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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明州始祖（第1页）

四、明州始祖

宋代以来，溧阳史氏开始大量外迁，到南宋时期，史氏家族的各支在各地都有一定的发展，尤其是明州史氏“极盛于宋”，达到高峰，到此，史氏家族的发展进入第三阶段。本书的重点叙述就是这支的情况。那么，明州史氏始祖是谁？它们与溧阳史氏是什么关系？它们是怎样来到明州的？这些对于研究史氏家族的历史都是十分重要的。

有关明州史氏的始祖有着各种不同的说法。

一是《四明史氏谱序》认为是史惟则率族众自溧阳迁徙到四明，他是史氏家族的明州始祖。[1]

二是《清光绪年续修藤下宗谱序》中说：“五代之际，天问公由溧阳迁吴，其子成由吴转徙四明，继继承承支属繁衍”，认为史成是明州的始祖。但是，又说：“四明史氏之有谱，始于天问公”。

三是史氏五十四世孙史积胜在《清光绪年续修宗谱记》中所说：“我史氏以周太史著姓后，由京兆而杜陵而溧阳而吴中而四明，历千余载，世次秩然。”又说：“四明之谱，创自天问公父子，忠定王作会谱记以集成。”说明史氏家族在由溧阳来四明之前确实到过吴中，但是由谁领导到四明的，是其父或其子没有详说，因此只好做出族谱是创自天问公父子的模糊解释。同样，由五十六世孙史祖寿所作的《清光绪年续修宗谱序》中说：“夫吾宗肇姓于周，发祥于汉，极盛于宋，由溧阳而吴中、而四明，派别支分，丝毫不爽”。也说明从溧阳到四明前曾到过吴中。

四是《四明续修宗谱序》的记载，其中说得明白：“吾史氏肇姓于周，发祥于汉，迨壮侯开国溧阳，遂居其地，至三十世，学士天问公讳维则，同弟从绳公讳怀则，迁隐于吴。一传而少保成公，又自吴迁四明，是为四明之始祖。”

五是由史氏五十四世孙积元所写的《清道光年藤下宗支源流序》中则更为明确地说：“吾史氏自汉一世祖崇公，以就封家溧阳，至三十世祖惟则公，由溧阳迁吴，三十一世祖成公，即由吴迁四明。”明确以史成为始祖。

六是史蒙卿的“惟肖之弟惟则”说。史蒙卿在《宋咸淳年明州史氏谱序》中提及了史氏的始祖系统，认为：“务滋有子曰惟肖，为清河令。惟肖之弟曰惟则，系万寿之子也。宋兴，游宦于东南，遂居于明之鄞邑。明州今升为庆元府。惟则公者，实明州之始祖也。蒙卿溯流则九世祖也。”

按照常理，史蒙卿是溧阳史氏的三十八代孙、迁明州史氏的九世孙，从当时与史氏家族关系上说是最亲近的。他时任迪功郎平江府教授，写序在当朝。从时间上说，1269年（宋咸淳五年）五月，离史氏家族迁至明州的时间979年，较其他人的写序时间是最接近的。就当时情况而言，相隔三百多年，史蒙卿就已感到“惧久而无闻”，深怕“旧谱残缺失次，不能考阅”而出差错，因此要求抓紧时间修谱。史蒙卿把史惟则作为明州史氏之始祖，是对的，这一说法也应该是比较可靠的。但是，史蒙卿的序中却存在严重的错误。

其一，最关键是把其中的关系弄混了。他认为：“务滋有子曰惟肖，为清河令”，这是对的。错就错在“惟肖之弟曰惟则，系万寿之子也”。如前所说，从溧阳侯的世系，史务滋属二十一世，有一子史惟肖，为二十二世；而史惟则属三十世，与史惟肖相差八世，不可能是他的弟弟。史惟则其父史守宜，字定之，为二十九世，史万寿，字乔年，是史守宜的弟弟。而史惟则的弟弟名史怀则，字从绳，是翰林院学士。史万寿确有一子，名为史彦虬，字仁彦，同属三十世。史蒙卿把这对相差八世的关系混为一谈，误将“惟”字连在一起，误以为史惟肖之弟是史惟则，他们是同辈人。这种可能由“旧谱残缺失次”而造成的错误如不及时纠正，就会使家谱“不能考阅”。

其二，是史实错误。我们还可从史务滋的经历来推断这段历史。史务滋，字体乾，宣州溧阳人（今江苏常州市溧阳县），是史惟肖之父。官至通议大夫，轻车都尉，累至内史，690年（天授元年）为侍御史、溧阳县男，属高品位官吏，《旧唐书》中有传。这时，武则天称帝，发生了一桩诬告案：雅州刺史刘行实和他的弟弟渠州刺史刘行瑜、尚衣奉御刘行感，并兄子左膺扬将军虔通，关系紧密，侍御史来子珣诬告他们要谋反。武则天时期告密之风盛行，朝廷规定：凡告密者，发给驿马，供给五品官的饮食，不管何等人物，包括农夫、樵人都可与皇帝相见。如果所言是实，可以破例授官，既使所告不实，亦不会问罪，于是告密者蜂起。史务滋本来与刘行感等没有联系，武则天下诏史务滋与来俊臣共同审理此案。史务滋见此案并无太多问题，原本是想给他们平反的，来俊臣就反过来告史务滋同刘行感关系密切，想包庇刘家兄弟。最后，刘行实等以谋反罪被诛杀。这又引起了生性多疑的武则天的愤怒，于是命令来俊臣审理史务滋。谁都知道，来俊臣原本是个贪**倚势、杀人如麻的家伙，只要落到他的手上，他就能网罗无辜，织成反状，不会有好的结果。史务滋恐被其陷害，于是以“自杀”结束了一生，[2]这一举动对于史氏家族带来了不少负面影响。

武则天是690-705年在位，到唐朝灭亡907年，相距200多年，中间经过十七个皇帝。宋朝建国在960年，与武则天去位更有255年的时间。既然史务滋自杀在则天朝，属唐朝前期；史氏来明州是北宋建国后的979年。史氏家族不可能在唐中期由溧阳来明州，这是最基本史实。史蒙卿为了从时间上找答案，于是用了一句“宋兴，游宦于东南，遂居于明之鄞邑”。让人以为唐朝中晚期、宋初之际，当时政局动**、战争频繁，而且史务滋由于“恐被陷刑”而自杀，必然受到唐朝政府的追究，因此宗族只得分虞各处避难，史氏子孙开始散居各地。这时，史惟则率族众自溧阳来到明州，成为史氏家族明州的始祖。但是，只要细细算来，从唐朝中晚期、五代，直到宋代，中间要经过八代人的经历，怎么也不可能游宦200多年。所以，史蒙卿的这种联想是没有历史根据的，也是完全不可能的。

由此，我们可以给明州史氏家族的始祖下一个结论：翰林院学士史惟则“实明州之始祖”。在五代时期，“值鼎革之际”，时局混乱，史惟则先率领家人逃难到吴，“徙隐于嘉兴思贤乡”，然后“游宦于东南”，最后定居于明州，以后娶妻生子，历代相传，成为明州史氏家族的始祖。由于史惟则与其弟都是迁吴的先行者，所以后人也有把他作为吴的始祖，同时把他和他的儿子史成都当作明州史氏的始迁祖。他的弟弟史怀则最后隐居于嘉兴思贤乡未再迁移，成为吴江的始祖；他们的族弟史彦虬最终仍留居于溧阳，继承祖业。这样，史惟则、史怀则、史彦虬就成为史氏家族的明州、吴中和溧阳三大宗族支派。

据记载，史惟则是由溧阳迁徙到吴中，再到浙江慈溪，又转至明州，最后才来到鄞县的。

那么，他们为什么选择明州作为最后落脚点呢？大概有下述几个原因：

一是明州地区旱涝不虞，自然条件好。明州地区东近大海，西至慈溪，南至奉化，北靠大海，占有江海河湖的地理优势。早在距今约5000年的海退中，当地先民们就在四明、天台两山麓的东、南、西三面形成为三个聚落群，逐渐形成句章、鄞、三地的雏型。新石器时代，在鄞、一带就有原始人类开始活动。至迟到大禹时代，“鄞”已成为确定的地名，夏禹东巡至大越，朝诸侯、上苗山，最后葬在会稽山上。此时鄞、属于会稽管辖。少康封他的庶子无余到越，称越国，鄞、为其采邑之地。正如《国语》所说：“句践之地，南至句无，北至御儿，东至于鄞，西至于姑蔑。”春秋战国时期，吴越两国争霸，先是吴国取胜，占地广百里，最终到达东面的鄞。越王句践失败后返国，“坐卧仰胆”，最后灭吴。之后，越王想将吴王夫差流放、置于甬东，君百家，吴王不愿受辱自杀。所谓甬东，“即句章东海口外洲也”。或“甬东，古地名，浙江定海县”。换言之，甬即鄞，或为宁波的旧称。“甬”的本义是“用”“庸”“镛”，指的是大钟，甬之名还源于甬山，在鄞与奉的交界处。甬之东，后即为昌国县，部分本属鄞，后为定海县。由此越国境土大为扩展，越国由此也成为五霸主之一。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越地置会稽郡，句章、鄞、三地属会稽郡。句章属“句余之山，无草木，多金玉”，[3]在余姚南、句章北，因以为名；鄞县因“有赤堇山，加邑”，[4]县东三十六里处有一山，因此而得名。隋朝时，三县曾并入句章。

直至621年（唐朝武德四年），鄞才开始单独成县，称为鄞州。后以境内有四明山，在县西南六十里。因四明山与会稽山有别，此山有四面，各产异木而皆不杂，“登陆则有四明天台”，山峰上有四穴，望之若“石窗”，即为四明之目，民众以此为吉祥之意，故此改县名为明州。此山跨越鄞、奉化、慈溪三县，主脉之外有不少支脉。738年（开元二十六年）七月十三日，政府将县一分为四，置于明州辖管。757年（至德二年）十二月二十日，唐政府再次明确其为明州。《通典》记载：“明州，东北到大海浃口七十里。”州与郡名异实同，都设刺史或太守。明州地区有山有水，有耕地，在风调雨顺年景，民众会有好的收成。

二是经济发展，对外联系频繁。明州地区除农业、手工业得以稳定发展外，还可借助地理优势，发展海上贸易和对外联系。

早在春秋时期，山东边附近“以海人持货贸易于此”进行商品交换，[5]各取所需，交易频繁，故此，后人将该地命名为县。汉时，明州地区虽由会稽郡东部都尉管辖，属军事性质机构，但是人们对外联系仍很积极。三国时，吴国孙权曾派卫温率领甲士万人，由鄞州出海至夷州（台湾）和亶州（日本西南部），由此说明早期的明州地区是最早与台湾和日本发生联系的一个联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