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河的电影,经常重映,或者是搞特别放映。
这一点,尤其以《胭脂扣》《情书》这两部为主,重映了好几次了。
每一次重映,少则数百万票房,多则上千万。
其中,很多都是已经看过这部电影的观众。。。
风在沙丘的脊线上打着旋,像一只找不到巢的鸟。陈屿站在营地边缘,望着那架被沙埋了半截的旧吉他??是昨夜庆典后不知谁遗落的,琴身裂了一道缝,弦锈得发黑。他蹲下身,指尖轻轻拨了一下最细的那根弦,声音嘶哑,却没断。他笑了笑,把吉他抱回录音舱,放在角落的工具箱上。那里已经堆满了待修的设备:一只麦克风罩着布满划痕的塑料壳,一台老式磁带机卡着半截带子,还有一块电池板,电极被沙粒磨得发白。
“它还能用。”晓晓的声音从耳机里传来,“只是需要调音,和一点耐心。”
“那就修吧。”他说,“反正今天也没什么事。”
其实有事。日内瓦会议后的第三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派来一名评估员,名叫伊莱亚斯,是个说话轻柔、眼神锐利的瑞典人。他已经在营地住了两天,拿着平板记录孩子们的行为模式,偶尔提问,但从不打断任何一次录音。昨天傍晚,他悄悄递给陈屿一份报告草案,标题是《非语言干预在创伤后群体中的长期效应观察》。其中一段写道:“N-114节点展现出一种罕见的‘声音自治’现象??儿童并非被动接受心理疏导,而是主动构建了一套以听觉为核心的生存秩序。”
陈屿看完,久久没说话。他知道这评价很高,但他更在意的是“自治”这个词。自治意味着独立,也意味着可能被切断支持。果然,伊莱亚斯随后提到:“总部考虑将资源向更‘紧急’的区域倾斜。你们的情况……算是稳定了。”
“稳定?”陈屿反问,“可他们还在做噩梦。”
“但他们在做梦的同时,也开始做梦了。”伊莱亚斯说,“区别在于,以前梦里只有爆炸和奔跑,现在多了歌声和对话。”
陈屿沉默。他知道对方说得对,可心里仍像压了块石头。稳定不是终点,只是喘息。而喘息之后呢?继续等下一个援助周期?还是任由“萤火”慢慢熄灭,像过去几十个类似的项目那样,在报告里留下一行数据,然后被人遗忘?
他不想让这事发生。
于是他打开电脑,调出“回声桥”第二阶段的传输日志。数据显示,《吃时间的人》已被成功接收至八个新节点,反馈陆续抵达。中非难民营的孩子们录了一段集体拍手声,节奏模仿心跳,持续整整十分钟;太平洋岛国的渔村学校寄来一段海浪与贝壳碰撞的自然录音,附言写着:“我们也在吃时间,只不过我们吃的是潮汐。”最让他心头一震的,是地下孤儿院的回应??一段长达四十三分钟的黑暗中的呼吸声,每隔七秒一次敲击铁管,规律得如同钟摆。晓晓分析后确认:那是矿道深处的时间计量法,每七秒代表一次安全确认。
“他们在用活着本身,做一首永不结束的歌。”陈屿低声说。
就在这时,舱门被轻轻推开。是莱拉,手里攥着一张皱巴巴的纸。
“有个孩子想说话,但不敢进录音舱。”她说,“她让我代读。”
陈屿接过纸条,上面是歪歪扭扭的铅笔字,句尾画了个小小的耳朵:
>“我叫玛雅,住在Z-07。
>那天房子塌了,我被埋了三天。
>我一直唱歌,唱妈妈教我的摇篮曲,
>因为救援队说,只要听见声音,就会来救我。
>可后来没人来了。
>我以为我会死,可我还想听春天的声音。
>现在我出来了,但他们说我不该再怕黑,不该半夜哭醒,不该总捂着耳朵。
>可我真的害怕。
>所以我想问:你们也会怕黑吗?
>你们录音的时候,会不会也想关灯?”
陈屿读完,喉咙发紧。他抬头看莱拉:“她希望得到回答?”
“嗯。但她不要正式节目,只想听一句真话。”
他沉吟片刻,戴上耳机,按下录音键。
“玛雅,我是陈屿。”他说,声音放得很轻,“我也会怕黑。每次雷雨夜,我都得开着录音笔,听着自己的呼吸才能睡着。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声音能证明我还在这里。你的恐惧不是软弱,是你还在抵抗的证据。你唱歌的时候,不只是为了求救,更是为了告诉自己:我还活着。所以,请继续唱下去。我们都在听。”
他停顿几秒,又补充:“下次你害怕时,可以对着麦克风数数。一、二、三……我们会陪你一起数到天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