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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明州始祖（第2页）

唐朝时，对外开放发展到一个更高层次，中日联系极为繁盛。自630年日本第一次派出遣唐使到894年的260余年间，先后有12次之多。遣唐使分南北两路来华，北路由日本福冈出发，沿朝鲜半岛、辽东半岛，从山东半岛登陆，再由陆路赴长安；南路则渡东海，从长江口的苏州或明州登陆，再由运河北上。明州是遣唐使的登陆处。鉴真是唐朝赴日传法的名僧，他曾六次东渡，753年东渡日本成功，受到日本朝野的热烈欢迎，后成为日本律宗的始祖。鉴真第二次东渡是由明州出发的，说明当时明州对外联系频繁，已成为与日本、高丽、印度和东南亚各国通商的重要港口。

南宋政府在明州又设置提举市舶司，兼有外贸性质的任务，明州就与广州、泉州合称为古代中国的三大外贸港。海上丝绸之路也以明州为起点。

三是人杰地灵，远离战区。五代时，因后梁太祖朱温的曾祖父名朱茂琳，为避讳，字与茂字同音，遂将县改为鄞县，并移县治至三江口明州城。同时，以明州为节镇，置望海军、望海镇。这样，明州就成为军事与行政相结合的机构。望海镇离明州七十余里，俯临大海，后改为定海县（即今宁波镇海和北仑）。

977年（太平兴国二年），吴越王“纳土归图籍十有三州，而明居其一”，由此开始以文臣为知州，管理城市。北宋年间，文臣治理与整顿明州更为明显，著名的有王安石，他在管理明州、建设明州方面功绩卓著。北宋时又在明州四周修筑十个门，周边有护城河，有瞭望楼，明州在当时军事方面已有着重要意义。南宋高宗驻跸，将吴、会、明、婺各州都列为重要州郡，尤其是明州，因其“控扼海道”，就于1133年（绍兴三年）设置沿海制置司以加强管辖。南宋时，对明州城再一次进行增修，又设置明州水军，使其成为军政合一的机构。南宋宁宗即位后，于1195年（庆元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升州为府，以改元的名称庆元为府名，明州就称为庆元府。加强明州的防卫工作一直坚持着，元初，明州城墙被毁后重建；明朝时，庆元府改称宁波府，同时设宁波卫指挥司，建立宁波卫，更有了一定的军事性质。

明州在文功武卫地位进一步得到了提升，同时，却少有战事发生，离中原地区和北方战区都较远，基本上属于行政、军政与外贸的多重机构，必然成为人们避难的理想住所。史氏家族的先人们以其独特的眼光选择了明州，从当时或往后的发展看无疑是正确的。[6]

明州史氏家族在兴建过程中，逐渐获得了藤下史氏的称号。虽然宗族这一组织形式比较严格，但是史氏家族之下，在城乡各自组成相对独立的个体家庭，因为聚族形式是比较松散的，为了有利于家族的发展和聚集，就得采取一种联系的方式，这就是祠堂。祠堂是家族组织的一个标志，明州史氏家族原有一个祠堂在乡下，随着族人不断搬入城区，活动非常不便，于是决定在城郊新建祠堂。在城中居住者中夺得先声的当属史才，当时史才的居住地即在明州东郊的古藤桥旁。这样，在古藤桥旁建立祠堂、把明州史氏通称为古藤史氏也就成为大家的共识，明州史氏家族就有了两处祠堂，一处在城郊，一处在乡下。东郊古藤桥或张斌桥祠堂的主要功能，除了祭祀祖先、敬宗收族、开展家族大活动，以及联络城乡史氏家族外，还为乡下的族人进城提供一个歇脚的地方，又是外地的家族成员返归故里参加祭祀时的立足之地。之后，史浩成为南宋时期明州史氏家族中的第一个宰相，以此地位与影响，理应成为明州史氏家族的活动中心。但他家在月湖，在城中心，活动不如古藤桥附近史家祠堂方便，史氏族人也就同意继续以古藤为联络点，既方便城中人的联系，也有利于乡下的史氏兄弟问事和休息。由此，古藤就成了明州史氏家族的联络地点，这支史氏家族就有了古藤史氏之称。在古藤史氏的名下明州史氏家族又可分为藤下、东吴、鄞东下水史氏、东钱湖乡下各派，他们与藤下同属一个系统。之后，随着人口的增多，由明州而外迁者，如至宁波之象山、镇海，绍兴之会稽、萧山、余姚、嵊县、及定海诸支，“皆此数公之遗裔也”，会稽派也是其中的一支。

总之，自979年（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开始，史氏家族由江苏转浙江，明州史氏家族“以溧阳为宗”，会稽史氏是“以四明为宗”。明州史氏家族以藤下史氏的名义开始向四周发展，这个家族与其他氏族一样，都是以血缘纽带为基础组织起来的。在一个祖先的名下，同住在一个城市，或生活在同一村落，几代人、十几代、甚至几十代的子孙聚居在一起。学士天问公史惟则是大家公认的祖先，史成、史简代代相传，使明州史氏家族成为全国的一个重要支脉。[7]

史惟则，字天问，行六，为翰林院学士。唐衰，宗族分虞，遂与其弟史怀则由江苏溧阳迁至嘉兴思贤乡，后又迁至浙东慈溪，成为宋隐士。因他有“避世不屈”的坚强意志，深得富人余氏的欣赏，便将女儿许配给他为妻，生下二子，名为史咸和史成。[8]之后，再迁明州（鄞县）隐遁于月湖洗马桥巷附近，就成为史氏“四明始迁祖”“浙东之始祖”，也是溧阳分支的始祖。他曾任朝议郎，集贤院侍制兼直学士，相当于秘书职务。

史成，字阙行，是史惟则的儿子，“幼有学识，长有贤行”。979年（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为了避难，随其父由江苏溧阳徙至浙江慈溪，后转入明州月湖东洗马桥东北从事耕读，是为明州史氏的二世。他先娶陈氏，继娶任氏，共生有四个儿子。后获赠太子少保。

史简，字廉夫，是史成的第三个儿子，为明州史氏家族的三世。1035年（宋仁宗景佑二年）三月二十九日生于明州，住在明州洗马桥附近，以“端方儒雅”、孝廉而闻名。一次，来自慈溪的学者叶世儒路过史家，他是“司文章之命，握人物之衡”的甬东郡守，偶遇濒湖而居的史成家，只见家中“朴素清雅，俨乎太古遗民”，就想稍事休息一下。这时，年方10岁的史简“从容至前，长揖而待”，落落大方，非常有礼貌地接待了这位不速之客。没想到这一举动成就了一桩婚姻。叶世儒见少年知书达礼，行止端庄，就决定把自己的孙女许配给他，她就是叶氏。史简待人诚恳，侍奉继母任夫人尤其孝顺。明州（鄞县）有一习俗，端阳节时，群众以划龙舟、竞渡船嬉戏，热闹非凡。任夫人虽已年老，还是想去观看一下赛龙舟的热闹场面。当时史简家既无可依靠的背景，又是从外地迁居而来的外来户，史简只靠个人的努力谋得了一个小吏的位置，虽为官吏，家庭经济并不富裕。为了讨得母亲的欢心，史简只好质典身上穿的那件官服，以准备一些酒果，让母亲前往观看。正巧这时，太守急速地招呼史简到衙门去当差，史简因无官服，久久才能回到衙门去见太守，使得太守非常生气。同时联系先前太守受过贿赂，杖责平民之事，史简曾经对民众深表怜恤与同情，得罪过太守，更是激起了太守的怒火。于是决定找他的麻烦，罢免了他的职务。史简遭到郡守的责问，心里非常郁闷，不久因忧郁过度酿成大病，于1057年（嘉佑二年）八月二十七日病逝，享年23岁。此时，妻子叶氏正有孕在身，即后来的遗腹子史诏。

叶氏夫人，名玉英，1033年（宋仁宗明道二年）生于浙江宁波慈溪著姓，“生而端淑、知书。”她与史简的婚姻是由祖上道传公做主决定的。19岁那年，她就嫁给了史简。两人结婚6年之后，史简因经不住郡吏责骂而病卒。此时，家中四壁萧然，只有弱子幼女二人为伴，不久，小儿子又丧亡。怀着身孕的叶夫人日夜抱着幼女哭泣：“天乎！天乎！夫何使我至于斯杰耶。”叶夫人的父母设想让女儿“夺而嫁之”，但叶夫人却坚持不改嫁。她血涕瞠目地对着父母说：“既嫁矣，何再嫁也！”毅然有不可夺之志。她整日指着腹中胎儿对天祈祷，期望能为史氏生个男孩。三个月后，果然生了一个男孩。看着嗷嗷待哺史诏的出世，叶氏既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自己为死去的丈夫留下了一个希望，留下了一颗独苗，担心的是家徒四壁，无以为生，怎么才能养活全家呢？叶氏的可贵之处就是她的志气，她省吃俭用，粗衣淡食，艰苦度日，下定决心要把史诏培养成人。史诏稍长，就在夫人膝下学习，夫人常对孩子说：“读圣贤书，为文学士子皆能之。要当学圣贤行事为贵也。”这些都成了史诏一生的行事准则。以后，朝廷推行荐举德高八行义士制度，史诏的孝行与德业为乡间士大夫们所称道，大家一致准备推荐史诏。叶夫人接受丈夫先前的教训，对于小官小吏很是反感，但又挡不住众人的多次劝说，于是，她决定与儿子史诏一起出走，到东吴大涵山隐居不出。之后叶夫人更是让儿子杜门自守，且耕且读，镇定自若，不受干扰。还告诫孩子勤读圣贤书，贵行君子事，越发促使史诏“愈自刻励”，努力向上。

直到叶夫人年事弥高，家庭资产逐渐富足时，她仍然保持俭约的习惯，以至对待妯娌们行之有礼，而对仆人则严而有恩，在她家里还收养了孤女无数，直到她们成人出嫁。救人之所急，决不吝惜。之后，孙子、重孙子相继考取进士，登上高第，任职于枢密院、宰相等高官，“三孙婿皆贡士”，使她十八次受加封，赠封为冀国夫人。她“生平无疾病，华发秀美，耳聪目明”[9]，更受到人们的格外尊敬。1118年（宋徽宗重和元年）五月二十四日，叶夫人卒，享年85岁。为此，楼郁、楼钥都为她书写墓志铭，并题词：“黄卷教成遗腹子，白头亲见起家孙。”乡里据此传为佳话。在明州史氏家族的始祖中，她是最受尊敬的一位贤妇。

[1]《鄞东下水史氏家乘》卷1

[2]《旧唐书》卷90

[3]《山海经》

[4]《吴越春秋》

[5]《十道四蕃志》

[6]宁波市地方志编篡委员会编：《宁波市志外编》，又见《宋宝庆四明志》和《鄞县志》。

[7]《鄞东下水史氏家乘》卷1

[8]《鄞东下水史氏家乘》卷1

[9]楼郁：《叶太君墓志》，见《阙头史氏宗谱》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