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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门风性格寿命（第1页）

第五章门风、性格、寿命

一、门风涵养

每个家庭，乃至家族都应有自己的门风，好的门风是使家族成员具备一种积极向上的驱动力。有了这个动力，紧张关头能保持沉着，危险面前会变得勇敢，荣誉面前能谦虚谨慎，复杂境遇可保持清醒。有了这个动力，遇到诋毁会产生自信。有了如此胸怀和风范，人们能为家族增光，世代相传。史氏家族要求子孙后代以家族固有的门风作为修身养性、涵养思想的武器，并以此为依据来规范族人的思想和行为。

（一）八行垂训是史氏家族门风的基础

中国古代对于人伦要求定位在：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五个方面。史氏家族始终把对于孝道的体验、爱心的审视、长幼之区别作为人生道德义务的润滑剂，也是族规与门风的核心。

“八行”是宋朝皇帝对于男子规定的道德标准规范。史氏家族始祖、八行太师公史诏不仅努力学习，而且身体力行，在不断的摸索实践中做出过详尽的诠释，最终形成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为明州史氏家族的良好门风奠定了基础。所谓《八行垂训》，简而言之，是指“孝、友、睦、姻、任、恤、中、和”等八项内容。具体可解释为：

“孝”为百善之先，“实为百行之原”，是中国的传统美德。孝与忠一样都会贯穿于人们生活的始终。当一个人生活在与别人不同的、相互隔绝的两个心灵世界时，就很难尽忠、也很难尽孝。只有与人共生，才能忠孝两全。史氏的先祖们认为“移孝可以作忠，承先足以启后”“或致哀于殆后，或养志于生前”，把培养纯孝成性的美德，作为家族门风的重要组成部分。

善事兄弟为之“友”。要求做到“爱兄而道义相成，爱弟而有无与共”，甚至对于五服内外的兄弟们也应互相“济困扶危”。

所谓“睦者言其和而实”，换言之，不管是你亲近的族人或疏远的外人，由于“贫不能自存者”，或属于“鳏寡孤独者”，都应予以“厚赈恤之”，以利其克服困难，与大家一样和睦相处。

“姻”之为言因，即对有婚姻关系的姻族在往来酬酢之时，都要“导之以和，交之以礼”，做到教养兼至，患难与共。

所谓“任”，就是以天下为己任。但是，无恢宏之量，不能任；无刚大之气，不能任；无坚忍之心，不能任。因此，要做到“任”，就必须要有远大志向，立身行己，勇于赴义，一心一意地为众生服务。

“恤”之义为赈恤救民，周济贫乏。也就是说，要乐善好施，周济贫者，包括对于闾里中“贫乏无力读书者”的帮助，“藉以成德”。也包括为官时应“慎狱省刑”，以利于民生。

“中”为天下之本。具体地说，“不偏不倚，无过不及”是君子的中；中立不倚，以达诸事，是常人的中；刚正不阿，维持善类，是为官者的中。如果遇到“秦桧谋害岳少保”之事，就应该毫不犹豫地说“诬人求荣吾不忍为”，要敢于抵制。总之，受“中”之理，要掌握好妙时妙用，以达到最好的效果。

“和”者是由性而为之情的，喜怒哀乐都在其中。“蠲赋简静，宽和为政”，为之“和”；刑罚不施，狱讼屏息，为之“和”；蝗旱为灾，及时赈济，为之“和”；道德可怀，庄严可敬，为之“和”；总之，只有胸怀“敦本博爱”之心，时时注意“消解群疑”，才可以礼自律，使“和不循其性”而“自然将至”，以此达到家庭和睦，社会和诣。

将“八行垂训”作为史家门风的基本内涵，既是史氏祖先最初的规定，也是后人的理解，更有史氏家族的共同实践。在明州史氏家族众多子孙中，史木、史浩、史渐、史弥坚、史弥巩、史岩之、史抑之等，在执行“八行垂训”中的表现更为突出。《易经》上说“正家而天下定”。“八行垂训”在史氏家族门风的形成过程中，在史氏子孙为国家服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人认为：家族门风的主要表现是孝行、仁恕和义断的三个方面，因为“孝行是维持家族秩序的根本；仁恕是指对宗族的保护救济；义断是指对地域社会的亲自参与（包括以赈恤为主，以及指导农事、调解纠纷、保护地域等事）。有孝行的人可以保证在职期间为国家尽职尽责；有仁恕的人则可以保证行政周密，不致延误大事。有断义的人可以期待任务的圆满完成”。[1]这就说明树立正确的家族门风正是涵养严正国风的基础，宋朝的八行垂训对于后人以至现代都有借鉴作用。

（二）史浩的家族规范

人生在世的根本目的在于服务大众。利用自己一生的奉献能让别人幸福，让家庭幸福、让家族幸福，乃至让所有人幸福，这是人们必须努力去追求的。自然，当你帮助别人获得幸福的同时，你也会得到幸福。明州史氏家族拟定了《史氏家训十六则》（忠定王家训），这是史浩为延续家族良好的门风而制定的，目的在于保证人人都能遵守，都能获得幸福。

家训的第一条是“立身”。以儒家经典中“吾日三省吾身”为依据，告诫子孙们要以修身为本。因为“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说明立身与立德是一切之首。其次为立言，再次是立功，这是人们遵守人伦秩序、伦理道德“三不朽之业”的需要，也是确保史氏门风得以落实的准则。

第二条为“孝友”，以朱子的“善事父母为孝，善事兄长为弟”为准则，把孝悌、孝友作为行仁之本。第三条就是“敬祖先”，要求子孙“当以仁人孝子为法，养则必恭”“祭则必敬”，对祖先要敬重，对长辈要顺从。第四条为“睦亲族”，要求做到“患难相恤，困乏相周，丰俭多寡，唯力是视”。第五条为“敬师”，认为这是“明道迪德，恩义无尽者”，因此必须“内尽其诚，外尽其礼”。还对处理师生关系做出了具体的指导：“若子弟从师，或讲解未明，论说未透，须从容质问，不可倨侮傲慢。即师有不足，亦必缓言辞谢，不可疾声厉色，自蹈不恭。”同时，也要求教师因材施教、循循善诱、“不可以礼仪之厚薄，为课程之真伪，误人子弟，得罪圣贤”。史浩当过教师，深深懂得“为人师表”的重要，能够比较辩证地论述师生之间的关系。

在第六、七、八条中分别规定了“取友”“教子弟”“和邻里”的内容，要求做人要正直、交友要慎重；要以贤德为本，远离小人；待人要谦让，对于子弟“每事教之惜福，戒其恣肆妄动”；对于邻里要讲忍让、和睦、“和蔼宜人”。史氏家训在第九、十两章中还对女孩子和仆婢行为作出特殊规定，在“肃闺门”中倡导“男子居外，女子居内。男不言内，女不言外”的儒家观点；在“御仆婢”中，主张对于女仆要“悯其饿寒，察其勤惰，视其敏拙，别其忠诈”，规定“谨慎驯良者留之，鼓唇摇舌者屏之”。尤其要注意对女婢的个性“阴柔，尤当加以甄别”。将此作为门风要求，也是为了做到赏罚分明，以利家族稳定。

家训在第十一条至第十四条，非常重视“酬恩释怨”“排难解纷”“治家敬宾”和“施药传主”等社会问题的解决。提倡家族内应以“小恩而厚报，轻恩而重酬”待人；以反省自责孝悌友爱来化解怨情；以任劳任怨、不敢居功、“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取”等素行服人；“至于接待宾客，则以诚为主，淡薄俭素”，以显示儒者的本色；以购良药、集奇方、问疾病，关注周围乡人，施药传主，实行博施济众之举，以造福社会。在第十五条“不妄杀”中，家训引用了《礼·玉藻》中关于“君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的教义，“复还古初之敦朴”，崇儒重道，主张把节俭、安于清贫作为治家、理国之本，使上至朝廷、君主，下至百姓都能发于情、止于礼，让“仁爱之道其施无穷”。

最后，史浩以其亲身的经历、略举前言往行的实情，制定了《官箴》一条。认为“居官不敬非孝也，国尔忘家，君尔忘身，公而忘私，是之谓敬官”，倡导志存高远、光明磊落、忠诚报国、胸怀宽广。而“好货财，以官为市，染指尝鼎，剖腹藏珠，招物议而速官谤，辱父母而玷声名，亲戚羞之，乡党恶之，甚者为人所弗齿”，这种志量短浅、败坏家门的高门大闾，追求满足物质欲望的官吏，把自己变成了酒囊饭袋，它从反面提供了“居官者所当鉴戒”的实例。

这些条文对于族人有约束力，尤其对于自家的子女更有严格要求，史浩的四个儿子就是在这些家规的管束下成长的。这些规定对于家族中道德败坏、言行堕落者同样适用，要进行惩罚，甚至不准入家谱，对于违规者可以行使家法，也可以依法治理。

这些家训对于规范族人的思想、行为，以及作为处理族人之间关系的准则有着重要的作用。史氏家族就是以这些族规和家训，来加强族人修身养性、涵养思想，享受自然，享受读书。史氏家训认为修身养性应适用一切人，以这些家训、族规作为维系家族门风的保证，并在实施各项教育过程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