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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古代诗歌的成熟（第2页）

辛弃疾继承了苏轼豪放的词风及南宋初期文人的爱国情怀，进一步扩大了词的题材，达到了无事无意不可入词的程度，他创造性地融会了诗歌、散文、辞赋等各种文体的优长，将词的抒情、状物、记事、议论等功能发挥到极致，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和语言技巧，从而形成了他豪壮而苍凉、雄奇而沉郁的独特词风，“屹然别立一宗”（《四库提要》）。辛词艺术上的独特成就，首先表现在对雄奇阔大意境的创造上，他写长剑是“倚天万里”，写长桥是“千仗晴虹”，就连红红白白的花朵，也会使他联想到孙武训练的吴宫女兵——“对花何似，似吴宫初教，翠围红阵。”（《念奴娇·赋白牡丹》）这些生动的夸张和联想笔酣墨饱，气势如虹，境界扩大，构成辛词豪放风格的底蕴；其次表现在比兴寄托手法的应用，善于托古喻今，利用前人典故或现成诗句、诗意融合到自己的作品中浑然天成，可见笔力之雄健、老到。比如《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怀古》：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

词中运用了现成的杜甫诗句和《三国志·吴志》注引之句。另外如“晚岁凄其无诸葛，惟有黄花入手，更风雨东篱依旧，陡顿南山高如许，是先生拄杖归来后”。（《贺新郎》）一方面，活化陶渊明诗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入词；另一方面，借陶氏“性刚才拙，与物多忤”的性格表现自己与之相近的精神风貌，皆浑然天成，形成了辛词“以文为诗”的风格，是对苏轼的学习和发展，并以此奠定了豪放词的创作基调和特征。

集宋婉约词之大成的是周邦彦，他的作品标志着宋词艺术的深化和成熟。周邦彦基本承袭了柳永词的余风，仍表现男女恋情和羁愁行役等传统内容，但由于他妙解音律，有很高的艺术修养，在使词艺趋于精美化方面功不可没。读他的词，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在章法结构的变化、表现技巧的多样、音律语言的谐畅精工方面的不懈追求。南宋的格律派、风雅派词人，无不在艺术上受到他的熏染。

在宋金对峙、政局相对稳定的南宋后期，有一些词人继承周邦彦，走上了尚风雅、主格律的创作道路。姜夔的词作以纪游、咏物、怀人为主要内容，其特点是意境清空，格调骚雅，音律严整，在艺术上冠绝一时。史达祖、高观国等人是他的羽翼。在词风偏于疏宕的南宋，吴文英词却倾向于密丽的风格，可谓一枝独秀。由宋入元的重要词家尚有张炎、周密、王沂孙等，随着南宋王朝的覆灭，他们哀怨衰飒的词作成了宋词的尾声余韵。

宋诗总的成就不如唐诗，但在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方面也别具特色，自成一家。概而言之，唐诗主情，宋诗主理。宋初诗人杨亿、钱惟演等学晚唐李商隐，多讲究声律辞藻，注意华丽典雅，缺少社会内容，号西昆体。王禹偁起而与之抗衡，作品面对现实，走平易流畅一途。继之而起的梅尧臣、苏舜钦，虽然诗风不同，或委婉闲淡，或粗犷豪迈，都针对西昆体流弊而有所革新，奠定了宋诗健康发展的基础。到了欧阳修，宋诗的自身特点，即注重气骨、长于思理的倾向愈益明显。北宋诗坛上影响最大的两位诗人是苏轼和黄庭坚。苏轼诗说理抒情，自由奔放，更进一步发展了宋诗好议论、散文化的倾向，由于他丰富的生活阅历和深厚的艺术修养，故能避免许多诗人所犯的浅率无味或生硬晦涩的弊病，他的作品代表了北宋诗歌革新运动的最高成就。黄庭坚首倡“点铁成金”“夺胎换骨”之说，其诗宗尚杜甫，自立门户，大都瘦硬生新，成为江西诗派的宗主。属于江西诗派的诗人有陈师道、陈与义、韩驹等。

南宋诗人的杰出代表是陆游、杨万里和范成大，他们都出于江西诗派，最终却分别自成一家。陆游是宋代最伟大的爱国诗人，他留下来的诗共9300余首，其中多数篇章表现了他处于民族矛盾空前尖锐的时代，积极主张抗击侵略的雄心壮志，唱出了那个时代的最强音。在《关山月》一诗中，我们可以深切感受到诗人忧心如焚的爱国情怀。

杨万里和范成大在当时诗坛上声誉也很高。他们都有一些反映现实的篇章，并且擅写田园风光，颇有生活情趣，在创立独特的诗歌风格上都各自作出了努力。南宋后期还出现了“永嘉四灵”和江湖诗派，作品现实感不强，诗格比较浮弱。到宋末，文天祥、汪元量等人的爱国诗篇浩气磅礴，为这个时期的诗坛增添了最后一抹光彩。

随着城市经济的进一步繁荣，元代迎来了通俗文学大发展的时期。诗歌方面元代的作家和作品都不少，成就高于散文与词，这些作品不仅反映了百年间动**、复杂的社会状况，反映了不同时期知识分子阶层的精神面貌，而且不少作品表达了关心民生疾苦、表达对社会现实不满，仍然是广大知识分子阶层抒写思想感情、人生追求、审美情趣的主要文学样式。特别是在表现重大人生思考、深刻的精神活动等方面，诗歌具有其他文学样式所不能取代的地位。但与同时期蓬勃发展的叙事性文学相比，诗歌的成就被遮盖了不少。

散曲是元代盛行的一种新诗体，它既可以抒情，也可以叙事，一般把它作为叙述体。散曲是一种起源于民间、与音乐关系密切、字句更为参差的自由诗。散曲有小令和套数两种，小令是单支曲子，又叫“叶儿”；套数由两支以上属同一宫调的曲子依次连缀而成。散曲作品具有浓厚的市民通俗文学色彩，给诗坛注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它与当时下层人民生活，特别是市民生活有着更多、更直接的联系，形式自由活泼，内容也是无所不包，突破了传统的韵文的题材范围，也突破了当时诗词偏重于表现文人身边琐事及酬唱赠答的狭隘圈子。散曲的内容十分广泛，讥时、叹世、隐逸、闺怨，无不涉及，而最多的是歌唱山林隐逸和描写男女风情之作。少数作品接触到当时重大的社会问题，反映人民的疾苦。另外也有一些写景咏物的清丽生动的作品。无论是从思想上还是从艺术上看，元散曲的成就都比同时代的诗词为高。元代前期的散曲作家以关汉卿和马致远为代表，《南吕·一枝花·不伏老》套曲质朴自然，诙谐泼辣；《天净沙·秋思》通俗平易，情景交融，都是散曲中的精彩之作。元代后期散曲的代表作家是张可久和乔吉。他们一改前期散曲的本色，而趋于雅正典丽，与词很难区别。张养浩的《山坡羊·潼关怀古》具有鲜明的民主倾向，保持了散曲的主要特征，在元曲中不可多得。

明代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朝代，统治阶级在思想文化领域实行严厉的控制，也严重地影响到文学创作。市民阶级所喜闻乐见的通俗文学如小说、戏曲等特别繁荣，而正统诗文则相形见绌了很多。以杨士奇、杨荣和杨溥为首的“台阁体”诗派在明代诗坛上统治了几十年之久，这些诗基本上都是歌功颂德、空洞浮泛之作。之后先后兴起的“前七子”“后七子”和反对他们的“唐宋派”“公安派”等都偏重散文创作。

清代诗歌是比较繁荣的。在清代有诗集流传者，至少在五千家之上，其数量之多远远超过唐宋。在明清鼎革的社会动乱之际，与当时讲究经世致用思潮相呼应，诗歌创作转向伤时忧世，遗民诗人之呼号、悲愤、励志，其他诗人之徘徊观望，黍离之悲、沧桑之感，成为清代前期诗歌的主旋律。清初诗歌从总体上说是继承和发扬了传统言志、美刺精神，反映了传统的诗歌审美特征。同时，清代诗人在继承前人成就的基础上，时常能够独出心裁，力求开辟一条新的途径，因此在风格流派上也能够不拘一格，各有千秋。如以追求空灵秀润为美境的王士祯的“神韵说”，以主张真情实感自然流露而时见机趣的袁枚的“性灵说”，以及既讲求诗法诗格等形式之美，又重视内容上合乎温柔敦厚诗教的沈德潜的“格调说”，要求外表空灵、内容质实的“肌理说”。这些主张对当时的诗坛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在近代文学史上最先表露出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文学形式就是诗歌，在创作方面龚自珍、黄遵宪及南社诸诗人都取得了较高成就。

龚自珍（1792—1841年），浙江任和（今杭州）人，他出身于世代官僚文士家庭，38岁中进士，但由于不习惯官场的腐朽和黑暗，“一生困厄下僚”，48岁辞官南归后暴卒于江苏丹阳云阳书院。

龚自珍是真正打破清中叶以来传统文学腐朽局面，首开近代文学风气的文学家、诗人。龚自珍的诗歌以其先进的思想别开生面，真正打破了诗坛的沉寂局面，他的诗不重山水、景物的描摹，而是着眼现实社会形势、抒发感慨，纵横议论——“欲为平易近人诗，下笔情深不自持”。他的诗具有复杂的思想内容，充斥着深沉的忧郁感、孤独感和自豪感，是政治思想和艺术概括比较完美的统一。从风格看基本上是浪漫主义的，就如他自述的那样：“庄（周）屈（原）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李）白始。”可见浪漫主义文学中的佼佼者屈原、庄子和李白对他的影响。他的奇妙的想象、奔放豪迈的精神以及瑰丽的文辞都显现了这种直接的继承关系，而个性形象地呈现更是使人读罢能消胸中块垒——“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龚诗的语言清奇多采、不拘一格，有瑰丽也有朴实，有古奥也有平易，形式上以七言绝句最为擅长。代表作《已亥杂诗》（350首）独创性地运用了七言绝句的形式，内容多种多样，日常生活、旅途见闻乃至思想情感均娓娓道来，历历可见，成为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自叙诗，通脱自然，具有极高的艺术成就。

黄遵宪（1848—1905年）字公度，广东人。他出身于由商人致富的官僚家庭。曾任驻日本使馆参赞、驻新加坡总领事和驻英国使馆参赞等职，先后在国外生活了近二十年。在长期的外交活动中，他受到大量的西方文明和文化的影响，最终树立了“守渐进主义，以立宪为归宿”的改良主义政治主张。戊戌变法失败后，他隐居乡里，以诗人身份终老。黄遵宪的创作方法是现实主义的。他系统地具体记录了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突出地反映了中国近代社会的严重危机和主要矛盾，因此其作有“史诗”之称。他知识广博，当时所谓新学和新世界的见闻，以及传统的历史文化，无不用来作诗。他的作品多鸿篇巨制，给人一种五光十色、博大宏深的感觉。在手法上他努力使传统的诗歌形式和内容翻出新意，使严整的韵律和散文的笔法谐和，使“流俗语”、新名词与旧格调谐和，创造了“旧风格含新意境”的诗，成为“诗界革命”的一面旗帜。

辛亥革命时期，南社诗人柳亚子、陈去病、高旭、苏曼殊等人的作品都洋溢着充沛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精神。

秋瑾是当时杰出的女诗人，她的诗作激昂慷慨，富有巾帼英雄的气概。

较之宋词，清词在发展中呈现如下特点：首先，境界更为开阔。从明清易代、天翻地覆的大变化，直至满清王朝被撼动以至被推翻，一切重大事件无不在清代词人笔下有着丰富而生动的表现。尤其是嘉道以降，外侮频仍，鸦片战争的烽火和八国联军的刀枪，都深深震撼了词人们的心灵，使他们的词作流出了饱含着血泪的前所未有的悲怆，彻底破除了“诗庄词媚”之类的旧说，从而使词成为一种在描写对象上几乎不受任何限制的抒情诗体。其次，清代著名的词家，如朱彝尊、张惠言、周济、谭献、王国维等，多为学人，他们以治经之法治词，冲击以至打破了“词为小道”的传统观念，更于诗人之词、词人之词外，增入学人之词一派，从而拓宽了词的疆域。再次，清代词派纷呈，迥异前代。自明末陈子龙创立云间词派，流风所及，主宰顺治一朝。康熙年间，阳羡、浙西二派高标并举，陈维崧、朱彝尊领袖词坛，使得“嘉庆以前，为二家牢笼者十居八九”，而浙西派影响尤大。沿及嘉庆道光年间，张惠言兄弟创立常州词派，经过周济、谭献为之揄扬，每变愈上，不仅在清代中后期占统治地位，即近现代词坛，亦每见其流风余韵。另外，不属某派而独抒性灵、自出机杼之词人，也为数众多，比如与陈维崧、朱彝尊三足而立的纳兰容若。流派纷呈，是文学创作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清词的成就于此可见一斑。同时，创作的兴盛引起了理论的繁荣。清代的词论发展到了宋以来的最高水平，其中较著名者如浙派的淳雅清空说，常州派的意内言外、比兴寄托说，下及陈廷焯的沉郁说，王国维的境界说等，都具真知灼见，发前人所未发。理论既是创作成果的总结，又推动着创作的进一步发展，二者互相促进，清词才**迭起。因此，清代词人之众、作品之多，都达到空前的程度，仅顺治、康熙两朝词人，已达2100余人，词作5万余首。

清代词人中以纳兰性德在当代影响最广。

纳兰性德（1655－1685年），纳喇氏，原名成德，后改名为性德，字容若，号饮水、楞伽山人，满洲正黄旗，是清代最为著名的词人之一，与朱彝尊、陈维嵩并称“清词三大家”。

纳兰性德词作现存348首（一说342首），内容涉及爱情友谊、边塞江南、咏物咏史及杂感等方面，写景状物关于水、荷尤多，尽管以作者的身份经历，他的词作数量不多，眼界也并不算开阔，但是纳兰性德是性情中人，落拓无羁的性格、天生超逸脱俗的禀赋，加上功名轻取的潇洒，与他出身豪门，平步宦海的前程，构成一种常人难以体察的矛盾感受和无形的心理压抑。又逢爱妻早亡，后续难圆旧时梦，以及文学挚友的聚散，使他无法摆脱内心深处的困惑与悲观。对职业的厌倦，对富贵的轻看，对仕途的不屑，使他对凡能轻取的身外之物皆无心一顾，但对求之却不能长久的爱情，对心与境合的自然和谐状态，却流连向往。因而他的词作往往直抒胸臆，尽出佳品，况周颐在《蕙风词话》中誉其为“国初第一词手”。

纳兰性德24岁将自己的词作结集为《侧帽》后更名为《饮水》，后人多称纳兰词。《纳兰词》在当时社会上就享有盛誉，为文人、学士等高度评价，成为那个时代词坛的杰出代表。他的词不但在清代词坛享有很高的声誉，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也占有光彩夺目的一席之地。纵观纳兰性德词风，清新隽秀、哀婉清丽，颇近南唐李后主。而他本人也十分欣赏李煜，他曾说：“花间之词如古玉器，贵重而不适用；宋词适用而少贵重，李后主兼而有其美，更饶烟水迷离之致。”此外，他的词也受《花间集》和晏几道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