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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篆刻艺术风格流派鉴赏(第2页)

图13-9

汉玉印制作工艺精湛绝伦,文字婉转端丽而清朗和畅,转折圆润而行笔遒劲,结字整饬而体态灵动尤注重起讫处的交待,方角锐出,丝丝入扣,俏丽生姿。如:汉玉印桓启(图13-10),用笔方起方收,线条细劲挺拔,空间布局均匀疏朗。“桓”字占地略大,“木”的两个转折处分别为方折与圆转,既避免了重复,又增加了美感。“启”字中“户”为方折用笔,“攴”转折处的竖画为斜线,且最后一笔为弧线,增强了整个印面所具有的流动、舒展的美感。圆转光整的线条与静谧的空间布置,与玉石的特性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

同时,作为汉印的特例,如封泥、印陶等,也是不可忽视的印例。因其特殊的制作流程与公用,在秦汉印的大的环境下,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图13-10

汉印给后世的印章创作提供了一种成功的范例,但也给后人戴上了一副沉重的枷锁。汉印的入印文字是缪篆,其字形方整,隶书味浓,在静穆之中求其灵动,由此决定了汉印的形式美。孙光祖在《六书缘起》中说:“邈隶形体方,与印为称,故以玉箸之文,合隶书之体,曲者以直,斜者以正,圆者以方,参差者以匀整。其文则篆而非隶,其体则隶而非篆,其点画则篆隶相融,浑穆端凝,一朝之创制也。”[3]《印章集说》说:“摹印篆,汉八书之一,以平方正直为主,多减少增,不失六义,近隶而不用之笔法,绪出周籀,妙入神品。汉印之妙,皆本乎此。”[4]从这些论述可知,由于缪篆的特点,决定了汉印的总体格局。从手工业方面来看,汉代的冶炼业较发达,为印章的铸制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奠定了汉印材质所蕴含的美感。从时代审美取向看,汉代审美是一种集体意志的反映,在个性方面较淡薄。总的特征是追求大和满,这可以从建筑、文学、书法、画像砖等方面得到证实。反映到印章艺术上,同样是大和满的审美取向。印文的方整缜密、屈曲填满、浑穆严整之美便从印文中传神出来。当然,汉私印中写意类印、凿印、古陶印等的个性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张扬,这只是特殊性,它们共同构成了汉印在中国印章上的地位。印章唯汉盛,其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为后世篆刻流派的形成和发展树立了一面旗帜。

在私印方面,与官印相比有一些变化。隋唐时期,由于钤印方式的改变,印文由阴文改为阳文,且印面增大。为了顾及印章之美,填充印面空间,采用的印文便是汉摹印篆,平正方直。

在印论上,明代祝世禄在《梁千秋印隽》序中说:“印章之作,其年尚矣。盛于秦而工于汉,其法平方正直,删繁益简,以通其宜,匠心运妙为千秋典型……云间顾氏,累世博雅,搜购古印,不遗余力,印传宇内,名顾氏《印薮》,家摹人范,以汉为师。”[7]在明代,印人们多能以汉为师,文彭的篆刻多元朱文和汉白文,以其为核心,形成了“三桥派”。明隆庆六年,顾从德与王常编著《顾氏集古印谱》,在江南一代引起强烈反响。万历三年,该谱名为《印薮》,形成了学士大夫,读印便称摹秦汉印的“仿汉热”局面。何震以仿汉凿印为基础,影响到梁千秋、程朴、胡正言等,形成“雪渔派”。苏宣仿汉铸印,影响到程远、何通、姚叔仪等,形成了“泗水派”。另外,朱简、汪关等也是治印高手。

清冯承辉在《印学管见》中尝言:“笔下不难风秀,难于古朴中仍带秀气;结字不难整齐,难于疏落中却又整齐;运刀不难有锋芒,难于光洁中仍有锋芒;竖画不难于直,难于似直而曲,似曲而直。此种种妙法,唯汉印有之。”[8]徐坚在《印戋说》中说:“今观秦、汉印中,壮如鼓剑,细如抽茧,端庄如搢笏垂绅,妍丽如春葩,坚卓如山丘,婀娜如风柳,直如挺戈,屈如拗铁丝,转折如脱刃、如折竹,密如布棋,疏如晨星,断如虹收,联如雁度,纵如纵鹰,收如勒马,厥状非一,其妙莫穷者,惟一片神行其间,以故能出于无法,臻于极法。”[9]

徐氏述汉印之美,虽是模糊性语言,但也能使我们感到汉印艺术的魅力所在。他认为汉印并不是刻意讲究所谓章法、刀法,而是在有意无意之间不自觉运用,这种有意无意之说,已把汉印的创作提升到了理论的地步。高积厚在《印述》中说:“(玺印)特盛于秦,而工于汉。汉印体裁,平方正直,朴质浑茂。其材则取诸金、玉,金之类,有凿、有镂、有铸,玉之类,有璃、有琢,流传后世者,悉可为模范,无异史家之于迁、固也。”[10]

(三)隋唐宋元官印鉴赏

经历了秦汉时期的繁荣,篆刻艺术自西晋开始走向低迷,这与三国魏晋时期动**的社会环境与少数民族的入侵是分不开的,少数民族的入侵虽然为文化艺术客观上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与创作元素,但其造成的社会动**则阻碍甚至破坏了原有文化艺术的发展,篆刻艺术同样如此。西晋至隋间,虽然篆刻艺术依然秉承了两汉以来的基本形制,但汉印中的磅礴大气,丰沛的活力已再难寻觅。这一现象,直至隋唐后才在官印制作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但相较于繁荣兴盛异彩纷呈的秦汉时期,就仿佛恒河之沙,虽独成世界但仅缀恒河之景,其艺术成就更是无法与秦汉印相企及。但就篆刻艺术的发展史而言,唐宋篆刻处在一个承上启下的时期当中,是中国篆刻艺术发展链条上不可缺少的一环。

隋唐宋时期所盛行的朱文官印,并非凭空创造,其发端于南北朝时期,北周时期的“天元皇太后玺”(图13-11)和南齐时期的“永兴郡印”(图13-12),从形制上便是唐宋朱文官印的滥觞,而北魏时期的“城纪子章”则是其叠文的源头。隋朝统一中国后,将官印定型为统一的朱文,可以说是其正式的形成期。因此,隋唐宋时期的官印实际上是对秦汉以来官印风格的继承与变革。

图13-11

图13-12

叠文形制的官印字隋代正式定型后,到了唐朝,这种印风无论在形制、数量(尽管传世的总数并不多)上,还是在艺术水平上都达到了顶峰。宋朝时逐渐衰变,派生出所谓的“七叠文”“九叠文”。这种官印风格一直被沿用至清代,但其艺术价值逐渐为呆板的程式化的形式所取代,艺术水平大大降低。

图13-13

隋唐官印(图13-13)的一个特点是尺寸明显增大,一般在5厘米至6厘米见方。另一个特点是改用朱文,这是因为南北朝后纸张代替了竹木简,废除了泥封之制,开始用印色直接钤盖在纸帛上。在纸帛上钤印,朱文的清晰醒目优于白文。又由于纸张面积都较大,以往的小印很难与之协调,印面自然也较汉魏时放大了许多。尺寸的扩大,细朱文篆体布白易失之疏散,所以隋唐以后的官印逐步脱离了汉篆风貌。为了追求章法上的匀整,对疏处以屈曲盘绕的笔画充实之,萌发了“九叠篆”的早期形态。

隋唐官印的印文仍以标准小篆为宗,篆法圆劲朴茂,结体行刀自然流畅,体势较为自由,显得拙朴生动。它既不像汉魏时代那样方正取势、印画布满,转折角度非常分明,也不像宋元以后官印那样过于追求“九叠文”形式,而是较少模式化,印的边栏也与印文基本相同,整体上协调统一,气势浑然,有一定的艺术价值。

宋代官印的尺寸也较大,这是沿袭隋唐以来官印的特点。因文多九叠篆,也叫上方大篆,九叠的“九”字在中国古代常常是代表多的意思,并非九的确数。一般小篆书体,往往有疏有密,结体不易布满。所以就把篆字笔画来回弯曲盘绕,使得四面充实,布白对称饱满,产生均匀整齐,具有装饰性的美感。另外,这种繁复重叠的印文又使人难以辨认,有防奸辨伪的作用,加上巨大的形制,配以比印文宽出三至四倍的粗边栏,显示出官府衙门的庄重整肃、森严而不容轻视的气势。另外“九”为数之终极,也有“乾元用九”的含义,以此暗示皇权的至高无上和“久远”,这种带有封建文化背景的印章形式,迎合了封建统治者的心态。所以,从宋元到明清时期的官印,一直沿用九叠篆印文。

图13-14

图13-15

宋代的官印(图13-14),字形清晰,易于辨认,从其叠篆格式看,虽较唐代进了一步,但却远未达到金元时期叠绕环曲,不留空隙的地步。这种官印本身就具有较强的艺术气质,加上当时铸印的匠师们以此为职业,在无数次的制作中,必然要发现盘曲环绕的文字的艺术美,再综合自己的审美意识,使美的东西得以升华,更有一些职位较低的官印,如“军资库印”(图13-15)等篆字极少盘曲,线条圆润浑厚、自然流畅,甚为可爱。因此宋代官印所具有的篆法自然流畅,讲究线条丰润圆通的独特风貌,蕴藏着无数工匠不自觉的审美情趣和追求,蕴藏着他们在长期实践中迸发出的艺术火花。在中国篆刻艺术史上,它完全能占据一席之地。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宋代官印的款识,其字体凿刻得歪歪斜斜,自然朴拙,有的带有明显的落刀起刀、刀锋偏侧的特征,粗细顿挫变化多端,这些出自当时工匠之手的凿款,开了印章刻款的先河,这一形式的崛起和流行,打开了边款艺术的大门,成为印章艺术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宋代官印对篆刻艺术的一个不可磨灭的贡献。

图13-16

金代官印总体上是承袭辽宋旧制,尤其对宋官印的借鉴较多,这是由于宋金对峙各占半壁江山的结果。宋朝深厚的文化、思想、礼制、工艺方面的根基,顺理成章地要影响文化气质稍弱的金人,为金人所仰慕、仿效,印章自然也不例外,故金代用九叠篆入印十分盛行,元人更是将其沿用于蒙文入印,于是,九叠文到金元时期,成为一种定制。

早期金代官印,即大定和大定以前的官印,布白整齐大方,篆法流畅秀丽,纯熟自然,典雅庄重,给人以美感,当是出于名家之手。如“汝阴县印”“勾当公事之印”(图13-16)等,这些印线条拙朴生趣,盘曲方中寓圆,绝去生硬呆板之病,印面字的笔画排叠匀满有序,却富于变化,显得疏密有致,灵动自如,打破了人们对金官印板滞的陈见,表现出较高的艺术审美情趣。

图13-17

元代官印中(图13-17),除了用汉文篆书外,还采用八思巴文入印。元官印大都为实用品遗物,非出自墓葬品。因为八思巴文是字母文字,形体简单,叠笔来回繁复,根本无法认辨。元代官印具有四个特点:第一,现有传世八思巴文官印皆用朱文(阳文),白文(阴文)极少见。第二,印面较大,印文叠绕盘曲排满印面。第三,背款皆为凿刻而成,款分左右两行排列,字体是汉字楷体。第四,风格较为近似,有千印一面之感。

综言之,大印、宽边、细线条、均匀排满印面是八思巴文官印的固定模式。从篆刻艺术角度去分析,这种成熟的官印的线条毫无粗细变化,也没有刀味和笔意,只有极度工艺化的纹饰和官印的威严,不过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而已。

(四)隋唐宋元私印鉴赏

作为实用的私印,唐宋以后,特别是到了元代,隶书印、真书印逐渐为人们所使用,并逐渐演化为最简朴的“元押”,它作为私印以极端简单的形式表现,具有独特的审美趣味。

图13-18

图13-19

图13-20

图13-21

唐宋官印相对于秦汉官印而言,已成日薄西山之势。因为官印形制单一呆板,不完全属于艺术,它所体现出来的艺术欣赏性质,只是一种不自觉的行为,而非主观上的追求。官印以外的名印、字号印、闲章,形式多样,尤其是字号印、闲章,则为宋代文人艺术家所独创,已具有相当高的艺术成就。这些文人士大夫用的印,一般仍由印工制作,但不拘泥于官印的宽边朱文,而是朱白文并举,多种风格兼容,在文字的使用上表现出很大的灵活性,容纳了大篆、小篆、摹印篆等多种字体,和官印以九叠篆为唯一标准相比,丰富多了。其中体现出这类人群的审美取向。虽然流传不多,但它对篆刻艺术的贡献应该说大得多。另外它们沿袭古人风尚,反映出对金石学与印章的关系以及对印章自身的艺术美的追求,无疑与战国、秦汉玺印一脉相承。从艺术这一角度看,它们才是宋代印章的主流。如图13-20、图13-21我们就可以明显地看出其艺术风格承袭,前者用刀自然随意,线条古朴率真,字形灵活多变,在继承了秦印玺文的基础上,又融入了平和安逸的气息使秦印玺文中原有的一丝凌厉化为一种内在的律动;后者则凝重端庄,形制严谨朴茂,布局平整饱满,完美继承汉印风貌的同时,外放的线条与波动的情感渐渐转为内敛,使人观之更加醇厚深远。这些风格上的继承与转变,说明唐宋时期的文人在继承秦汉玺印艺术的同时更加入了自己的思考,可谓流派印之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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