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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隶书作品的欣赏（第3页）

《史晨碑》又名《史晨前后碑》（图6-18），两面刻，碑通高207。5五厘米，碑身高173。5厘米，宽85厘米，厚22。5厘米，无碑额。前碑全称《鲁相史晨奏祀孔子庙碑》，刻于东汉建宁二年（169）三月。十七行，行三十六字。末行字原掩于石座中，旧拓多为三十五字，新拓恢复原貌三十六字，字径3。5厘米。碑文记载鲁相史晨奏祭祀孔子的奏章。后碑全称《鲁相史晨飨孔子庙碑》，刻于建宁元年（168）四月。十四行，行三十六至三十五字不等。

前后碑字体如出一人之手，传为蔡邕书。结字工整精细，中敛而四面拓张，波挑分明，呈方棱形，疏密有致，行笔圆浑淳厚，有端庄肃穆的意度，其挑脚虽已流入汉末方棱的风气，但仍有姿致而不板滞。笔致古朴，神韵超绝，为汉隶成熟期方整平正一路书法的典型，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明郭宗昌谓其“分法复尔雅超逸，可为百代模楷，亦非后世可及。”清方朔以为“《史晨碑》书法则肃括宏深，沈古遒厚，结构与意度皆备，洵为庙堂之品，八分正宗也”[26]。何绍基说：“东京分书碑尚不乏，大凡遇一碑刻，则意度各别，可想古人变化之妙。要知东京各碑结构，方整中藏，变化无穷，魏、吴各刻便形板滞矣”（《史晨碑》跋）。《史晨碑》笔姿平实古朴，端庄秀美，前人品评汉碑，将其归入逸品范畴，虽有拔高之嫌，然大致仿佛。加之此碑保存相对完好，无论是形态还是神态，都反映出典型的汉隶特征，是汉隶中普遍为人接受的碑刻书法，也是当时官文书体的典型风格，因而其成为汉隶入门的常用法书便不难理解了。

图6-19

《礼器碑》，全称《汉鲁相韩勅造孔庙礼器碑》（图6-19），又称《韩明府孔子庙碑》《鲁相韩勅复颜氏繇发碑》《韩勅碑》等。汉永寿二年（156年）刻，隶书。纵227。2厘米，横102。4厘米。藏山东曲阜孔庙。无额。四面刻，均为隶书。碑阳十六行，行三十六字，文后有韩勅等九人题名。碑阴及两侧皆题名。

该碑很早就受到关注，从宋代开始便有著录，是汉碑中最著名的碑刻之一。此碑不仅极具文物价值，艺术价值也极高。《礼器碑》笔画细劲，有货币文字的特征，纤细而雄健，有百炼钢化为绕指柔的功力。结构则端正严谨，具体处理则各具姿态，生动变化，峻整而不乏飘逸，既有方整刚劲的一面，也不乏秀丽委婉的一面，可谓兼收众美。究其源流，其笔法仍从篆书中来，故能得其圆劲古厚，格调之高，变化之多，结字之奇，远在《礼器碑》《乙瑛碑》《史晨碑》诸碑之上。由于书写原因，碑的前半部分尚有拘谨之嫌，后半部分及碑阴则逐渐放开，不失矩度而洒脱自然，成为该碑最精彩的部分，也使得此碑成为汉碑中的经典之作，甚至有称其为汉隶第一者，足见其在书法史上的地位。

上述三碑，整体上属于书体端庄，用笔精到，风格典雅大方一类，但每个碑的特色又很明显，三碑可以作为汉碑的典型代表。但就艺术性而言，《礼器碑》则极尽变化，结字章法之超妙也在三碑中最为突出，气息也自然和谐，可谓汉碑中的极品，所以有人尊此碑为汉隶第一是不无道理的。

（6）方圆双绝的《曹全碑》《张迁碑》

图6-20

《曹全碑》《张迁碑》历来被认为是汉隶中的圆笔、方笔的代表作，从内容看，二碑均为功德碑。

《曹全碑》全称《郃阳令曹全纪功碑》（图6-20），由曹全群僚于灵帝中平二年（185年）刻立，碑高约1。7米，宽约0。86米，长方形，无额，石质坚细。碑身两面均刻有隶书铭文。碑阳20行，满行45字；碑阴分5列，每列行数字数均不等。明代万历初在陕西省郃阳县莘里村出土，现存西安碑林。碑额不存，碑文完好，碑阴刻立碑者名五列。

汉碑中，风格娟秀而又不失古雅的代表便是《曹全碑》了。此碑笔法全为篆籀之法，线条圆润修长，有小篆的舒展，也有金文的凝重，故其笔画虽然流畅，却未失于油滑，书体虽为典型的隶书，书写却依然是篆籀古法。结字方面，字形扁平，大小匀称，横向舒展，飘逸多姿，有仙鹤亮翅，翩翩起舞之态。此碑字迹娟秀婉丽，清雅清醇，笔画长短参差变化，运笔圆转中不乏方正之姿，故虽秀丽而不软媚，圆润劲健，至为难得。另外，此碑刻工也极佳，刀法细腻，字形准确，加上石料的上乘，故虽为刻碑，而碑文的笔画线条充盈着笔意，书写感很强，可谓笔法刀法双绝。由于此碑书法平整秀美，做到了雅俗共赏，逐渐成为举世公认的隶书标准书体，后世的许多实用书法便依次为蓝本，现在的标准印刷体隶书便是《曹全碑》体。

图6-21

《张迁碑》，全称《汉故穀城长**阴令张君表颂》（图6-21），篆额，碑阴亦刻字。原石在山东东平县，现置于山东泰安岱庙。张迁碑高317厘米，宽107厘米，共十六行，满行四十二字。碑阴三列，上二列十九行，下列三行。此碑主人公为张迁，张迁字公方，陈留己吾（今河南宁陵县）人，曾担任谷城长、**阴令。韦萌等追思张迁公德，刻此石以记。

与《曹全碑》的华美迥然有别，《张迁碑》属于古拙朴素类汉碑的代表，此碑书风古茂朴厚，方劲稚拙，雄浑苍劲。也许与后期的刀加工有关，一般认为此碑运笔以方笔为主，起笔见棱见角，收笔也多方折，是方笔汉隶的典型。此碑笔画也较为厚重，表现出势大力雄的特征，笔画本身的反差也较小，尤其是隶书的典型笔画波画，不象一般汉隶有较为显见的提按，无论是过渡还是收笔，雁尾粗壮的特征都不明显。另一点，此碑结字稚拙变化，往往出人意料，给人奇异奇特的美感。此碑石质坚硬，故字迹保存相对完好，偶有字迹漫漶处，则给人斑驳沧桑的美感，结字运笔已开北碑风气。一般将北魏《郑文公碑》《始平公造像记》《牛橛造像》等石刻、造像看作是《张迁碑》风格的延续。

客观地讲，此碑书法属于不能工的行列，非不巧也，实不能也。我们看到它朴拙雄浑等等特点，恰恰是一个书法素养不高，没有受过系统书写训练的民间书家甚至是民间工匠所为。但是这种情况恰如先秦的诗歌，语言音韵技巧虽然不如后世，但情感之真切质朴则为后世所不如。《张迁碑》正是这种质朴无华的汉隶碑刻，其最大的书法艺术价值便是其天真无饰的审美追求。有了对此碑的正确认识，过分夸大《张迁碑》的艺术价值，认为它自具一格、雄视百代便有些过誉；反之，有些书家认为此碑毫无笔法，拙陋不堪，则自然是过贬了。知其所然，知其所以然，才会正确认识这个汉代名碑，也才会准确认识到汉碑的真正艺术价值。同样，受到此碑影响的许多魏碑刻石，其艺术价值也是类似的。

（7）隶法同源的《汉西岳华庙碑》

图6-22

《汉西岳华庙碑》（图6-22），通称《华山庙碑》，原石自汉迄唐宋，大致完整，后来右部损坏百余字。此碑在唐代就有拓本，但因年代久远，未能流传。

《华山庙碑》刻于桓帝延熹八年（165），袁逢刻。碑原在陕西华县西岳庙中，明嘉靖三十四年，陕西关中发生大地震，碑被震毁。今碑已毁。此碑碑文记述周至汉间，历朝祭西岳祀典，也记载了弘农太守袁逢主持修葺西岳庙的经过。后来袁氏迁京兆尹，继任太守孙璆在四年之后完成了修缮工程，并立此石碑。该碑高254厘米，宽119厘米。碑额书“西岳华山庙碑”六字篆书，碑身文22行，满行38字。碑额左右有唐大和三至四年（829—830）李商卿、张嗣庆、崔知白、李德裕、崔瑨、王式等人题名。碑右下方，五、六、七三行空白处，有元丰乙丑年（即元丰八年，1085）王子文题跋，可知此碑在唐宋时即被重视，是有名的汉碑。

《汉西岳华庙碑》为汉隶中华丽一脉的代表。此碑书写笔法已非篆籀古法，而是纯粹的隶书写法，用笔多铺毫侧锋，笔画宽扁，雁尾特征明显，波势宽阔，笔画的粗细反差也较大。字形方整严谨，结构紧凑端庄，平稳中正；其中每字主笔的夸张与强调，显现出该碑的庄严和肃穆特征，但也失去了天真烂漫的一面，代表了东汉隶书中的端正华美一路的典型风格。然因其笔法不古，导致了唐以后隶书的衰微，唐隶以下，多用楷法作隶，其始祖当算在《华山庙碑》的头上。所以，前人许多评价便不够客观公允。清代朱彝尊评此碑说：“汉隶凡三种，一种方整，一种流丽，一种奇古。惟延熹《华岳碑》正变乖合，靡所不有，兼三者之长，当为汉隶第一品。”刘熙载也说：“汉碑萧散如韩敕、孔宙，严密如衡方、张迁，皆隶之盛也，若华山庙碑，磅礴郁积，流漓顿挫，意味尤不可穷极。”[27]以上两家便过于美誉。到是翁方纲的评说较为客观：“朱竹垞于汉隶最推是碑。以余平心论之，则汉隶自以《礼器碑》为最。此碑上通篆，下亦通楷，借以观前后变之所以然，则于书道源流是碑为易见也。使人易见者，非其至者也。”[28]

（8）书而为典的《熹平石经》

《熹平石经》（图6-23），一称“汉石经”，因其碑文只用隶书一种字体，故又称“一字石经”。是我国刻于石碑上最早的官定儒家经本。汉灵帝熹平四年（175），议郎蔡邕等奏求正定六经文字，得到灵帝许可。遂参校诸体文字经书，由蔡邕等书石，镌刻四十六碑，立于洛阳城南的开阳门外太学讲堂（遗址在今河南偃师朱家圪垱村）前。原碑大部失传，现存一三角形残石，为《周易》残存。据说碑高一丈许，广四尺。所刻经书有《周易》《尚书》《鲁诗》《仪礼》《春秋》和《公羊传》《论语》。除《论语》外，皆当时学官所立。共约二十万零九百一十一字。开创了我国历代石经的先河。用刻石的方法向天下人公布经文范本的做法，自汉代创例后，又有魏三体石经、唐开成石经、宋石经、清石经先后问世。同时，佛、道等诸家也刻有石经，构成我国独有的石刻书籍现象。

刻经的目的是为了传播经书，校正传抄经书出现的舛误，完全基于实用，所以，其书法价值便在其次了。正因如此，《熹平石经》的书法自然要平正端庄，易于辨识，这使得此刻石成为汉隶成熟期方整平正一路的典型代表。刻经一事因系官方所为，书丹与勒石当然都应该是一流水平，故此刻经传为蔡邕书法。现留存的《周易》经石足以反映出此碑的书法水平。《熹平石经》结体方正端庄，字字中规入矩，书写认真精到，些无苟且，点画匀称，字字工稳，几乎达到了完美无瑕的程度。此碑用笔方圆并施，中侧锋兼用，华美而不失刚健，雍容大气，典雅庄重，有庙堂恢宏之气象。梁武帝《书评》云：“蔡邕书，骨气洞达，爽爽如有神力。”[29]知非虚誉。也不无道理。当然，由于其实用性质的限制，讲究整齐与规范，艺术表现力自然受到削弱，故也有非议之议，讥其为隶书中的“馆阁体”。实际上，其字形也有较多的变化，其格调远在唐以后隶书之上，更与明清时期风行的“馆阁体”有本质的区别。所以，《熹平石经》可谓集汉隶之大成，不但在当时被奉为经书与书法的标准样式，而且其影响及于后代。汉字字体的规范过程，尤其是楷化过程，无不与《熹平石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另外，除刻石文字外，汉代隶书也以其他方式存在，如铜器铭文（与金文的刻铸不同，汉代青铜器成字方法多为锲刻）、陶文、砖瓦文字等。

西汉早期铜器铭刻中，隶书锲刻仍受到篆书的影响，字法偏旁大量存在混用现象，且刻制粗率，并不注重形式的美观，位置、行款、大小皆不求整齐，如《新丰宫鼎铭》线条平直方折，不加修饰，尖起尖收，不求平正，字形结构简练，介乎篆、隶之间。到武帝后，铜器铭刻均已十分整齐，美观，并开始有意识的将文字所表现出的书法做为器物装饰的一部分加以创作，如《阳信家炉鼎铭》便显得挺秀优美，且笔画富有弹性，字势取横，基本上已摆脱了篆书字形的束缚。西汉晚期和新莽时期，刀凿痕迹减少，并开始出现毛笔书写的意趣。到了东汉时期，铜器铭刻开始以隶书为重，风格天然，同时受到刻石文字的影响，如《熹平六年钟铭》（图6-24），线条劲挺舒展，其书风与蜀地碑刻极为相近，已经摆脱了篆隶交混的风气，属于成熟纯粹的汉隶样式了。

陶器是两汉时期使用最普遍的日常生活器具，许多陶器上都有文字，这些文字的书写情况大致有三种：

第一，在陶器烧制好后，先用毛笔书写，然后再用凿子或刻刀进行摹刻，这一类刻字笔画精致，大小相近，往往呈现出工整规范的风貌，如《左作陶片》（图6-25）等。

第三，砖瓦文字大多使用模印的方法制成，这一类文字都刻得较重，文字笔画粗壮，且呈现出上宽下窄的特征。与铜器铭刻相似的是，砖瓦文字也是西汉时期大多以篆书和篆隶相混为主，至东汉才代之以成熟的汉隶，这与碑刻隶书的发展演变基本同步。但与汉简和碑刻文字相比，铜器铭文与砖瓦文字皆非主流文字，但其艺术趣味因其载体的特点而独成风貌，其艺术借鉴价值很高，个性特点甚至超过主流的汉碑，值得我们注意。

图6-24

图6-25

3。两汉以后隶书的欣赏

图6-26

两汉以后直至明末，隶书出现了一个长时间的没落期。汉魏以后的书法，几乎是草书、行书和楷书的天下，这三种书体迅速发展成熟，并实现了各自的辉煌。隶书虽然还在沿用，但趣味已经逐渐趋向楷化，笔法结字逐步转向庸俗。还值得一提的是唐隶，出现了徐浩、史惟则、韩择木等稍有成就的隶书书家，但格调已近俗。唐玄宗也喜欢隶书，但描摹拿捏，更是每况愈下，已经至于俗不可耐。之后直到清代金石考据学大盛，隶书才出现了真正的鼎盛局面，出现了邓石如、伊秉绶、石涛、金农、何绍基等一批隶书大家，这是汉隶之后又一个隶书艺术的高峰期。清代书家继承了两汉刻石典雅华美、庄重整饬的传统，也将汉隶宏阔、博大的审美气象继承下来，又将文人自身对天地自然的感悟以及人生的理解施之于笔墨当中，使充满金石气的汉隶多出几分文人气息。清人隶书的最大成就便是既具备了汉隶的金石气息，也将庄重的汉隶写得笔趣盎然，书写意味的加强，使得汉隶这一古老书体焕发出新的生命活力，取得了全新的审美价值。

图6-27

徐浩的《嵩阳观记》可谓唐隶的代表。徐浩（703—782），字季海，越州（今浙江绍兴）人，官至太子少师。此碑刻于天宝三年（744），高9米，宽2。04米，厚1。03米。《嵩阳观记》全称《大唐嵩阳观记圣德感应颂》，李林甫撰文，裴迥篆额，徐浩书写的是正文部分，计25行，行53字。碑今在河南登封嵩阳书院，碑阴刻有宋熙宁辛亥张琬等名家题名多处。此碑刻以《曹全碑》为主格调，点画秀丽婉媚，结字中规入矩，章法规范齐整，基本还是篆书笔法，格调上还不算太低，尚有汉隶之余韵，是唐隶中的上乘之作，然起笔偶露尖刻，已是唐人作派，格调终非高古。

汉以后隶书的真正复兴是在清王朝建立之后。从邓石如开始，清人的隶书开始直接取法汉隶，从而一洗唐以来隶书取法过低的颓势，涌现出一批隶书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