将赵氏殴打成伤，赵氏因被打，情急之下喊警控告李某一女两嫁。[83]

甚至还有人诱拐妇女，将诱骗来的妇女作饵，意图打虎骗财。外五区署就发现了一起**妇女并意图令女打虎的案件。外五区户籍班长董致先带同警士抽查户口时，发现永安路二十五号韩赵氏家容留的张贾氏有诸多可疑之处。询问相关人员时韩赵氏等人皆言语支离，这引起警察的怀疑，于是将一干人等带区询问。原来张贾氏的丈夫张有才外出就事，久未有音讯。张贾氏随同公婆度日，因与翁父发生口角，负气私自来平，打算先赴佣工介绍所谋事，之后慢慢寻找丈夫。因介绍所不肯收留，张贾氏走到天安门附近的时候，一时之间深感觉自己境遇不佳，悲伤之下以致啼哭。正值张河经过，向她追询缘由。张河假称张有才已在某处当官，领她去寻找。张贾氏信以为真，被张河带到永安路二十五号韩赵氏家中。韩赵氏将她安置在东小屋歇息，乘机将屋门锁住，将张贾氏囚禁在家。当晚张河手持小刀进入屋内，向她威吓强奸，张贾氏无法抵抗，致被奸污。次日因韩赵氏对她监视甚严，无法脱逃。到了晚上张河又来，将张贾氏再次奸污，事后张河又巧言劝说张贾氏同他一起去山东打虎骗财，遭到张贾氏拒绝。[84]所幸，张贾氏没过多久被警察救出。

因北平打虎案件较多，北平市公安局早在1928年9月7日，通饬各区转告各住户，嗣后结婚，必须呈报，如不呈报者一律处以10元以下，5元以上之罚金。[85]然而这种措施并没有减少打虎案件的发生，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打虎案件的频发是近代北平城市进程的一个负面产物，由于城市化的进程，大量的外地人口来平，在来平人员中，绝大多数是成年男性，这些人涌入城市，造成了北平男女比例的失衡，引发了“男多女少”的状况出现，因此很多不良的父母，便视家中的女儿为摇钱树，指望通过彩礼来大博一笔，这种风气的产生直接导致了打虎骗财的出现。

2。丢包和高卖

北平的骗子有一个特别的称呼，骗子手，这些骗子手的骗术是时翻花样，无奇不有。大体而言主要有两种骗术。一种叫丢包，另一种叫高卖。

丢包是一个古老的骗术，早在明代就已经有了丢包的记载。它的特点是由两个人合伙，有正角有配角。正角使用“丢包”的把戏，卖傻充楞，负责**别人。正角丢失钱物让被骗者和配角拾得，配角提议二人平分。待将人**到僻静的场所，正角再出现，宣布丢了口袋，指认被骗者为窃贼，借以骗取受害者身上所携带的钱财。例如，1930年3月17日上午9时许，前门外打磨厂义记首饰局派学徒刘秀山持票一张，赴廊房二条义生银号兑取现款80元，然后到前门大街永增合兑换所，用洋20元，买生银14两，连同余下之洋60元，包在一蓝布包内。事情办完刘秀山在回本铺的路上，走到打磨厂西口的时候，看见一名穿着灰衣的行人身上遗落蓝包一个，掉在地上。当时就有一名穿青衣的行人将包拾起，打开蓝包查看，里面装有钞票一卷。刘秀山看见这一幕之后，见财心动，要求与穿青衣的行人均分钱财。青衣人答应可以分给刘秀山，然后借分钱财的名义将刘秀山引到北城根地方。二人正打算瓜分飞来横财之时，丢失蓝包的灰衣人竟然找到此处，猛地将刘秀山的蓝包夺走，刘秀山赶忙分辩“这包裹是我的，你所失之包被穿青衣人拾去”，此时穿青衣人早已向西逃去，不见踪影。穿灰衣人将蓝包交还刘秀山追赶穿青衣人而去。待刘秀山返回本铺后打开包裹查看，生银钞票早已变为报纸石头。[86]

刘秀山是被骗子手借机将包裹内的财物换掉，除换财物外，用赝品替换也是丢包的常用手段。例如，李氏赴东四菜市，行至二条口，见地上有金戒指一枚，于是赶忙俯身拾取。正在此时，胡同内走出一人与她争执，说戒指是我们二人看见的应当平分。而李氏说戒指本是我所丢失的，既然被你看见，当有所酬，于是将菜费两元，钱三十吊尽数付给那人。之后李氏将戒指拿给旁人看，大家都说是这枚戒指是赝品，李氏不信，又去金店查看，被金店告知戒指乃是银质镀金，这才知道上当。想到因戒指而失去的菜费，李氏后悔不已。[87]丢包主要利用的是人们贪图小利的行为，它多针对的是一般的劳动者，如学徒、伙计、佣人等，因为这些人收入不高，容易被打动。

高卖是一种更讲究技术的骗术。高卖针对的对象与丢包稍有不同：“高卖的骗术讲究以敏捷的手腕取胜，他们施术的目的是专吃商店。高卖骗子手须具有庄严之面孔，华丽之服饰，甚至有携带女郎入商店行其高卖骗术者，概使商店不疑也，高卖骗子手入一商店之内，先将其下部之陈列之物色作一观察，择其最高价值者为目的物，其全部的精神即注于此物之上，但我们顾名思义，这个高卖的高字就是购买高处的货色的意思。他虽然以下部的货色为目的物，而偏指购上部的货色。若下部有一表为目的物，乃指购上部的钟，故意把商店的店员的眼光导在高部去，店员一个不留神，他趁机便把下部的那个表取到手内，然后借题便走，商店登时十九不觉。若店员众多，骗子手不得下手，他故意挑选各样货色，说出毛病不能购买，静待店员之眼差，以便于下手取货。高卖的骗子手须要有灵活的眼光，四面八方都能观察得到，不然商店里店员太多，一人只有两只眼睛观察，偶一不慎，每致当场遭擒。高卖骗子手活动的商店，若钟表店，洋货店，布店等为最多，盖以其货色庞杂，较易下手也。年来高卖之骗子手已为商店注意，故高级商店多在柜外安设学徒，静坐以观察顾客之行动。”[88]

3。形形色色的诈骗

除上述骗术外，北平还有以下几种常见的诈骗手法。

与禁烟相关的诈骗。张德胜在前门外天桥北山涧口后坑居住，小本经营，暗中代售烟泡，并代介绍售吗啡针。张德胜的陶姓友人带着一位姓王的人来到张德胜的住处，陶某声称王某为禁烟处副处长，“素日闻你暗贩烟土，欲行捉去罚办，因我与兄有交，已托王副处长，允可不抄”，陶某将张德胜叫到一边附耳低声说道，“我已托好，大哥可出洋十几元作酬”[89]。张德胜为人比较机警，从陶、王二人的行径中已经识破二人伙同骗财。

另一类骗术更为常见。例如，韩李氏因病在家吸烟，有两个陌生人敲门进入家中，二人自称为禁烟处稽查，在韩李氏家中检查一番后搜出烟具。这两人作势欲找警察将韩李氏带走，韩李氏恐被看押，劝说两人不用找警察了。二人见韩李氏惧怕，趁势说不找警察也可以，要求韩李氏拿出二十元作登记费用，之后送给她执照，准她自由吸食鸦片。韩李氏听闻不用去警察局，且可以用二十元的代价换取之后吸食鸦片的便宜，于是爽快的付给二人钞票二十元。[90]与禁烟相关的诈财与北平的禁毒环境有关，因北平市政府的禁烟措施日渐严厉，而北平的烟民与买卖毒品者又多，于是骗子瞅准时机，对烟民与买卖毒品者用哄骗或威胁的手段骗取钱财。

利用电话骗财。安定门内小三条十四号前军委魏益三宅，1936年1月6日下午3时，接到一个电话，称魏益三的友人母亲病故，无法埋葬，请求帮助四五十元，将钱当晚送到前外云居寺二十三号。因魏益三本人正在河南，其妻魏李氏允予照办。过后不久，又有一个电话找魏太太，打电话者自称系某司令，与魏李氏假意寒暄几句后，嘱咐魏李氏速派家人将钱送至云居寺。魏李氏因打电话者是天津口音，所说颇多可疑于是向内三区十一段报案。巡官闻讯后一面派警赴魏宅保护，一面会同该管便衣警探及魏宅家人赶往云居寺，此时魏宅接到了第三次电话，来电话者自称郭科长，警察假装许诺拿钱。经查电话号在前外粮食店北平客栈楼下，警察赶赴北平客栈，经侦探调查三次电话为一人所打。[91]

故宫博物院委员邵世武遭遇的电话诈骗案中，作案者更加大胆，居然自称时任平津卫戍司令、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河北省政府主席的宋哲元。1936年，邵世武接到一个电话，打电话者自称为宋委员长，称张家口有吴科长病故，请酌量助以款项，邵世武当即应允资助百元。挂下电话后，邵世武意识到打电话者系辽宁口音，而宋委员长并非辽宁籍，于是报告侦缉一小队查究。稍后又有第二次电话催款，侦缉队查出电话由长巷二条义记店打出，赶赴该店时捕获24岁辽宁籍军人。[92]电话诈财是一种新的骗术，利用电话诈财者诈财的对象多为政府官员和军界人士，上述两个案例中的诈骗者显然在打电话前，对诈骗的对象有一定的了解。

利用信件骗财。例如，乔某是平东双桥人，年30余岁，在前门外铺陈市忠义小店居住，以在天桥东摆小摊为生，素极节俭，薄有积蓄。一日乔某接家信一封，称妻子病重，叫他赶快筹措30元回家，迟恐不能见面。乔某立即携带现洋20元，将装钱的口袋卷在铺盖内，乘长途汽车在双桥站下车。下车后有一个陌生的中年少妇，故意与他交谈有15分钟之久。乔某心急，强行辞走，进门见妻子安好，当即查看铺盖，里面的钱口袋已化为乌有。[93]乔某的案例显示，利用信件骗财的犯罪者，多是受害者的熟人，对受害者的家庭状况比较了解。因民国时期信息流通有限，受害者很难对这类信件加以辨别，受害者不在少数。

利用迷信心理诈骗。公安局虽取缔占卜星相，但一般市民仰仗此解决问题者不在少数。例如，田克勤因染痨病，病情加剧，日渐消瘦。有一老叟叩门求见，自称刘半仙，专治痨症急症，“遇有缘之人，无不手到病除”。其妻王氏见他年约50，相貌和善，衣饰整洁，信以为真。请入屋内为田克勤诊治。刘半仙注视克勤良久，并未按脉，直称有缘，病者无妨。刘某称治病“要设坛五日，取仙露为田克勤服用，病可痊愈，唯有设坛用资，需洋30元，需要立刻进城购买，以免贻误”。王氏闻听治病有望大喜，认为老叟为活神仙，当即给予钞洋30元以及车费2元。刘收过钱后从容离开，一去不返，到第二日家人才知道被骗。[94]最严重的后果是因轻信而导致命案。例如，吴柱儿患泻吐之症，家人经人介绍，找到了王姓巫婆，前往叩求。王巫婆赏赐给吴柱儿的家人炉灰及茶叶一包，告明服法，并要求千万不要吃药，否则不负责。家人依法将炉灰及茶叶与柱儿服下，岂料三小时后，吴柱儿身亡。[95]还有走街算命的道人利用人们求财的心理，号称预测未来一切大事，如购买的奖券能不能中，什么时候可以升官，可以纳妾，算命者号称一生大运生死之事都可以算出，以此来骗取钱财。

还有老虎摊骗钱。北平人将带有欺骗性质的浮摊俗称为老虎摊，北平市从事摊贩生意者，人员复杂，而有很多流氓专门在浮摊设计骗人，受害者众多。1933年12月19日，外五区奉令对天桥一带的摊贩进行调查，如有设计骗财现象，一律将这种老虎摊驱逐。[96]

北平的骗术种类繁多，可谓防不胜防。有人将药下在点心上，在火车上请人吃点心，等其入梦乡不省人事后，乘机窃盗。[97]有人冒充侦探，前往人家查违禁物品，借机诈财。有人冒充招工，骗取钱财。还有人专门骗取妓女钱财。[98]

四、盗墓

在整个民国时期，北平的盗墓活动屡禁不止，与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相比，1928年以后北平的盗墓活动日益猖獗。不仅有组织的团伙盗墓日渐增多，而且不论是明清古墓，还是时人墓葬，不论是富人的棺椁，还是穷人的棺木，都同样面临盗墓贼的觊觎。

北平稍有资财的人家，都会雇用看坟人即坟丁，来照看墓地。坟丁除维护墓地的清洁外，更主要的职责是防范盗墓贼的光顾。北洋政府时期，盗墓贼三三两两出没，坟丁只需呵斥，盗墓者便会望风而逃。而这一时期的坟丁面临的是人数众多、有组织的持械盗墓者。面对匪徒的枪械，坟丁多数只能畏惧于武力之下，待在自己的小屋内，任屋外的盗墓者为所欲为。田三在西直门外六里屯以北地方看坟，夜里有狗叫声甚急，又听见坟地中有人微语声，知道是盗墓贼光临，于是从后院墙上翻出，想去报告警察。没想到在跳墙时，被匪徒发现，用绳捆绑，并用木棍拷打，令他指出哪座坟墓内殓物贵重。田三回答说不知，触怒匪徒，匪徒用刺刀将他的腿部扎伤两处后大肆掘墓。只是该处坟茔工程坚固，天将拂晓时，仍未掘透，匪徒只得逃跑，临行前警告田三“不得报官，否则杀你全家性命”。[99]

还有一些坟丁与盗墓者同流合污，共同盗掘。荫昌有祖茔两处在西郊三分署白祥庵地方，家人赴新茔祭扫时看坟人未在侧。待家属找回看坟人后，询问原因，看坟人声称在老茔查看。因恐老茔有事，家人一再追问，看坟人言辞吞吐，似有意外情况，经过追问，看坟人回答，老茔西一座坟墓被盗墓匪于夜晚掘开一洞。老茔被盗墓匪盗掘，看坟人非但没有报警，反而用土将盗洞掩埋为之遮掩。荫昌等掠开浮土发现朽木数块，坟墓内部蒙受重大损害，看坟人有重大嫌疑。[100]1932年10月间，郑泽麟、毛玉寿、白松泉等多人赴白石桥镇县亲王坟发掘，盗出殓物甚多，事后以赃洋20元交予看坟人吴文龄。毛玉寿又伙同看坟人冯宝贵等三兄弟将小马厂赵、张两姓坟茔发掘两座。[101]甚至有盗墓犯包办盗墓的情况，平西安家滩村，农民佃户鲁士达，家中数世看守皇姑屯，在1931年2月间，有盗墓犯袁亮和古玩商人张福山等人来此，向鲁士达游说，包盗皇姑坟，无论内有何物，给鲁士达洋10000元，双方立约，先交2000元。[102]

有负责坟地风水的风鉴家与盗墓匪勾结。刘润斋是北平著名的风鉴家，在晚清时许多显宦修建的茔地，多倚重刘润斋。民国时盗墓之风盛行一时，刘润斋勾结平西一带的匪徒多名，开始了盗墓生涯。刘润斋明面上给人看风水，实际上暗中探询殓物，然后通知党羽，施行挖掘，作案已经多起，所得殓物由刘润斋负责卖出，其余匪徒按股均分。前步兵统领乌恪曾邀刘为其代看风鉴，每年送刘150元，逢节日时还另有礼金。刘润斋对乌恪茔地情形极为熟识。乌恪死后，茔地的风鉴即为刘润斋办理，所有陪葬殓物，刘知之甚详。前内六区署长延庚，在北苑西羊坊有祖茔一坐，延庚世家出身，祖茔中所葬之殓物非常贵重。此茔地亦由刘润斋代看。刘自勾结匪人盗墓以来，先后挖掘了乌延两家的茔地，财产甚丰。[103]刘润斋手下的盗匪有十数人之多，匪徒各有专司，所盗的殓物主要交由外下四条东聚珍玉器铺，前外大街恒兴褂货铺，廊房头条天宝金珠店，圈内抄手胡同瀚古山房及打鼓人阎兴东销售。[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